鸦片难道确实曾是“中国的磨难”吗？在1750-1950年，鸦片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给中国打下深深的烙印，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的象征。在其他也能看到鸦片踪迹的国家里，鸦片不过是一种更边缘化的现象。在远东地区，比如在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或马来西亚等国，中国移民当中吸食鸦片的人要比当地抽大烟的人多许多。鸦片在中国的这两百年显然已成为鸦片世界史的鼎盛时期，如今阿富汗的山区又成为鸦片发展的最新舞台。尽管鸦片在中国极为流行，但其巅峰期还是很短暂的。从吸食纯鸦片的新技艺问世时起，再到其迅猛发展的阶段，这中间仅仅相隔了几十年，鸦片的迅猛发展与19世纪的发展趋势相吻合。在1890—1906年，鸦片再发淫威，但在随后50年间很快就衰落下去了。
我们在此还是想回到那两个基本问题上，正是这两个问题决定了这段历史的轮廓：为什么从19世纪起鸦片会在中国如此流行（而非在其他地区，或至少不在同一水准上）呢？这样一种深深融入中国人生活的物质又是如何被彻底根除的呢？
要想解释清楚鸦片为何在18世纪末叶到19世纪初叶会如此盛行，没有哪一种理由是令人感到完全满意的。由于中国出口茶叶的数量巨大，当时从中国购买茶叶的英国需要平衡双边的贸易额，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有一件事值得考虑，1729年，就在雍正皇帝颁布第一个禁烟诏令时，清政府打击毒品走私的举措很不得力。虽然中国在陆地方面军力很强盛，但在海洋方面的力量却十分薄弱，外国走私势力便因此乘虚而入，借势发展起来。清政府对中国经纪人的非法活动几乎完全束手无策（要是没有这些经纪人，那些走私毒品的外国商人很难把鸦片卖掉），毫无疑问，从这个角度来看，是清政府治理不力。
尽管如此，如果市场上有一种高品质的走私商品，而需求又很强烈，但政府却无力抵制这种商品，这只是鸦片在中国获得突破的必要条件，但单凭这一点还是不够的。为什么有这么多中国人能够接受这种商品呢？这确实是需要解释清楚的事情，不过又是最难解释的。鉴于这种商品价格昂贵，国家的财富问题便由此显现出来，或确切地说是那个有支付能力的精英阶层对洋货趋之若鹜造成的。从更广泛的层面上看，就在鸦片强势打入中国之际，中国是整个亚洲最富有的国家，中国最发达的省份堪与欧洲最繁荣的国家相媲美。
不过在此还应指出中国的另一个典型特征，即科举制度，这种以考试来选拔官吏的制度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制造出一群群总也不能中举的考生，他们穷尽毕生精力，去参加科举考试。当然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们当中烟民的比例高于其他人，但是衙门里的小官吏和衙役却总是被描绘成饱受鸦片侵蚀的社会阶层。因此，还应从更广阔的角度去看待科举制度对各界民众的影响。实际上，科举制度是在鼓励这样一种基本观念，这一观念贯穿于整个社会，而且明白无误地体现在民间格言当中，比如：“无限朱门生饿殍，几多白屋出公卿。”换句话说，凭借个人才华跻身于社会精英行列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合情合理的，这一观念在中国得到民众的认可要早于西方。不过，我们还是要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这种看似通俗的观念让我们难以看到它的现代性，甚至难以看出它在19世纪初叶的新颖之处。靠仕途升迁来提升自己的价值是中国与其他种姓等级社会（如印度）的最大差别，而且与那种贵族与平民相互对立的社会结构也不尽相同。鸦片的另一个功能就是可以缓解人的失落感，只有在社会里看不到前途，或感觉升迁无望的人才会萌生出这种感觉，这就是为什么在现代社会里毒品会变得那么重要。这恐怕就是鸦片在中国如此流行的关键因素之一。
现在我们就要来解释为什么只有中国人对鸦片情有独钟。换句话说，为什么当中国对鸦片喜爱有加时，其他邻国没有步其后尘呢？这个问题被历史编年学给忽略了。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猜测，其他国家之所以没有效仿中国，说明在19世纪，中国对邻国的影响已逐渐衰落下去，而西方则呈现出取代中国之势，西方人所推行的殖民策略也让他们变得更加咄咄逼人。日本的例子特点鲜明：从1868年起，日本当局严令禁止鸦片消费。这一政令之所以能很容易地推行开来，是因为鸦片消费在日本人看来是中国落后文明的象征。从更广的角度看，大概在19世纪中叶，自“吸食鸦片中国人”的形象曝光之后，鸦片在中国就有了一层新的含义。这就是为什么在那段时间里，在华居住的外国人很少有吸食鸦片的，因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在面对中国普通民众时都有一种优越感。
