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哈佛大学东亚系与比较文学系讲座教授王德威受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之邀，发表了题为《微物、即物、与极物：当代小说与后人类想象》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梳理了西方“后人类”理论的发展脉络，以“物”与“人”的关系为讨论中心，检视了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与人类中心观，同时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中汲取营养，用“后人类”理论的视角解读当代中文世界的书写。
王德威
后人类的思考超越了种族、性别、阶级的“斤斤计较”
王德威首先从备受瞩目的电影《流浪地球》切入，认为影片描绘了人类必将而至却又不可测的未来，反映了刘慈欣对人类命运深沉悲壮的想象，影片同时也提供了学界进入“后人类”理论范式较为容易的途径。《流浪地球》中“后人类”的想象，主要体现在观众必须站在宇宙纪元深渊的边缘上，瞻前顾后地思考人类的未来社会所将面临的种种考验。20世纪我们所关注的话题往往是国家、种族、性别、阶级，而“后人类”的理论思考则是对曾经学界“斤斤计较”的这些主题的超越——更关注广大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宇宙黑洞、全球变暖、核爆炸等议题。
由此，王德威引入“新唯物主义”的三种概念来介绍当前比较文学界对“后人类”的研究现状：微物、即物、极物。“微物”指的是近来随着量子力学、分子生物学、电子网络的发展，世界在多个方面已经被公式、数码组成的机械设置所控制，那么“人定胜天”是否还是一个合乎时宜的理念？“人是万物之灵”的人文主义说法在当代已然受到质疑。而“即物”指的则是随着生物学发展，人类的本质被不断逼问：人类的本质是否只是DNA和RNA的组装成形？那么在此基础上，人与其他动物、人与植物乃至自然的关系被“后人类”学者进一步思考。既然人只是蛋白质和其他物质所组装而成的生物，而且人与自然的互动极为频繁，那么人与物的界限何在？主客二分的框架在此受到质疑。而所谓“极物”，指的则是随着气候变暖、核能危机、病毒流窜等问题的全球化，对地球的过度开发与腐蚀，进而质疑了以人为世界中心的固有偏见。
之后，王德威梳理了“后人类”学说的西方学术脉络。福柯在1960年代一再拆解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目的是说明人是社会历史的建构。而唐娜·哈拉维作为一名女性主义学者，其学说充满了强烈的后现代精神。她在《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中认为若将机器和人进行二元划分，人们就再度陷入了传统男性观念的险境。而机器人或者赛博人则是一个建构出的主体，这种主体不再以肉身为主导进行分级，从而更好地反对男性的父权君权霸权，朝更高的乌托邦理想前进。之后，德勒兹“皱褶”理论说明了意义的扭曲和繁复，“块茎”理论说明了世界的同质与异质，情动理论则彰显了“情”无目的，不断涌动，从生成到形成力量的过程，其到处流窜最终形成人与关系的集合。而最后，布鲁诺·拉图尔的行动网络理论则取消了人类行动的主客观界限。
而在“后人类”理论的形成过程中，王德威指出，女性学者发挥了重要作用。凯瑟琳·海勒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中指出，人类已经高度依赖人工智能进行生活，换言之，人工智能已经高度入侵占据了我们的生活。而凯伦·巴拉德作为物理学家，从量子力学、玻尔定律等角度出发，批判过去的现实主义文学过于唯心，应当从生物、物理的角度考察人类社会。而罗西·布拉伊多蒂用“人类世”的概念描绘文艺复兴以来人的生存状态，人类自从进行工业革命以后往往以自我为中心推进世界进程，忽略了自然、植物、地球。《流浪地球》是人类带着地球在流浪，“可是我们什么时候有去想过：地球愿不愿意和人去流浪？”而“资本世”的状态更适合描绘当下社会，资本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级，甚至成为人类看待世界的方式。“地缘世”的概念则表现了对地球的关注，人类“注意到一个地球”，人类应当如何延续自身、与地球共生呢？这是学者尝试思考的方向。之后，又有学者将思考从古典哲学延伸到现当代，从胡塞尔、海德怀特等人的哲学思考资源中汲取营养，将“人”在世界上的位置下降到与“物”同级，开创了扁平本体论等研究视角与批判方法。
