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凯恩斯与哈耶克的理论对手形象根深蒂固。然而，近几十年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告诉我们，这一理论对手的形象反映出来的是我们对凯恩斯与哈耶克关于货币、资本和商业周期论述的误读有多深。本文通过对1930年代发生在两者之间的著名争论详加探究，综合近年来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发现：至少在维克赛尔的分析传统之下，凯恩斯与哈耶克远不是彼此对立的敌手，而是并肩作战的同袍；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之所以偏离了两者当年研究的方向，乃是经济学界职业发展的内在逻辑而非经济学议题的重要性使然。本文原载于《学术月刊》2018年第12期。
YouTube“凯恩斯vs.哈耶克”搞笑视频截图
一、引言
长期以来，无论是国际学术界还是国内经济学者们的一般认识，凯恩斯与哈耶克的理论对手形象均可谓根深蒂固。以坚持个人主义方法论、主观价值论著称的奥地利学派极为推崇自由市场制度，对于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以及凯恩斯主义往往持有很深的成见，而作为奥地利学派学人极为推崇的哈耶克的经济思想，则常被自由市场派援引过来作为反对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的依据。近年来，主张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张维迎教授更是以耸人听闻的“埋藏凯恩斯主义”这样的字眼，要求政府和经济学家回到奥地利学派对经济的洞识当中。丹尼尔·耶金和约瑟夫·斯坦尼罗的《制高点：世界经济之战》一书被制成三集纪录片，渲染了哈耶克经济社会思想与凯恩斯经济理论之间的激烈思想争夺战。该书认为，20世纪初到30年代，是自由市场理念支配世界，控制“制高点”，而从40年代到70年代，是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政策夺取了思想制高点，之后哈耶克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又重新夺回了世界思想的统治地位。的确，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中，在1930年代的英国，哈耶克与凯恩斯就货币、商业周期和资本理论曾经进行过一场举世瞩目的争论。在这场充满硝烟的交锋中，双方用语的辛辣、批评的深入都不免使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在经济理论上，哈耶克与凯恩斯乃是一对冤家，他们秉持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取向水火不容，其背后的经济思想背景乃是来自欧陆的奥地利经济学派与剑桥的英国经济学派之间的深刻分歧。对于这场争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希克斯曾这样写道：“如果要撰写20世纪30年代最完美的经济分析史的话，那场大戏（那可真是一场大戏）中的一个要角，非哈耶克教授莫属。”虽然哈耶克的货币、商业周期和资本理论现在已经不大为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所知，但是，“曾经有一段时期，哈耶克的新理论是凯恩斯的新理论的主要对手。到底谁才是对的，凯恩斯还是哈耶克？”甚至在YouTube上有一段名为“凯恩斯vs.哈耶克”的搞笑视频，2010-2011年间在网络上广泛传播，还出了一个续集，所渲染的就是这种两者对立的理论对手形象。
