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博物馆陈列艺术设计专家周士琦的专著《跨时空的历史文化再现——中国博物馆陈列艺术60年》日前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周士琦195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是当代中国博物馆陈列艺术的初创者之一，历任中央美院展览工作室设计师、中国革命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展览设计师及研究员，并参与北京中山堂、宋庆龄故居、颐和园澹宁堂等重要机构重点常设展览的陈列设计，奠定了中国博物馆展陈艺术设计的基石。
周士琦在博物馆设计领域六十余年，见证了中国博物馆的发展和陈列艺术的探索与发展，也目睹了新理念的诞生，新材料、新技术的时代跨越与发展。周士琦就博物馆设计和展陈写过很多文章，散落在各种期刊杂志，此次《跨时空的历史文化再现：中国博物馆陈列艺术60年》是一次汇总。
本书分为上篇“再现——博物馆陈列的思考”、中篇“展陈·览新——各类陈列的设计艺术”、下篇“时空——历史文化对谈”以及附录“回想——陈列艺术六十年”，从理论思考，实际实践及启示思考方面呈现了周士琦先生的博物馆展陈思想，以及中国博物馆展陈在理念、技术等方面的发展。该书也配合许多展览史料照片及艺术作品图片，包括经典展陈的老照片、设计手稿等。
《跨时空的历史文化再现：中国博物馆陈列艺术60年》中许多文章谈论了名人的故居设计。名人故居（纪念馆）一般分为两个部分，即原状陈列和辅助陈列。原状陈列为主体，辅助陈列为其补充。
周士琦以自己参与设计的几个较为有名的名人故居来阐释了名人故居设计中的注意事项，他在书中谈道：
北京鲁迅博物馆建馆时的设计思路是：鲁迅故居按原样复原陈列，以不破坏周围环境为原则，在故居东侧另建陈列室作为辅助陈列。上海的鲁迅纪念馆与鲁迅故居则分处两地，纪念馆和鲁迅墓都设在虹口公园内，使园林环境、纪念馆和鲁迅墓成为一个整体，在纪念馆的陈列中复原了北京鲁迅故居一角。
鲁迅故居
孙中山纪念堂的陈列设计结合古典园林的特点，在纪念堂正殿内用敦煌藻井图案雕漆面花梨须弥座屏风，用来衬托孙中山雕像，左右两侧则陈列水晶棺及孙中山著作。将左右角回廊改建为陈列室，因回廊室内进深不宽，故不设假墙，多利用平坡柜陈列照片，两侧窗户也不遮挡，便于采光和自然通风，人们可通过窗户看到室外园林景色。
周士琦认为，名人故居陈列室的室内采光要考虑原来的状态，尽量用天然采光，可以用窗帘来防止阳光直射损害文物，用人工光做重点照明来解决光照不足的问题。尽量营造亲切、宁静的氛围。
由于人的视觉本能对平衡、高低、垂直、中心等有自然选择和鉴别力。例如面对一面墙时，人会很自然地把视线集中到它的对角线的交点上。我们利用这个规律来布置主席台、讲台，以及悬挂伟人像等，就可以收到突出中心的效果，同时考虑故居的宁谧安详氛围，不应过多使用繁琐的装饰，不应使用对比度强烈的颜色，故居的序幕厅房间小，设计上要加深进深感，屏风上照片的比例也要注意，超大的比例会给人不亲切的感觉。
目前关于中国博物馆陈列的图书多为专业学科教材，系统展现中国博物馆陈列发展史的图书较少，周士琦先生的书系统回顾了六十余年间中国博物馆的陈列发展史。
我国在1949年真正把博物馆陈列艺术确立为一个学科，在此之前，博物馆的工作是以内容为主导，形式完全服从于内容，设计上也没有任何章法。到了中国革命博物馆建馆时，周士琦提出过“比例尺寸”的概念，还出过一套晒蓝图的本子，形成了规范性文本，凡是我们的设计都要参照它执行。1962年，刊印了《中国革命博物馆设计设备图集》，这是当年建馆期间具有规范指导意义的图册。
周士琦谈道：“国博一百年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实用美术设计的演变发展历程，有承上启下作用；第二就是要把绘画和建筑创意与陈列设计结合起来，坚持手绘制图，就其创作想象力和表现方式而言，我认为手绘制图比单纯的电脑效果图更有表现力。坚持手绘传统，在当下博物馆文化大发展的历史关头，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跨时空的历史文化再现》也打破了过去大家对博物馆陈列设计师的刻板印象，明确了陈列设计的含义、方法、意义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过去大家对于博物馆陈列设计的讨论，多集中于材料的选取和制作，更多偏重技术层面。在接受新科技手段的实践中，也走过过分追求“新”技术而使形式设计与内容意义相脱离的弯路。周士琦先生的陈列设计思想理论明确指出，技术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形式设计必须与内容意义相结合。
举例而言，为了更好地凸显具体的展览中心人物的品质气度，符合人物事件的历史事实，在选取陈列呈现手段时，可以放弃高新的技术手段（“声”“光”“电”），而采用看上去更为传统陈列形式（如特制的陈列柜等）。“在大家蜂拥采用最新技术手段的大环境下，敢于根据实际情况放弃与陈列内容不符的新型展示方式，也是陈列艺术思维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