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扬本国发明家是现代国族主义（nationalism）的重要特征。这种发明沙文主义就像国族主义一样是种全球现象。博物馆里负责本国传统的馆员高估本国发明家的重要性、过度强调和国族（nation）的关联、夸大首创的重要性。在20世纪60年代有位法国人对美国人说：“我们法国没有用巴斯德消毒法来消毒牛奶，但是我们拥有巴斯德。”胡安·德·拉·谢尔瓦（1895—1936）受推崇为西班牙最伟大的发明家之一，虽然他发明并研发了旋翼机（autogiro，一种机翼会旋转的飞行机器，有点像直升机），但他却是在英国创业。另一个例子是拉迪斯劳·荷赛·比罗（1899—1985），据称“毫无疑问是阿根廷最伟大的发明家”。然而拉迪斯劳·荷赛·比罗是在匈牙利发明了又称为比罗笔（Biro）的圆珠笔，他在1938年移民离开这个日益反犹的国家。苏联在最为国族主义的时期，以能够为许多重要科技找到俄国发明家著称，并宣称亚历山大·斯塔帕诺维奇·波波夫（1859—1906）发明了无线电。
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半斤八两地嘲弄其他国家夸张的科技国族主义。但是这些国家却有着同样夸张的国族主义在起作用——很少有英国人知道雷达、喷气式发动机甚至电视并非英国独创的发明。富裕世界伟大的科技馆，像是伦敦的科学博物馆、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Deutsches Museum）及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博物馆（Smithsonian Museum），并不是彼此的复制品或互补，而是彼此在某种意义上的竞争者。由于这种对国族发明能力的强调，人们特别倾向用发明和创新来讨论国族和科技的关系。
史密森尼博物馆
科技国族主义还有其他的形式，例如宣称某某国家最能适应科技时代。创造出适合科技时代的新国族身份，这种事情在世界各地都在发生。几乎任何的国族都有知识分子认为自己的国族最适合“航空时代”。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的作家宣称：有活力又有美感的法国人特别适合当飞行员。希特勒认为空战是种特别德国式的作战方式。牛津大学的英文教授沃尔特·罗利爵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空战的官方历史学者，他宣称：“（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拥有一批性情特别适合在空中工作的年轻人，其教育使他们能够大胆冒险——这就是英格兰公学（Public School）的男孩。”苏联创纪录的飞行员被称为“斯大林之鹰”，他们被刻意联结到“新人类”（New Man）及斯大林本身。俄裔的飞机制造者与宣传家亚历山大·德·塞维尔斯基宣称：“美国是天生的空中武器大师……比起任何其他民族，美国人都更是机械时代的原住民；空军是美国式的武器。”
不过反面的问题也同样重要：认为其他民族有着自己所欠缺的惊人科技能力。例如，英国先是觉得德国在科技上做得比较好，接着是美国和苏联，而最近则是日本；总是有个国家是做得最好的。林白在1927年飞越大西洋，因此欧洲和美国都赞扬他是美洲活力的证明。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员都在“斯大林之鹰”身上看到苏联社会的优越性。法西斯主义者，甚至某些反法西斯主义者都认为纳粹德国和意大利是最适合航空的国族。不久前人们还广泛认为日本是最专擅于电子时代的国族。单独来看这种说法貌似合理，结果就误导许多人以太过国族主义的方式来思考科技；但是整体来看，这些说法互相矛盾。
科技国族主义认为研究科技的分析单位是国族：国族是发明的单位，编有研发预算，拥有创新文化，传播与使用科技。科技国族主义者相信，国族的成功有赖于他们在这些方面的成就。这种科技国族主义不只隐含于国族科技史中，同时也存在于许多政策研究中，例如“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将特定的科技联结到特定的国族：认为棉纺织品和蒸汽动力是英国科技，化学是德国科技，大量生产是美国科技，消费电子产品则是日本科技。尽管这些国家在所有这些科技领域其实都很强。
日本的电子废弃物
另一方面，我们把焦点特别放在通信技术的科技全球主义，而且不断地重复所谓世界正在变成“地球村”的这种想法。这种老派的观点认为：随着新科技的全球化，国族就快要消失了。这种观点宣称蒸汽轮船、飞机、无线电及最近的电视和因特网，正在创造一个新的全球经济与文化，而国族至多只不过是科技全球主义借以运作的临时工具罢了。
国族的重要性是科技国族主义无法掌握的，科技全球主义则对国际与全球面向为何重要茫然无知。政治、跨国公司、帝国与种族也是形塑科技使用的关键因素，这些因素用复杂且不断变化的方式跨越国族与国际的界线。国族与国家是20世纪科技史的关键，但其重要性并非常人所理解的那般。
科技国族主义
