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作家毛尖和清华大学教授、作家格非做客北大博雅讲坛，围绕毛尖的新作《夜短梦长》为我们讲述了那些 “脏乱差”的电影主题是如何透过硬朗的生命质感，引导我们去“向下超越”人性中的欲望和最本能的东西。以下讲座内容摘编自现场录音整理稿，经主办方核定授权发布。
“这么多年，花了这么多时间看了那么多的电影，有时我会想起伯格曼的一句话：‘我一直到58岁才走出青春期’。因为电影，好像我至今都在青春期里跋涉。常常在看西方电影时跃入西方电影的青春期，再看苏联电影又好像把苏联的青春感同身受一遍。这个经验并不总是愉快的，有时候甚至非常悲伤。” ——毛尖
毛尖、格非在讲座现场
电影中的“向下超越”
毛尖回想起上大学时，看了很多看不懂的电影，比如《去年在马里安巴》，既看小说又看电影，然而看完后备受打击。在香港读书时，她曾见过罗伯·格里耶（《去年在马里安巴》的作者），还参加了他的讨论会，当时每天晚上学校大教室都放映他的影片，但基本上每次放映结束，就只剩下一两个人。毛尖坦白地说，当时她每次坚持在那里只不过是一个傲娇的念头，至今也不能说真的看懂或者喜欢过他的哪部电影。“那时可能也是自己内心欲望饱满、善于向外扩张的时期，总有一种‘向上超越’的愿望，希望通过看那些特别难懂的，比自己的理念更抽象的文本来达成一种向上的超越。当时的学术氛围中似乎也有一种‘比武’的心态，聊天时，大家总试图说出一点特别深刻、特别陌生的观点。”
《去年在马里安巴》剧照
但到了后来这种心态有了很大改变。前几年，毛尖看到汪晖的《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文章中的一个概念叫“向下超越”，即那些欲望，那些生命中特别本能的直觉。之前我们希望抛开它们来达成更厉害的自我，但是通过阅读阿Q却发现，那些本能的东西表达了人生最真实的需求和关系，我们可以带着它们走，深化它们、穿越它们，藉此达成一种“向下超越”。于是便有了她看电影过程中的一个转变。当她二三十岁的时候，特别愿意看伯格曼，一心想着向上超越，但其实一直没能完全进入，总觉得需要更多的生命经验才能理解《野草莓》《芬妮与亚历山大》和《假面》。后来，心态放松下来，不再比武般地跟人谈电影，慢慢建立了自己的电影判断坐标，重新发现好莱坞，重新审视类型片，重新在打打杀杀、吃吃喝喝的电影中深化自己的美学感受，渐渐获得了一种“向下超越”的力气。
在这个过程中，毛尖对于演员和导演也有了新的认知，她提到：“比如说梦露是一个环节，以前被问到喜欢的演员或导演，回答都是欧洲人名，好像说好莱坞就不够高级。后来重新把梦露的电影全部看一遍，觉得在她的身上、脸上和表演中，有一种童叟无欺的感觉，这是一种更感人、更伟大的东西。”直到现在，许多有欧洲背景但转场好莱坞工作的优秀导演，比如像刘别谦、比利·怀尔德和希区柯克，他们都在电影中实现了“向下超越”。
如何看待电影中的“恶”
在《夜短梦长》这本书中，毛尖讲述了犯罪、赌徒、出轨、黑帮等可以制造出充满幻想和能量的电影形象和主题。这与她一直以来痴迷于“脏乱差”的人生有关系，在她读大学的时候是现代主义特别流行的时候，并不认同整齐秩序的东西；与此同时，其实电影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不道德的，比如《少林寺》里有一个王仁则吊打牧羊女的场景，吊打那么长时间，我们一边想着李连杰怎么还不来救她，一边又觉得怎么打这么长时间衣服都还好好地穿着，每个人都会留有这点“下流”的心思，所以说电影永远在激起我们一种“脏乱差”的念头。如果不激发这些念头，电影也不会如此性感，吸引这么多观众。
《少林寺》中引发“脏乱差”念头的场景剧照
这是电影的本能，也是它特别有魅力的地方。它并不真正召唤你犯罪，但是却把你内心的犯罪欲望释放出来。希区柯克为何有那么多观众，因为他永远在释放你那种邪恶的冲动，每次我们都是跟希区柯克电影中的坏人同一个心跳。比如《惊魂记》中，诺曼把金发女郎杀掉，杀掉以后要处理整个场所。他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处理血迹：浴缸里的血、地上的血、马桶上的血，他时间花得越多，我们就越认同他的劳动。他打扫干净，我们松一口气，他把金发女郎放到车上，我们松一口气，但是他一直忽略了桌上的钱，我们着急，恨不得去提醒他，桌上还有那包钱！这就是希区柯克的邪恶：最后我们都会站到罪犯那一边。终于，当诺曼关门时发现了钱，他拿走钱一并处理掉，这时候我们彻底松一口气。这是希区柯克，看他的电影我们常常由衷希望罪犯不被揭露出来。像《美人计》的最后，我们就会特别同情褒曼的老公。这就是电影的本质，它本质上就是不道德的。