然而，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种理论对手的形象很可能与思想史的内在源流和逻辑变迁不相符合。这种形象上的对立反映出来的是，一直以来我们对凯恩斯与哈耶克关于货币、商业周期和资本理论的误读程度有多深。自1968年莱荣哈夫德发表《论凯恩斯的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来，对于1930年代发生在凯恩斯与哈耶克之间的那场著名争论，经济思想史学界有了更为深远的认知。事实上，如果把凯恩斯与哈耶克的这场争论放置在更为宏阔的经济思想史背景下考量，向前回溯到维克赛尔的货币与资本学说，向后推展到更为繁复芜杂、辛辣刻薄的剑桥资本之争，乃至今天流布天下的新凯恩斯主义或新古典综合派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我们会发现，凯恩斯与哈耶克在其各自的理论上所具有的异曲同工之处，大异于上述那种流行的认识。诚然，凯恩斯与哈耶克在经济理论方面的认识存在着诸多分歧，这样的地方不胜枚举，但如果我们把关切点聚焦在1930年代的那场大争论以及由此引发的两者对货币、资本和动态经济学的理论发展，我们会发现，凯恩斯与哈耶克均沿着维克赛尔分析的先路，把货币经济中实际变量的调整过程以及利率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视为宏观经济学的根本挑战。正是莱荣哈夫德所揭示的“维克赛尔联系”把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联合了起来，从库恩的科学范式意义上言之，他们之间在这个领域上的相似之处，甚至比他们本人所认识到的还要多。
本文以1930年代发生在凯恩斯与哈耶克之间的那场关于货币、资本和商业周期的大争论为契机，综合近五十年经济思想史在这个领域的认识之深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至少在维克赛尔的分析传统之下，凯恩斯与哈耶克远不是彼此对立的敌手，而是并肩作战的同袍。本文的结构是这样安排的：首先对1930年代凯恩斯与哈耶克之争以及斯拉法的批判与哈耶克的回应之始末做一番回顾，其次则上溯到凯恩斯与哈耶克的理论源头，也即所谓的维克赛尔联系，接下来沿着这条理路揭示凯恩斯与哈耶克分别在各自后续的理论发展中是如何应对这场大争论的，最后指出凯恩斯与哈耶克在维克赛尔联系之下共同的理论与政策取向。
二、1930年代哈耶克与凯恩斯之争
1931年1月，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莱昂内尔·罗宾斯教授的邀请，到伦敦开设几场讲座，内容包括他对经济周期的研究以及此前发表、引起罗宾斯教授关注的《储蓄的“悖论”》一文的主要观点。但哈耶克到英国的第一站并不是伦敦，而是剑桥。或许是由于彼时哈耶克对英文的掌握还很有限，抑或主要是英国经济学界、尤其是此时尚沉浸在对凯恩斯的《货币论》进行消化的剑桥大学经济学小圈子对来自欧陆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隔膜，哈耶克这次在剑桥的讲座并未取得良好的效果。不过，在罗宾斯的动员和帮助下，哈耶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开设的四次讲座非常成功，四次讲演的内容最终经罗宾斯润色而以《物价与生产》为名出版。
论战真正的开端始于1931年8月。是月，哈耶克在罗宾斯的邀请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刊《经济学》（Economica）杂志上对凯恩斯苦心经营、满怀期待的巨作《货币论》发表了一篇长达五十六页、苛刻到了无情地步的书评。在这篇书评里，撇开那些花哨的批判策略、尖刻的讽刺艺术，哈耶克主要的批评在于他认为凯恩斯没有“认识到处理现有资本价值变化的所有重要问题的必要性”。哈耶克的书评成功激怒了凯恩斯，后者曾这样写道：“哈耶克在读我的书时，没怀‘好意’，这不是作者所期待的那类读者。”但他的回复非常草率，甚至可以说在盛怒之下显得大失风度，该文也发表在《经济学》杂志上，彼时哈耶克书评的第二部分甚至都还没有来得及付印。对于《物价与生产》，凯恩斯反戈一击，他这样评论道：“说句实话，这本书在我看来似乎是我读过的思维最为混乱的一本，里面鲜有正确的表述……一个不知悔改的逻辑学者从错误出发最终以一片混乱结束，对于这一切是如何做到的，本书真是树立了一个了不起的榜样。”在这篇回应的后半部分，针对哈耶克书评中提到的资本理论挑战，凯恩斯则承认“我自己并未给出任何令人感到满意的资本和利息理论，也没有把我的书建立在任何现有的理论之上。”这一点正是引起哈耶克不满的“深一层原因”。甚至凯恩斯还承认，“这一理论的发展与我对货币问题的处理高度相关，可能把这些问题给丢在了黑暗的角落里，这一点我也认同哈耶克先生。”庞巴维克所倡导的那些基本思想虽有可能最终被认为处在资本问题的核心，但战前英国的经济学家对他的忽略“就像忽略维克赛尔一样是一个错误”。但是，对于哈耶克批评他不了解奥地利资本理论、尤其是庞巴维克和他本人的资本理论，凯恩斯则不认为庞巴维克构造出了一套令人感到满意的资本理论，而且还进而认为诸如此类的理论上的玄远追求“可能会让我们离货币理论更远”。