相较于表面看来较不意识形态化、较能为人所接受的自由主义与国际主义观念，国族主义这个意识形态在20世纪被视为是种偏差的观念。国族主义常被视为是意识形态的倒退，就像军国主义一样，也被认为和军国主义有关。它是所谓远古血缘连带的骚动，是来自过往的危险风暴。人们不会用正面观感来看待国族主义和科技的联结，而这不令人意外。西方分析者使用科技国族主义一词时，主要是用来谈日本，现在则是用来谈中国，用来描述一个潜在甚或实际存在的危险事物。
认为科技国族主义只适用于这类国家就大错特错了。几乎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对科学和技术的看法都非常国族主义，20世纪中叶尤其如此。国族主义不只存在，而且在不同国族都很相似。尽管国族主义的要义在于国族的独特性，但每个国家在相同时期大多同样有国族主义。厄内斯特·盖尔纳对国族主义提出过一套解释。对盖尔纳而言，面对工业化与全球化的现代世界，国族主义是种适应方式，那是对全球现象的全球反应。盖尔纳的看法如下：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教育、官僚、信息与传播至关重要，若因语言或文化障碍而与之隔阂，将带来无法承受的代价，因此这些功能必须以人民所使用的语言来执行。国族主义是一项新的事物，是现代性不可或缺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国族主义并不是一种逃避全球化的现代世界的方式，而是既能参与这个世界又能够保持个人尊严的方式，事实上国族主义创造了个人得以参与这样的世界的能力。
国家创新与国家经济增长
国家经济与科技的表现取决于国家发明与创新的速度，这样的假设隐含了一种极端而广泛的科技国族主义。这种论点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的美国，为了鼓吹由国家来支持研究而提出了标准的市场失灵论（market failure argument）。其论点如下：由于外人和出资者同样可以享受研究的成果，因此社会中的个人不会愿意提供充裕的研究经费。这是著名的“搭便车”问题。市场失灵了，因此政府应该介入，提供研究经费，研究的成果则会让所有人受益。当然早在这套论点提出前，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就已经在资助研究了，而且因为许多其他的理由也会继续资助研究。然而，只有当每个国家都处在孤立于其他国家的封闭系统中时，这样的论点才能成立。因为搭便车的问题同样会出现在政府之间——为何印度政府要出钱资助巴基斯坦人或美国人也能利用的研究呢？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主导了全世界的研发，因此可视为一个封闭系统。
国族科技。甘地在手纺车旁阅读简报——手纺车是印度国大党的伟大象征。甘地推动“由大众生产”（production by the masses）的运动，手纺车因而在20世纪重新引入印度。
这种不言明的科技国族主义，亦可见诸另一个支持国家资助研究（与开发）的论点。这一论点主张，如果想要赶上富裕国家，国家就要有更多的发明与创新；如果不能做到这点，该国就会沦落到最贫穷国家的水平。分析者如果质疑国家研发，甚至会被指控为毫不在乎国族将沦落到保加利亚或巴拉圭那般田地。这样的论证经常宣称，发明和创新在其他国家具有极大的重要性，然后开始提到英国、印度或泰国的研发经费要比美国与日本少很多。因此西班牙人抱怨，西班牙的发明占所有发明的比例，远低于西班牙人占全球人口的比例，甚至比西班牙生产占全球生产的比重还低。然而在这样说的时候，西班牙比较的对象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而不是整个世界。
这种以创新为中心的科技国族主义认知是科技国族史的核心。历史学者和其他人都认定，德国和美国在20世纪初期的快速发展来自快速的国家创新。他们也论称英国的“没落”（也就是经济增长迟缓）必然和低度创新有关，事实上这一“没落”本身就被当成是创新无能的证据。以最近一本谈创新与经济表现的书为例，它的章节编排方式很典型地以国族为基础，对于研发支出规模仅次于美国的日本，其近来的经济表现与其庞大的研发支出不成正比这一情况，表示出相当的惊讶。20世纪90年代大为盛行这种粗糙的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它宣称研发投资带来全球与国家的经济增长。
此种研发中心论的观点很有影响力，尤其是国族主义的版本，以致所有的反面证据都遭到忽略。在20世纪60年代我们就已经知道，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和国家在发明、研究、创新与开发上的投资并无正相关。有很多创新的国家并没有发展得很快。就以意大利和英国为例，这两个国家在1900年的时候很不一样，但到了2000年则没有那么大的差别。意大利的人均产出在20世纪80年代超过了英国，意大利人称这个震撼为“超越”（il sorpasso）。一般认为这两个国族性格极端不同，但现在其国民平均所得却达到相同的水平，这点在两国都引起了注目。意大利的研发支出要比英国少很多，结果却变得比英国还要富裕，这在科技国族主义的世界里是不可思议的。意大利的科学家、工程师与政策研究专家，长期以来都在抱怨意大利不是个伟大的创新中心，诺贝尔奖得主很少（其中一位是因研究塑料聚丙烯的聚合作用而得奖），而以富裕国家的标准来看，其研发经费相当低。英国的科技政治是如此奇特，甚至有人宣称意大利的研发经费其实比英国还多，以便掩饰这个难以解释的现象。但却没有人愿意承认，意大利只花这么少的研发经费就变得和英国一样富裕，是令人赞叹的成功。