至于说第二个问题，即鸦片为什么会在20世纪衰落下去，解答这个问题要相对更容易些。我们在前文看到，在19世纪末叶，中国日益崛起的民族主义再次挑起新的论战。那时这样一种观念逐渐被公众接受下来：鸦片就是中国所面临的所有问题的死结，或至少是国力渐衰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更糟糕的是，正是鸦片让中国变得落后、软弱、衰落，这也恰好是西方人所看到的中国形象，因此鸦片被人看作是一种民族耻辱，从而激起许多人的愤怒，他们在20世纪初叶把“振兴”中华当作自己的理想。这种看法一直流传至今，人们相信，解放前中国国力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鸦片造成的，鸦片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毫无疑问，从20世纪初叶，鸦片是造成国力衰竭主因的论点让许多中国人猛醒，尤其是让社会精英阶层醒悟，他们感觉应该禁绝毒品。不过，这种论点也深深地影响着国家的政治策略。民众一致认为彻底根除鸦片是振兴中华的首要目标，基于这样的共识，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先后掀起三场禁烟运动。第一场禁烟运动就是自1906年推出的十年禁烟计划，这场运动的冲击力十分强大，其效果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推行六年禁烟计划（1934-1940）之后的十年当中，毒品一直是非法的。这两场运动为1952年向鸦片发起的总攻铺平了道路，而共产党对社会各阶层前所未有的控制，是这场总攻取得决定性成果的根本保障。
民众的抗议是导致鸦片消失的第三个因素。禁烟宣传可以被看作是这类抗议活动的典范。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当中，禁烟宣传运动成功地刻画出烟鬼的模样：一个衣衫褴褛、瘦弱不堪、皮包骨头的穷光蛋。毫无疑问，这种丑化烟鬼的宣传取得巨大成功，同时很快让社会精英们对鸦片失去了兴趣。所有烟民都因吸毒而变得贫困，因此从1906年起，对鸦片的痛斥变得更加猛烈，用禁烟宣传运动所推介的模式来改变社会现实。
有一点人们从未明确地强调过：鸦片之所以能很快销声匿迹，更多的是因为在19世纪末的民族主义者看来，鸦片代表着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他们希望不惜一切代价来彻底根除鸦片，而不完全是因为鸦片给社会带来可怕的灾难，这种灾难或许让人感觉鸦片到了必须被彻底铲除的地步了。
尽管如此，有一点也是不容否认的：鸦片曾是一种极其重要的现象，它在两百年间深深地影响着整个中国。对鸦片在政治、经济、人文等方面进行彻底清算的时候已经来临。
在整个19世纪，吸食鸦片的人越来越多，从政治角度看，难道这是中国衰落的主要原因吗？当时的行政官员们似乎都认为，鸦片正是造成国家崩溃的因素。尤其是鸦片被认为是腐败的温床，是削弱部队战斗力的罪魁祸首，是让衙门官吏懒政的元凶巨恶。然而，早在18世纪末叶，帝国官僚机器就已经开始运转不灵了，鸦片并不应被认作是唯一的元凶。鸦片只是对一小部分清军产生过影响，但影响的程度还是略有不同。有些官员确实想贪婪地从鸦片贸易中谋取私利，他们当然是受捞取好处的私欲所驱使，但地方税收长久不足，他们只好利用非法手段去弥补，而鸦片只是这类非法手段的其中之一罢了。从19世纪中叶，鸦片甚至成为犯罪团伙的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其中最大的犯罪团伙就是青帮。因此，在19世纪上半叶，鸦片渗透到各个领域，带来不良影响，这恰好是国力衰落的症状（尤其是国家无力去制止鸦片消费，甚至无法禁止官员和将士吸食鸦片），而非是国力衰竭的原因，只有这样去看待鸦片才显得更合理。
然而接下来，鸦片的作用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它甚至一度扮演着增强国力的角色。从19世纪50年代，鸦片被用来增加税收，与此同时，它还用来资助与税收相关的项目。少数民族在边远地区种植罂粟之后，也能出产一种可以卖得出去的商品，不管它是好还是坏，它毕竟加快了少数民族融入中华大社会的进程。还有另外一种现象也加快了这一趋势：在禁烟运动推行禁种罂粟时期，有些汉民为躲避严厉的禁种政策，便跑到少数民族地区，他们来到这里之后，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无形中也为中央政府后来更好地控制这一地区奠定了基础。在20世纪30年代，正是禁烟斗争让国民党完成一统大业，这场斗争让国民党得以动员民众，并将民众召集在其麾下，从而巩固了国民党在中国的合法地位，并让民众接受蒋介石的个人权威。对于巩固中央政权，掐断军阀的鸦片收入来源，六年计划是一件极为有效的武器。
鸦片问题也有出人意料的后果，那就是突然冒出一个平民社会阶层。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当中，禁绝鸦片的问题（或确切地说，是为鸦片制定的限制性规定，因为所有人都相信鸦片必须彻底禁绝）在全国范围内一直是各方争论的焦点。异军突起的报界显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像《申报》那样的报纸上，读者会看到长篇专题文章，论述鸦片的影响，以及所应采取的对策。然而，那些枯燥乏味、絮絮叨叨的文章却不会改变这样一个事实：有些人已经习惯于就某些公众感兴趣的话题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甚至大胆地抨击当局所采取的决策。从19世纪80年代，民间禁烟组织就已在广州崭露头角。而在1906年，清政府甚至鼓励民间成立禁烟协会。当地的士绅对能亲身参加禁烟运动而感到非常高兴，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去响应清政府的号召，而这类民间协会的结构也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态。所有人都可以参加这些民间组织，而它们的内部结构也显得格外民主。在民国时期，和其他民间协会一样，中华国民拒毒会也都具有这些特性，但与其他协会所不同的是，拒毒会代表着遍及全国的公众力量，在批评国民党有关禁烟政策时，公然与国民党对抗（有时表现得极为勇敢）。由于这个毒品激起各界民众的极大敌意，它不仅是执政当局所掀起一系列运动的抨击目标，而且还成为促使民众出谋划策的动力。