鉴于我们即将指出的两人所共享的维克赛尔主义的传统，哈耶克在书评当中对凯恩斯也不是没有赞扬之语。“凯恩斯先生所采取的新方法，”他写道，“使利率及其与储蓄和投资的联系变成了货币理论的核心问题，这一点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同时他还进一步提到，“甚至最终也不无可能的是，在凯恩斯的立场和我的立场之间，比我目前所倾向认为的差别要小。”凯恩斯同意哈耶克的批评是对维克赛尔资本理论的重要推进，他说“大体上我认同哈耶克博士的意见，”他也同意对自然利率决定要素的正式阐述应该成为《货币论》修订版的重要工作。“我唯一能够申辩的是，”他写道，“这样的一个理论并非必要，有关于此我有很多话要讲，而我自己关于它的看法仍然非常初步，尚不值得发表。俟之将来，我将尽力弥补这一缺陷。”针对这一问题，凯恩斯与哈耶克之间私下通信达十二封之多。而凯恩斯很快厌倦了这样无休止的争论，他认为：“也许重塑和改进自己的核心观点方才是更好的办法，徒然进行争论是在浪费时间。”
但是，两人对于维克赛尔的分析传统都表现得兴味盎然。凯恩斯虽然感到与哈耶克的纠缠令人厌倦，但还是忍不住邀请斯拉法在剑桥的《经济学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物价与生产》的颇具毁灭性的评论。来自意大利的这位年轻经济学家对欧陆的经济学传统相当熟悉，此前即以善于批评经典著作中存在的问题而著称。在他的这篇批评文章中，他把哈耶克赖以制敌的奥地利资本理论的缺陷进行了揭露，之后机锋所向，均对准了维克赛尔分析方法的核心——自然利率问题。对于斯拉法的批评，哈耶克的回复颇费踌躇，甚至奥地利学派的著名学者路德维希·拉赫曼（Ludwig Lachmann）后来认为，哈耶克对斯拉法的批评做出了“致命的让步”。
对于发生在凯恩斯、哈耶克、斯拉法之间的这场三方意见交锋，即便是当时的著名学者，也感到深奥难懂。他们到底在争论什么？此后凯恩斯与哈耶克分别从这场争论当中获得了什么样的启示？他们又是如何在各自后来的著作当中对此作出回应的？这些回应在多大程度上揭示了两者到底是同袍还是对手呢？这一切还要从莱荣哈夫德所称的“维克赛尔联系”说起。
三、维克赛尔联系
克努特·维克赛尔是货币经济理论的创始人，因此也可以把他看作是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他开创了经济学中的瑞典学派或北欧学派。这位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虽然生前并不为时人所重，但却得到了后人的极高评价。维克赛尔不仅因其在货币理论和商业周期方面的研究著称，而且在资本理论、价值与分配理论、公共财政理论方面的研究也颇负盛名。乔治·沙克尔（George Shackle）曾这样称赞道：“维克赛尔的著作巍如高山，两侧溪水横流，灌溉了宽广的各色领域，而后重又汇成一条大河。”本文主要关注维克赛尔的货币与资本理论。
在维克赛尔看来，经典的货币数量论虽然是“关于货币价值变动的唯一的特殊理论，是真正具有科学的重要性的唯一理论”，但对于如何描述货币供给的变化所导致的价格调整的过程，货币数量论的静态构想显得捉襟见肘。维克赛尔引入储蓄－投资利率机制，将货币与实物经济联系起来，从而影响经济体的动态调整过程。
维克赛尔的货币与资本理论的一个最大特色就在于其在“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之间所作的区分，正是这一区分把投资与计划储蓄的偏离联系了起来。由于家庭、银行和企业这些交易者在交易当中并不是共享着一致的信息与预期集合，所以才有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之间的偏差。而只要银行和企业以及家庭在不正确的预期或不完全的信息基础上进行决策，货币利率就不会与自然利率相符合，这会导致储蓄高于或低于实际投资。所以，维克赛尔极为强调利率在宏观经济协调过程中的作用，尤其是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之间的区分，更是其关键所在。