必须强调这不是个独特的例子。就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增长率而言，西班牙是欧洲经济体当中最成功的国家之一。然而西班牙花在研发上的经费还不到GDP的1%，工业与科技的历史纪录还不如意大利：西班牙是一个“没有创新还能进步的科技系统”（Sistema tecnol ógico que progresa sin innovar）。世界史上最快速惊人的经济增长出现在一些亚洲国家或地区，像是马来西亚、中国台湾、韩国，以及最近因其规模而最为重要的中国。当中国发生大转变并将其制造业产品营销到全世界时，相较之下远为创新的日本经济却陷入停滞。此外，近几十年来富裕国家的研发经费增加了，经济增长率却低于长荣景时期。
还可以再举出此种吊诡现象进一步的例子：苏联和日本这两个国家在20世纪都经历了持续的超快速发展，研发支出也都很高。苏联的例子特别令人震惊，20世纪60年代晚期的研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2.9%，和美国相当，在70年代早期比美国还高。就总体数量而言，苏联从事研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在20世纪60年代末超过了美国，这使得苏联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研发人力。然而一般认为，苏联对现代产业一点新贡献都没有，虽然这种看法可能有点不公平。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表现比苏联好，可是一般也认为其创新纪录和巨大的研发支出不成比例，虽然这种看法可能也有点不公平。
我们要怎么解释这样的现象？有通则吗？首先，大致的通则是富裕国家研发经费占其产出的比例，要比贫穷国家来得高。这点也有例外：例如意大利变得富裕，但研发支出却很低；苏联非常贫穷，研发支出却要比富裕国家来得高。其次，这样的关系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富裕国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财富增加的速度变慢，研发支出占国家收入的比例则保持停滞，有些国家甚至下降。第二个直觉性的通则是，富裕国家不是快速发展的国家，当然这个通则也有重要的例外。经济增长缓慢的国家已经相当富裕；20世纪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是贫穷的国家，通常花在创新上的经费很低。把这两个通则一起考虑，我们的结论是，富裕、经济增长缓慢的国家要比经济快速增长的穷国支出更多的研发经费。
为何科技国族主义关于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假设无法成立呢？创新与使用之间的关系绝非直截了当，创新与经济表现的关系也是如此。然而，科技国族主义预设了一个国家所使用的东西是来自自己的发明与创新，或至少具有创新能力的国家，在其创新的那项科技上会率先取得领先地位。然而，科技发明的地点并不必然会是早期使用的主要地点。以汽车为例，内燃机汽车在德国发明，但是汽车产业出现的前二十年，德国并不是主要的汽车生产者。在1914年之前美国是汽车的主要生产者，而接着数十年间德国汽车使用的普及率低于其他的富裕国家。动力飞机是美国莱特兄弟1903年的发明，但是到1914年，英国、法国与德国都拥有更大的机群。接下来我们会谈到，摄影和电视也是这样的例子。
莱特兄弟
更重要的是，国家对科技的使用很少依赖国内的创新。大多数科技是跨国共享的；一个国家从国外取得的新科技远多于自己发明的科技。意大利并没有重新发明其所使用的科技，英国也没有。就像世界上每个国家一样，这两个国家都共享来自全球的科技。只要看看你周遭的东西，问问它们源自何处，就能清楚看出这一点：全球任何地方使用的科技，只有很小的比例是当地发明的。要说整个苏联历史中使用的75种主要科技，只有5种是苏联自己发明、10种是苏联和其他国家共同发明的，这种抱怨并不公平。必须说明比较的指标，并且认识到大多数国家使用的科技当中，本国发明的科技所占比例很可能大致相当，即便最富裕且最有创造力的国家也是如此。