从印度进口的洋药给中国带来巨大的贸易逆差，尤其是在19世纪上半叶，贸易逆差数额巨大，这就是鸦片所引起的经济后果，也是人们反复说起的经济后果。由于白银流失而引起银币短缺，并造成通货紧缩的后果，这一后果确实危害不浅，即便这个过程仅持续了几十年。罂粟和其他农作物抢占耕地，这也是不应忽视的后果，因为它给中国局部地区的农村经济带来深刻的影响，甚至引起或加重了当地的饥荒。不过，这一现象引发的另一个结果就是，这些地区往往被融入到区域间贸易渠道当中，促进了全国经济一体化。虽然拿出证据证明鸦片销售渠道的重要性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要想确定这些渠道的作用还是很难的。尤其是，鸦片是否给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这还真的很难说。不管鸦片究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其作用或许并没有那么重要。
从1842年，中国被迫签署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并向外国开放了部分口岸，在不平等条约各项条款的作用下，毒品得以让财富快速积累起来，由此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正是鸦片交易的利润给香港带来今天这一繁荣景象，鸦片利润也同样让上海脱颖而出，如今上海已跻身于世界大都市的行列。
如果对鸦片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显得十分棘手的话，那么对其在社会方面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价就更加难了。
在一段时间里（1860-1910），鸦片成为社会成员亲密交往的工具而被人接受下来，烟馆也由此成为朋友们时常约会的场所，若送给他人一支烟枪，则被看作是殷勤客气的表示。即便如此，正如我们在前文论述的那样，从社会和地域层面上看，鸦片在精神上给人带来的影响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在描绘烟毒所造成的凄惨场景时，抨击鸦片的人往往将其攻击目标放在遭受烟毒侵害的重灾区，比如北方几个省份里的“鸦片村”。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避开这个人间灾难的幽灵，因为鸦片并未阻止人口的迅猛增长（只有19世纪中叶除外，那时农民起义使人口增长停滞不前，尤其是在华中一带）。
正如我们所阐述的那样，并非所有的烟民都是禁烟宣传所描绘的那种穷困潦倒的人。所有能控制鸦片消费量的烟民，虽然把钱花出去了，但却没有遭受任何严重的损害。在不损害身体健康，不危害家庭物质条件的前提下，鸦片给烟民增加了多重感受，让他们的生活更丰富、更惬意。
然而，滥用鸦片的现象确实存在，而且在两百年间给千百万中国人的身体健康带来损害。然而，即使说起这个话题，在评判这个毒品所产生的影响时，高估其对健康造成的损害，或许也不过是一种过时的做法。因此，在1836-1838年，对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的清廷命官无时无刻不在关注这个问题的焦点。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人们确实越来越关注烟民的健康，然而这不过是在西方人影响之下所采取的举措罢了。
然而这却促使我们重新考虑鸦片消费的问题，并用心去思考21世纪初发达的医疗事业所取得的成果。
比如，1900年的一位中国苦力该是什么样子呢？他可能会染上各种传染病（比如肺结核），这些疾病很有可能在其正当英年之时就夺去他的生命，他只能去过一种艰难困苦的生活，没有钱去成家，甚至连成家的奢望都不敢有。对于一个拼死拼活卖苦力的人来说，忠告他“注意身体”又有什么意义呢？吸食鸦片可以减缓他的疲劳，有助于让他恢复体力，这短暂的时刻就是他每天的希望，让他能活下去。这些不幸的人从毒品里获得慰藉，并将痛苦抛在脑后，这不正是他在一天当中感觉最惬意的时刻吗？他们当中有些人也坦言承认这一点。对于一个生活本身就是痛苦的人来说，选择一种短暂、直接的乐趣是完全正常的（我们还是应该敢于把这样的话说出来），而且是合情合理的，而不应为了一个不切实际，甚至茫然的未来，而牺牲这一乐趣。
因此，从人文层面对鸦片进行清算，不但要考虑有些人是如何利用鸦片的，还要考虑他们是如何看待其价值的。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但要考虑鸦片确实有坏的一面，如致人死亡，引发出许多人间悲剧等，而且还要相信它曾给烟民带来乐趣，有时甚至带来慰藉。
（本文摘自包利威著《中国鸦片史》，袁俊生译，中国画报出版社，2019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