而物价水平的稳定以及投资与储蓄相等，均要求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之间达成一致，但是由于影响自然利率的因素复杂多样，所以自然利率并非一成不变，而且很难确定。货币利率则因银行体制的原因变化起来相对机械，这就带来了以货币表现的可贷资金市场的非均衡状态。举个例子，如果投资需求出现了一个外生冲击而突然增加，则自然利率水平会发生变化，这样在原来的自然利率上就存在着对财货的超额需求，如果货币利率随自然利率而动，那么货币利率也会上升，从而使消费品需求和资本品需求都下降一部分，使储蓄与投资达成新的均衡。但如果银行坚持认为自然利率并没有变化而提供可贷资金，这就会带来物价水平的提高。错误的价格信号提高了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导致对土地、劳动力、原材料这类生产要素需求的增加；这又带来这类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收入提高，进一步推高消费品的价格。这就是维克赛尔所提出来的著名的“累积过程”。事情到这里并没有完结，真正重要的是维克赛尔把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的分离对各种商品相对价格的影响进行的考虑。可贷资金利率降低相当于信贷价格下降，这对资本品的生产者更加有利，从而使生产资源更多从生产消费品部门转移到资本品部门上来，这就会使消费品数量逐年减少。这种情况对于那些领取固定收入的人群不利，消费品价格上扬会使他们不得不减少消费。用维克赛尔的话来说，“对于……提升投资水平来说非常必要的实际储蓄，事实上与此同时强加在了整体消费者头上；因为第二年可以取得的消费品数量要低于往年的一般水平。”这就是所谓的“强制储蓄”，它对于保证事后的储蓄与投资是非常必要的。累积过程理论告诉我们，自然利率与货币理论之间的差异会引发价格水平波动，这一波动在现实当中持续多少时间并不确定。但维克赛尔并没有对强制储蓄进行更多的辩解，事实上，强制储蓄增加了资本，而资本积累必然会造成因边际生产力递减而带来的自然利率的最终下降，这会消弭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之间的分离。这并不是维克赛尔所愿意看到的。事实上，《利息与价格》一书意在调和货币数量论而非从根本上抛弃它，如果承认了货币利率可以最终影响自然利率，这就等于彻底放弃了货币数量论。因此，对于维克赛尔的模型，就要为自然利率不随货币利率的变化而变化提供理论上的依据。
但这在边际主义方法下的资本理论当中却显得非常困难。资本与土地和劳动不同，后两者我们根据其自身的技术单位进行测量时并不会带来争议，但资本的测度则必须使用价值单位。这容易在评估资本价值时陷入循环论证。要想计算利息率，就必须先知道资本的价值，而要想计算出资本的价值，同样得先知道利息率是多少。对此，维克赛尔的解决办法是引入庞巴维克的资本密集度概念，所谓资本密集度本质上不是指实存的资本品的物质储备，而是指投资在这一储备上的土地和劳动的平均时间段，就是庞巴维克所说的“平均生产时间”。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资本的自然利率定义为延长初始要素投资的时间长度而带来的边际生产力，资本则指的是大量存贮起来的土地和劳动。由此，他指出，“由于实际或实质上信用条件放宽的结果，条件优越可以把劳动和土地吸引到它们自己那边的，是资本投放时期比较长的那些企业。”维克赛尔这样总结道：“生产将作这样的转向，资本投放时期平均长度将增加，流动资本将倾向于转变成固定资本。”换句话说，货币利率低于自然利率将不单倾向于提高投资，而且还特别会在那些孕育过程非常之久的项目上提高投资。
由于资本稀缺性以及资本边际产品的技术性质，资本的价值会有所差异，而且随着资本和劳动之类生产要素的投入价格——即利率与工资——不同，资本价值也会不同。这就使维克赛尔的累积过程不能不受影响，“实际上，情况是没有这样简单的，”因为“我们一直有一个隐含的假定，即商品在交换中的相对价值并无变动。但它们当然要受到生产情况变动的影响，反过来，它们也是要影响生产情况的”。换句话说，由于资本的测量单位与其自身无关，价值资本的每一增量都将改变借以衡量资本投入的相对价值，由此将改变不同生产过程的相对盈利性。这就需要对相对价格的各种复杂成因进行解释，对此，维克赛尔也意识到了，他这样写道：“为求完整起见，须考虑到所有这些不同变化对资本结构本身的影响。”但维克赛尔并未就此深入研究。这就是莱荣哈夫德所谓的“维克赛尔联系”。