科技分享的概念很重要，然而，它在20世纪的历史重要性却遭到忽略，这是因为我们用科技转移这样的概念来思考科技跨国的移动——科技从领先国转移到其他国家。科技转移这个术语首先是用来描述现代科技如何出口到贫穷国家的，但这种转移的重要性远低于富裕国家之间的科技移动。在20世纪法国和英国双向的科技移动，要比英国跟印度之间的科技移动来得重要多了。这并不是要否认科技跨疆界转移的重要性。事实上，20世纪全球经济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某些国家技术水准的趋同。就各种经济指标而言，世界上的富裕国家要比在1900年时来得更为接近。这些国家借取彼此的科技，或许都从同一个水平最高的特定科技领导者借取科技。意大利、西班牙、日本和苏联及现在的中国，都曾大规模仿制外国科技，这是其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之一。
富裕国家趋同的故事当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案例。美国的生产力在19世纪不只赶上了欧洲，甚至超越了欧洲。美国在整个20世纪保持领先，甚至其20世纪中期的生产力是欧洲工业巨人的2倍。美国的领先地位并不是来自其“纯粹科学”甚或“工业研究”方面的主导地位，1900年美国在这两个领域都不是领导者。有些历史学家宣称美国的独特性在于其生产科技，这也是其创新特别突出的地方，生产科技带来了大量生产。可是支持美国在这一发明领域具有中心地位的证据，并不像国族主义分析美国科技的说法那般有力。事实上，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有着惊人数量的科技窍门是从欧洲跨越大西洋流入美国。然而到了20世纪中期，不论就任何标准而言，美国明显是工业研究与创新的领导者，主导了全球的生产与全球的创新。就此而言美国全然是非典型的，正是我们所期待的那种科技来自国家内部创新的例子。或许只有在二战后的美国这个特殊例子这里，才能见识到本土创新的产物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许多研究显示，美国的创新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增长——但相信这点可以适用到其他的国家却是错误的，而相信美国经济增长率特别高也是个错误。
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或许是：全球性的创新或许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但这点并不能套用到特定的民族国家。既然国内的创新并不是国家技术的主要来源，那么国内的创新和国家经济增长率之间没有正相关也就不足为奇了。富裕国家彼此之间以及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全球科技分享是常态。那么我们是否该抛弃科技国族主义而采取全球性科技的视角来思考呢？
科技全球主义
科技国族主义是思考20世纪的科技与民族国家的核心预设，然而科技全球主义却宣称全球才是关键的分析单位，它经常期待科技会消灭掉民族国家这个其眼中的过时组织。大部分的科技全球主义都是以创新为中心，许多的全球史、信息社会大师的推想、还有许多关于科学与技术的预言说法，都是以这种科技全球主义为核心。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都在宣称这个世界因为最新科技而经历了全球化的过程。
汽轮、火车与电报在19世纪晚期抵达并穿透世界上的许多角落，因此有理由说世界比过去有了更多的联结。然而，在更新一点的科技出现时所提出的全球化主张，却忽略了过去这些科技，因此20世纪20年代亨利·福特在《我的工业哲学》（My Philosophy of Industry）一书中宣称：
人们用传教、宣传与文字做不到的事情，用机器做到了。飞机和无线电超越了所有的疆界。它们毫无挂碍地穿越地图上的虚线。它们以其他系统做不到的方式将世界联结在一起。电影的普世语言、飞机的速度以及无线电的国际广播节目，很快就会让世界能够完全彼此理解。因此我们可以预想一个世界合众国（UnitedStatesoftheWorld）。它最终必将来临！
对亨利·福特而言：“飞机与无线电将对全世界发生的作用，就如同汽车对美国所起的作用一般。”二十年后加拿大一战空战英雄与空军元帅比利·毕晓普宣称：“马和马车发展出纯粹的地方文化。火车和汽车则发展出国族主义。”问题当然是什么时候是火车和汽车的时代，而这种以创新为中心的说法却忽略了上述问题。毕晓普认为随着飞机的出现，必须“建立起世界文化，一套关于公民责任的世界性观点……飞行时代必须带给我们全新的公民概念、国家概念与国际关系概念。”人类必须在“和平之翼或死亡之翼”间做选择。
韦尔斯是这种思考方式的大宣传家之一。在《未来的事物：终极革命》（Shape of Things to Come: The Ultimate Revolution）一书中，飞行员为受到战争摧残的世界带来和平与文明。韦尔斯想象1965年在伊拉克的巴士拉（Basra），会有一场由科学家和工程师召开的会议。会议由交通联盟发起，集结剩余的飞机与船只，并且以飞行员的基本英文（Basic English）为官方语言。该联盟统一控制所有的空中航道，并有一支空军来确保和平。使用的货币是“飞元”。空中与海洋管制以及空中航道与海运的警察，都隶属于合格会员所组织的“现代国家协会”。在1978年面对重新出现的民族国家政府的反抗，他们决定施放和平气（Pacificin）加以镇压。韦尔斯不是唯一提出这种想法的人。20世纪30年代初期有各式各样设立“国际空中警察”的建议，这种想法一直延续到40年代，内容通常是建议英国人和美国人来担任国际警察。近年来这类科技全球主义的主角则包括了原子弹、电视，尤其是因特网。然而正如我们所见识到的，其实国际关系的关键通常是较为古老的科技。今天的全球化有一部分是来自极为廉价的海运和空运，以及通过无线电和电缆进行的通信。