《惊魂记》剧照
格非十分赞同毛尖的观点，在他看来，电影确实如此，小说也完全一样。现代小说很少有把真善美作为主题来描写的，全是写恶的，甚至为恶这个事情加以阐释，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加缪、卡夫卡，所有的人都是对恶进行分析。
格非进一步引申出一个问题：“恶”到底是什么？他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从道德或者非道德、善恶是非的角度来讨论。“所有人都一样，我们身上有上帝的一面，也有恶魔的一面。在日常生活中到处可以看到邪恶的东西，其实这些东西也在我们心里，每个人都有，歌德早就说过这一点。”
每个人都有倾向于保存自我的一面，你做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让自己过得好像比别人更好，满足自己的优越感和虚荣心，便会有很多的“恶”浮现出来，甚至会不择手段。但这不是人唯一的基本存在，人还有另外一面，表现出利他的行为，为了别人愿意牺牲自己，即便是黑帮电影或者小说里面有些罪大恶极的人，在某些特殊的环境里面会做出极其高尚的举动。但是如果利他的方面太多，总是去爱别人，那也会很快就被灭掉；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老是想要保存自己，最后也会失去任何向外延展和实现所有可能的机会，所以需要有一个恰当的呈现方式。
因此，这便体现出电影和文学的价值，它们以一种代偿的形式，让我们来思考这些问题。当了解这些东西之后，突然非常放心，觉得自己很正常。否则的话这些欲望与邪恶在你的体内，它们没有办法跟基本的人性联系在一起，也没有办法解释自身。这便是它们最大的功能：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理解自己的生存。所以对于真正懂小说、懂电影的人，不太会或者很少会出精神上的低级困惑，因为你会超越非常多的烦恼，但这基于它们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自身以及周遭生活的基础之上。如果它们变得非常狭窄，变得曲高和寡了，它们的生命也就彻底完结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杀害了两个人，但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喜欢上这个人，不想让他被判死刑，而希望他获得拯救。这个人最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最终也获得了拯救，这便体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震动我们心灵，引发对自身处境思考的高明之处。
用文学的方式讲述电影
毛尖的《夜短梦长》在讲述电影的方式上与以往有些不一样。她二十多年前在香港读书时写《非常罪，非常美》，得益于香港在资讯上的一点优势，写作会多少带有介绍的成分，常常会细致地讲述导演或演员的生平和花边新闻，力图有趣生动，甚至妖娆，一边讲述他们电影的特殊性，一边呈现他们人生的花样性，“许多年后回过头来看，当时选择的电影和电影人都相对前卫或性格前卫。但在写《夜短梦长》时，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一方面，中国的电影观众已经是全世界最先进的电影观众，看的电影最多、种类最杂，所以她试图用电影来“写作”；另一方面，《收获》作为全中国最好的文学杂志之一，外在地对她的写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夜短梦长：毛尖看电影》