总而言之，在维克赛尔联系当中，维克赛尔提出了两个基本命题：（1）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的分离会导致价格累积性上涨或下跌；（2）只有当银行的储备耗尽时它才会被迫抬高或调低利率，使累积性价格趋势停止。但同时，与这两个命题相联系的还有两个根本性的理论缺陷：（1）维克赛尔无法对累积过程中相对价格的变化作出解释；（2）他关于自然利率的资本理论基础问题重重，无法在多种商品的世界得到定义。某种意义上来说，凯恩斯与哈耶克都在尝试把累积过程解释成是一种周期现象，虽然这并不是维克赛尔的初衷。无论是凯恩斯的《货币论》（1930）还是哈耶克的《物价与生产》（1931）都旨在从根本上把相对价格引入累积过程，把相对价格的变化视为商业周期的前提。他们保留了维克赛尔对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的区分，同样还保留了储蓄与投资的分离以及强制储蓄机制。他们认为，只要货币利率仍然低于自然利率，储蓄和投资就不会相等，生产结构就不会均衡，如此则施加在相对价格上的再均衡压力也就永不停止。因此，所有这些维克赛尔的元素都还继续活跃在舞台之上，不过，在阻止累积过程方面，他们给予了相对价格特别的重视。
由此回顾我们在本文引言中揭示的双方体现出来的理论上的对立，对于《货币论》和《物价与生产》所具有的惊人一致性，就很值得玩味了。事实上，两人不过是在维克赛尔联系的不同侧面进行建模而已，而且这种努力在经过斯拉法批判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四、斯拉法批判
斯拉法对哈耶克的批判集中在强制储蓄与自然利率这两个方面，而两者都与维克赛尔联系紧密相关。
哈耶克认为，在强制储蓄的条件下，对当期消费的牺牲“是由那些将获取新投资收益的人们做出的。”因此，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毋庸置疑”，一旦要素收入提高，消费者将“立即尝试着扩大消费到其往常的比例规模上来，”由于先前投资的资本实际上是被消费了，所以资本投资出现缩减乃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对于这个命题，斯拉法这样反击道：“稍加沉思即可知晓，‘毋庸置疑’这种事情并不会发生。一个阶层暂时掠夺了另外一个阶层部分收入，然后把战利品储蓄起来。一旦掠夺结束，很显然受害一方是不可能去消费那些现如今已经不在己手的资本的。”虽然斯拉法的这个批评为他赢得了满堂喝彩声，但实际上他犯下的却是任何熟悉维克赛尔著作的人都不可能犯下的错误。生产的较早阶段最初对生产者商品的出价高于较后阶段，其原因不在于给了这些阶段更多的信贷，而是因为更低的折现率不成比例地提高了长期投资项目的价值，从而使得较早阶段上的生产者相对于较后阶段上的生产者现在更有意愿、也有能力出得起高价。因此，斯拉法观察到只要银行打算以某种方式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均匀地分配信贷，那么生产的时间结构内实际上就不会出现变化的诱因，这一点完全正确。但是，正如哈耶克回击的那样，斯拉法的方法只不过是“忽略了通过银行利率机制完成的信贷扩张‘为了不打破初始的比例而不会分配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新增货币’这一事实，但肯定会赞同‘更高’的阶段乃是以‘更低’的阶段为代价的，”这倒不是因为银行的什么计谋，而是利率对相对价格的影响所致。由此可见，哈耶克的回复重新回到了维克赛尔对相对价格和资本结构问题的重视上来，斯拉法的批评迫使哈耶克背上了维克赛尔的理论包袱，哈耶克自己也承认“我的理论成败利钝”都在资本消耗问题，但同时仍然坚持认为“详细描述新增资本被消耗的这个过程，乃是一项繁冗的任务，我希望不久后可以另外具文详论”。