知识较为丰富且有历史意识的评论者无法容忍这类说法。乔治·奥威尔在1944年就注意到这些说法的重复之处：
最近读了一批乐观得肤浅的“进步”书籍。我很惊讶地发现人们自动地重复某些在1914年就已经相当流行的说法。其中两个最受欢迎的说法是“抹平距离”和“疆界消失”。我记不清有多少次看到像是“飞机和无线电克服了距离”及“世界所有的地方现在都互相依赖”了。
然而，奥威尔批评的不只是这里的历史失忆症。他宣称科技与世界史的关系其实大不相同。他说：“事实上现代发明的效果是助长了国族主义，让旅行变得困难许多，减少了国与国之间的沟通方法，以及让世界各地变得越来越不依赖其他地方的食物与制造业商品，而非更加相互依赖。”他想到的是1918年之后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他的论点不只可以成立，而且强而有力。
伟大的全球贸易时代在1914年结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贸易停滞衰退，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全世界的民族国家都变得越来越自给自足。比起20世纪初跟20世纪末，20世纪中期是一个很不全球化的时代。当时出现了深刻的国族化。当时也出现了强大的力量要让政治帝国变成贸易集团，其程度是前所未见的。以创新为中心的政治史认为，19世纪与20世纪初是国族主义的伟大时代；帝国主义的时代则是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然而，在20世纪30—50年代，帝国内部的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例要高于新帝国主义的开创时期。国族主义在20世纪中期的重要性至少不低于从前，而且正如奥威尔注意到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家经济政策是自给自足，而科学与技术则是自给自足的主要工具。他特别指出飞机与无线电对这种新而危险的国族主义有强化作用。换言之，天真的科技全球主义眼中相互联结的世界，其核心科技实际上是新的国族暴政工具。
我们可以比奥威尔更讽刺地倒转以创新为中心的科技全球主义宣传。因为许多被认为在本质上会促成国际化的科技，其实起源和使用都是非常国族的。无线电起源于军事，和国家的力量有紧密的关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无线电的发展和海军密切相关；事实上，全球首屈一指的无线电制造商马可尼公司（Marconi Company），其最大的客户是英国皇家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无线电和军事仍旧关系密切，例如，美国无线电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RCA）就和美国政府紧密结合。
更惊人的是即使在和平时期，飞机主要也是一种战争武器。飞机根本不是要来超越国族的，它是彼此竞争的民族国家和帝国的系统性产物。飞机工业在平时与战时都完全依赖军方这个主顾。在和平时期，全世界主要的飞机产业有3/4的产品都是卖给军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空军拥有上百架飞机，而航空公司只有几十架而已。在这之后军方仍然主导航空产业的销售。然而直到今日，科技史仍把航空当作一种交通工具来看待：航空史通常就是民用航空史，认为民航的需求是推动航空技术发展的动力。飞机制造工业的历史也高估了民航飞机生产的重要性，叙述这个产业和平时期的历史就只谈到民航机的生产。
然而，无线电和飞机不是唯一这类例子。原子弹也是国家互相竞争的世界之下的产物。因特网也是如此，它诞生于美国军方的需求与资金。20世纪许多伟大的科技是自给自足和军国主义的科技。从煤炭中提炼的油、许多合成纤维和合成橡胶都是这类科技的例子，这些产品在全球自由市场中是无法生存的。它们是特定国家体系的产物，其运作迫使国族彼此之间出现特定的关系。国家特定的角色以及它和其他国家的竞争性质，使国家在促进特定科技时发挥特定的作用。即使是科技国族主义者，也没能辨识出国家体系对20世纪科技的重要性。国家科技计划（techno-national project）有极大的重要性，然而，在科技国族主义的书写中找不到它们的历史。
（本文摘自《老科技的全球史》，[英]大卫·艾杰顿 著，李尚仁 译， 理想国 | 九州出版社2019年1月。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