比如“火车”这个主题。如果早些年，毛尖说自己会把电影史中特别厉害的火车电影写在一起，但在《夜短梦长》中，她就试图用更文学的方式：第一节写乘客，第二节写司机，第三节写列车长，第四节写月台上的信号员，四个人来自四部电影，然后把他们拼在一起，试图建构世界电影史中最高级的一列火车：《火车上的陌生人》中的乘客，《将军号》中的司机，《士兵之歌》中的列车长，《严密监视的列车》中的调度员。虽然表面上这些人没有真正的相关性，但是火车是一种万能的结构，最后他们会显得如此和谐。毛尖试图用这种看上去“风牛马不相及”的方式，把这个世界变得天涯比邻。
在写《夜短梦长》时，毛尖力求准确，讲述电影情节时，会把所有的电影都重新看一遍或几遍。“比如为了写《白日美人》，德纳芙的每一个表情我都定格看过，因为只有把握住她的表情，才能准确描述情节，准确表述她的心态。”之前许多《白日美人》的评介说德纳芙做妓女时有一种痛苦感，但在她看来这种单一性的痛苦感表述并不准确。
毛尖给这些电影定义的形容词都不是随随便便的，比如在写《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的最后一段，“林青霞最后的欢喜，李嘉欣和关之琳最后的失落，她们的美丽和更美丽的关系，只有反反复复看过，才敢描述这是华语电影史上颜值最高的一刻”。 总之在《夜短梦长》这部作品中，毛尖建构了纵横的坐标，一方面希望自己的评价更准确，另一方面可能多少也有一点“炫技”的成分。
《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中林青霞最后的欢喜
黑帮电影的“堕落”之恨
在毛尖看来，如果说“恨”也是一种“爱”的话，恨过的导演、恨过的场面一定非常多。比如说，小马哥之死一定是电影史上最让人恨的事情：在《英雄本色》结尾，周润发完全可以乘坐快艇走掉，但他看到岸上张国荣、狄龙处于黑势力围攻，他便调头加入了枪战，这是让人热血沸腾的时刻。可随即他被身后的子弹爆头，那是电影史上非常让人痛心的时刻。
另外一种“恨”则是真的“恨”。毛尖是黑帮迷，黑色电影、黑帮电影是她非常喜欢的类型。电影史上有一件特别令人遗憾的事：上世纪30年代，黑帮电影诞生，然后《小凯撒》《全民公敌》《疤面人》三部电影一出来直接就将黑帮电影做成熟了，之后紧接着便马上遇到“电影制作守则”（注：即著名的“海斯法典”，所有内容都必须道德高尚，有利于家庭，英雄永远获胜，善良战胜一切，完全无视现实的复杂性）的抵制，这个短暂的发展史和被修正史，实在是最让人痛心的。当上世纪70年代重新看到黑帮电影时，《教父1》依然很牛，但到了《教父2》中，爱情主题上升，女性角色的地位上升（以后也是如此）：永远会有一个女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黑帮大佬进行指责，这种指责很像“海斯法典”中的条款。于是我们便看到，二代教父比一代深情，三代比二代更深情。教父变成情种，这是黑帮电影的堕落。
《教父》经典剧照
回过头去看第一代黑帮电影：在《全民公敌》中，詹姆斯·卡格内为犯罪而犯罪，他活力四射地犯罪，他漂亮的女友吉蒂柔情蜜意地为他做好了早餐，但他因为没有酒而不高兴，接着女友问他一句“你是不是另有新欢了？”，他就一把拿起桌上切开的大柚子打在女友脸上。“这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在以后的黑帮老大身上，表面上好像女性主义在黑帮电影中取得了胜利，但实际情况是黑帮电影已经不是黑帮电影，这是最让人恨的。”今天的黑帮电影，所有黑帮大佬，周润发也好，狄龙也罢，都比第一代黑帮大佬高出20公分，身边总有一个深情款款、“政治正确”的女友，但早期黑帮电影中那种特别犀利、本能和直觉的东西被浪漫语法夺走了。也就是说，原来存在于黑帮电影中的那种硬朗的生命质感，那种可能引导观众“向下超越”的东西，令人遗憾地被“浪漫的黑帮”转移了方向。
“生命的深渊性、鲁迅提到过的‘生命主’‘兽性主义’，在早期黑帮电影中是最让人着迷的，但又很快失血、流失，让人伤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