在对哈耶克秉承的奥地利－维克赛尔主义的资本理论进行抨击之后，斯拉法转而对准了自然利率这个概念进行批判。他认为，维克赛尔主义的货币——自然利率框架是以“一个基本的混淆为其特征的……它把‘实际利率’视同‘货币利率’，‘均衡利率’视同‘自然利率’”。这是因为，斯拉法反对道：“如果货币不存在，借贷以所有各类商品来实现，满足诸均衡条件的确是只有一个单一的利率，但是在某个特定时点，因为商品众多，所以可能就会有很多‘自然’利率，虽然它们不会是‘均衡’利率。”但斯拉法坚持认为他并没有对维克赛尔进行批评，“这是因为，如果我们把银行利率当成‘自然’利率，则这个利率可以稳定物价水平（即复合商品的价格）：它是进入到物价水平中所有商品‘自然’利率的平均值，加权的方式一如在物价水平中的加权方式”——换言之，也就是物物交换条件下各种利率之总指数。然而，斯拉法又说，对于任何一个随意选定的复合商品，“必有相应的一个利率，将等于按照该复合商品计算的储蓄起来的货币和为投资借入的新增货币的购买力。”对此，哈耶克的回复显得颇为踌躇，他甚至承认斯拉法的批判更加符合现实。不过，哈耶克断言“这些不同利率之间的相互联系非常复杂，以至于很难在这个回复当中详加讨论。”似乎哈耶克也正在寻求对其核心立场进行“重塑和改进”。
事实上，斯拉法对哈耶克的这场批判并不仅仅适用于哈耶克，也同样适用于凯恩斯。正如凯恩斯所承认的那样，他的《货币论》模型缺乏资本理论基础，尤其缺乏对自然利率令人满意的解释，因此，斯拉法对哈耶克所秉持的资本理论以及自然利率概念的抨击用在凯恩斯身上全无不妥。所以，可以这么说，斯拉法的提醒对于两人嗣后的理论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样，根据斯拉法的评论，哈耶克对凯恩斯未充分发展的自然利率理论之批评，用来回敬其自己也无不可。不过，走出维克赛尔联系这个困境的出路正是斯拉法给指出来的，出路就在我们或许可以以某种“复合”商品的形式来定义那个自然利率。然而，斯拉法的答案又引出了两个新的挑战，凯恩斯和哈耶克必须直面这两个挑战。（1）潜在的复合商品无穷无尽，到底我们该选哪一个？（2）相应的自然利率是如何与货币互动的呢？
五、凯恩斯与哈耶克在回应中对维克赛尔分析的延续
凯恩斯对斯拉法批判的反应体现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第十六章和第十七章，特别是第十七章里对流动性偏好和资本边际效率的处理。在《通论》的早期草稿中，凯恩斯认为，他的这本巨著目的就是要发展一套关于资本边际效率与利率之间关系的新理论。正是在第十七章，凯恩斯综合了他认为的《通论》四大支柱要素——即有效需求的概念、边际消费倾向背后的心理规律、流动性偏好以及资本边际效率——阐发了这一新理论中的核心关系。
作为对斯拉法关于自然利率思想的回应，我们知道《通论》中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个复合自然利率：它就是资本边际效率。与物质产品相对，凯恩斯把资本边际效率定义为“这样一种折现率，它可以使在资本资产的存续期内由其产生的报酬所支付的一系列年金之现值，恰好与其供给价格相等”。换言之，资本边际效率描述的是某种资本资产的预期或期望的收益与其当前的重置成本之间的关系。按照凯恩斯的说法，构建一个计划表，以表示为了具体一项资本资产的边际效率降到某个给定水平需要在其上做出多少投资，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然后，“为了大体上给出一张把总投资的利率和相应资本边际效率（由此得出该投资利率）联系起来，根据不同类型的资本”可以把这些计划表进行加总。那么，很显然，投资应增加到最后一个盈利的投资项目的边际效率正好等于通行的市场利率为止，而这个市场利率是现有金融资产市场上所呈现出来的利率。而这正是维克赛尔所乐于见到的，尽管凯恩斯在掩饰维克赛尔联系上不遗余力，但他仍然保留了在市场利率与实际上称之为“自然”回报率之间所作的区分。正是对维克赛尔的自然利率做了这样的改头换面，凯恩斯才把资本边际效率与其他三个主要的理论基石相结合，重新处理了维克赛尔式的累积过程。
不过，凯恩斯对维克赛尔的主题所作的改变，即对资本边际效率定义本身所作的改变，并不仅仅是用另外一个名字取代了维克赛尔的自然利率那么简单。对凯恩斯而言，一项投资的“资本密集度”对能否带来更大的实际收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否“以最有效率的方式组织生产，而这种方式与消费者需求预期变得更有效的那些时点上的贸易交付相匹配。”经济中的个体参与人所面临的真正挑战在于：他必须在今天签订合约，以便为资本项目进行融资——去建设工厂、备上存货、投资研发——而产出却只会在那些他既不了解、也无法在缺乏统计上的同等确定性条件下进行有效地套期保值的环境下才能实现。凯恩斯在第十六章“关于资本性质之几点观察”使用了一种创造性的类比，来对这一点进行了说明：“如果消费者在听取详细报道，知道在各种晚餐时间可能有的饭菜情形以后，决定在晚八时开饭，则厨师之职责乃在配合该时间，尽力做好菜，准时开饭——虽然如果不论时间，只就产生绝对最好的晚餐而论，厨师认为最合适的时间也许是七时三十分、八时或八时三十分。”古德斯丕德认为，在整本《通论》中再没有哪个段落像这一段这样把凯恩斯融汇在一起的四个主要的成分压缩得如此完美的了。