由此在西方学界，“后人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失能研究、动物研究、人工智能研究等领域。在失能研究方面，学界主要思考身体与心灵的辩证。学界关注伤残者或有智力障碍的人，他们作为“人”的完整性和普通人的完整性究竟有何区别？普通人就一定是“完整”的吗？动物研究主要探讨人是否具有凌驾于动物之上的权力。
古典文论中的“物”比西方范式下的定义鲜活
反观中国，王德威尝试深入中国古典文学脉络，为听众梳理了传统文论中关于“物”的说辞。从语言学的角度上来讲，“物”在古代中国有物品、本质、内容、形式等含义，并且涉及了人与物品的关系。而从中国传统典籍出发，王德威首先引用《庄子》中的话语“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此段话表现了庄子对“物”的看法，一方面视其为本然存在，另一方面认为物能为人所用，且人能不为物所困。陆机的《文赋》中有言“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情曈曨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这里的“物”有自然界的万物，也有人观察万物之所得。王德威认为这种论述方式很有趣，值得我们重新思考20世纪的“后人类”理论，陆机所勾连的范围较之西方学界的思考，会更为广远。无独有偶，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中，也展现了对“物”类似的思考。“物”在《神思》中不仅指的是具体物品，更是一种联类不穷、不断延伸的观看世界的方法。王德威认为比较文学不仅要强调相同，更要探求东西方的“差异”以求获得更大的视野。
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抒情主体往往强调人与物的互动。王德威以王维的《辛夷坞》为例，说明有情诗人与植物之间的互动。又以庄子惠子的“濠梁之辩”为例提出质疑：人究竟有何自信来探讨、褒贬人类未知的世界？这段思考可以使用“后人类”的视角理论解读，反映了人对自然的情感与想象。“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直接切中了“后人类”的思考。在《西游记》中，孙悟空从石中直接迸出，动了凡心的石头下凡历劫，但是读者在阅读中，往往不会自觉到“我是在读一本矿石的小说”。王德威认为，中国古典文学中对“物”的思考，比当前西方范式的“物”理论鲜活得多(由于古汉语里面的“物”既是动的、又是不动的等等，含义多样），比西方的含义更加丰富——西方就是material那种固定的意思，其中蕴含了深沉别样的语言和生命的想象力，而对中西“物”观点的差异，王德威认为这对当下比较文学学界有很深的方法论上的反省意味。
中文文学作品中已有诸多作家自觉书写“后人类”
进入王德威教授所专长的现当代文学，“后人类”的书写则屡见不鲜。莫言的小说《生死疲劳》描绘了一个被冤杀的地主进入六道轮回后的生命体验，中国农村50年的经验浓缩存在于他的脑海中，而每一次轮回都带有生前的遗憾与切身痛苦，与化身动物无法改变现实的“无力感”。每次轮回，人的意识愈发薄弱，而这状态却让主人公“越来越进入自由的状态”，从而以简单动物的视角来把握越来越复杂的世界。在小说中，作者让读者以“动物”的视角看待种种社会现实，例如，在“猪”的生命形态中，适逢“文革”，地主“过上了没心没肺般的开心生活”。
阎连科的小说《受活》中描绘了名为受活庄的地方，这是一个遗世独立、鲜为人知的村落，所有村民都天生残疾，视健全者为另类。这个由残疾人组成的村庄开始了走向外部世界的不归路：村民们组建了绝术团，人人身怀绝技，尽情挥洒才艺，绝术团在柳县长的带领下红遍方圆百里。阎连科除了在描写绝术团的惊人表演时泼墨如涛之外，还着力塑造了柳县长这样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心思机敏，敢想敢干，他在考虑到生前荣誉之余，还把更大的梦想寄托在自己的身后。在小说中，残障人士爆发出了惊人的生命力量。
韩松的《医院》三部曲被王德威高度评价，《医院》虚构了主人公出差C市时突发疾病，被送入一家奇特的医院，经历了种种荒诞不经却又意味深长的事件。他要逃走，却被强行做了手术。小说中的医院仿佛卡夫卡的城堡，一旦进入就难以逃出，王德威教授着重从几个情节说明韩松小说的“后人类”意味。例如“得什么都不能得病”“医生就是小说家，定义疾病、痊愈、治疗”，医院的院长强调我们医院要“讲好自己的故事”“医院就是宇宙”。从中我们或可窥见韩松的野心，他不仅质疑了人类的本质，同时在第二三部小说中借用医学与叙事的关联，质疑了文学与艺术的合法性。
而在失能研究方面，王德威以骆以军的新作《匡超人》为讨论中心，其大致讲述了，“我”在生殖器部位有一个洞，而这个洞引起了“我”对残障者的共情，“‘身体轴心空了一个很深的洞’的残障感，和手部或脚部截肢的不完整感、幻肢感。身体重心偏移的感受不同；也和古代阉人整个男性荷尔蒙分泌中心被切除的尖锐阴郁不同……这很像一个活物，每天都往你不知道那是什么境地的，反物质或暗黑宇宙，那另一个次元，灵活蹦跳的再长大，深入。”除此之外，骆以军亦尝试将小说文本自身视为“物”，读者需要亲近小说文本，从而理解作为物的小说的叙事脉络。
在观众提问环节，有观众针对当下热议的AI人工智能写作话题提出疑问，人工智能的写作与“人”的写作差异何在？若人工智能写作超越了“人”，那么“人”的文学又有何意义？王德威从上世纪50年代钱谷融先生的“文学即人学”的观点入手，铺陈了80年代以来关于人性、文学、启蒙、人文主义的种种争论。如果在当代西方学界的脉络下，“后人类”已然成为“极端欢乐的末世论”，“人”的主体界限已然渐趋消融，文学亦非“人”所能主导。但刘慈欣的小说《诗云》中却描绘了另一番文学图景：一个庞大的人工智能机器容纳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全部资源，甚至可以产生堪比李杜的伟大诗歌，妙笔生花地排比生成各种文本。然而这个机器却有缺陷——无法判定评价文学的高低——这一点唯有人可以弥补。小说中的人能心有灵犀般地看出某首特定诗歌的借鉴与模仿、师承。刘慈欣的小说一定程度上可以为西方理论思考提供另一面的参照。
此外，王德威更提到了当前跨学科交流的动向。当下西方人文社会学界流行的“后学”中，有了很多物理学、生物学领域学者的声音。他们本来的专长并非人文，但在当下他们愿意尝试科技与文学、社会学界方面的互动，“我想这对一个文学研究者而言，未尝不是一个刺激”，文学研究者过去因为学科建制等方面的缘故，往往囿于狭小的文学世界里，“讲来讲去都是那些问题”，甚至形成某种僵化的论述。但是当前与其他科技学者的共舞交织互动中，文学研究的很多面向都能被重新审视。
也有观众对此次演讲活动之题“后人类”提出质疑，是否这是回避“现代性”讨论的一种论调？对此王德威回应，“现代性”的讨论已有多时且有丰厚的学术论著，此次演讲无法包含如此庞杂的学术讨论。此外，王德威教授认为西方“后学”，例如后现代、后人类等论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学界当前的“病症”，这是一种思考危机的体现，“我对西方‘后学’持批判态度”，但西方学界同样也在期待学术理论或范式在新的时期的转型。
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及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主办，由光华教育基金会赞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