而哈耶克在1936年之后所给出的理论，真可称得上是《物价与生产》的新版。面对斯拉法的批评，哈耶克在其《资本纯理论》一书中做了回应。一来，他引入“产量增长率”的概念，在更为一般性的框架内把维克赛尔的自然利率落在了实处，把投资包含了进来；二来，哈耶克也像凯恩斯一样把投资看成是一个复合过程，用“投资边际价值产品”这个术语代替凯恩斯的“资本边际效率”概念，投资越大，投资边际价值产品越低，这也不再是因为它鼓励生产上更大的资本密集度，而是因为它使无利可图的投资项目处在了边际水平之下。
哈耶克《资本纯理论》的第十二章与凯恩斯《通论》的第十七章，在分析方式和宗旨上惊人地一致，前者围绕“产量增长率”构建的理论框架和后者围绕“资本边际效率”构造的自利率框架非常相像，原因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毕竟这两部著作的这一部分都是斯拉法批判的产物。哈耶克还在他对斯拉法以及凯恩斯的致敬语中承认：“要想把这么多的不同‘自利率’（即凯恩斯先生按照具体商品所称的增长率）简化成一个利率，而且把这个利率而不是其他利率当成是投资生产率的更为适当的选择，是无法实现的。”但这样做虽然可以摆脱斯拉法的批评，却没有解决自然利率问题，不同商品在不同时间段上进行交易，得到的商品利率非常之多，哪一个应该被视为货币利率与之相分离的那个自然利率呢？维克赛尔用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来解决这一问题，用平均生产时间来表示价值资本的边际产品价值。但哈耶克在《资本纯理论》一书中全然放弃了平均时间段这个概念，哈耶克认为，任何两个投资项目在进行比较时并不能从严格的技术角度断定哪一个涉及到的平均生产时间更长。无疑，在《物价与生产》一书中哈耶克广泛运用的“平均生产时间”这个概念，哈耶克经历了与斯拉法的交锋之后不得不对之进行更为谨慎的审视，并最终抛弃了它。哈耶克这样宣称：“试图以类似于工资和地租的方式把利息解释成某种明确给定的生产‘要素’服务的价格，这种企图几乎总是有着这样的一种倾向，即把资本当作同质的物质实体，它的‘数量’可以被视为一个‘数据’，一旦得到良好的定义，就可以根据经济分析的目的而由对构成它的具体要素之更为充分的描述所取代。”按照古德斯丕德的说法，这几乎是在按照稿子念日后剑桥学派对新古典资本理论的批判。所以，后来两个剑桥的资本之争对资本测度问题的纠缠，按照哈耶克的说法是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的。放弃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哈耶克也就走出了与维克赛尔不同的路向，但他还是需要去找那个维克赛尔的自然利率。与凯恩斯一样，哈耶克也转向了投资。
哈耶克认识到，他的产品增长率不但要适用于个别商品，也要能够用在复合商品上。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投资过程上，延长一单位投入的投资时间所得到的边际产出价值对于该生产过程所有涉及到的投入都一样，如果不一样，这就不会是均衡的状况。因此，只有当源于投资过程的总产出流的折现值等于投资于该过程的总投入值时，均衡才会出现。此时才会存在一个按照价值计算的一致的收益率或投资率，哈耶克称之为“投资品的边际价值”。如果与前述我们对凯恩斯“资本边际效率”的论述相对比，我们会发现这两者何其相似乃尔。
哈耶克在《资本纯理论》一书中提到凯恩斯共十一次，有七次在对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与可贷资金理论进行批判。无论凯恩斯的货币经济理论引起了多大的学术影响，哈耶克却总是在实物层面展开自己的研究，把他的研究建立在充分就业的假设之上，虽然他也承认，当资源大量闲置时，流动性偏好的假设是非常重要的。哈耶克不止一次在他的这本《资本纯理论》中提及，货币的动态影响不在他的分析范围内，值得另辟专书加以研究，而这本《资本纯理论》不过是一部预备性质的著作而已。如此再三解释，都有啰嗦之嫌。古德斯丕德对此评价称：“哈耶克对其分析的适用范围再三强调，表明他根本没有认识到他与凯恩斯的理论所具有的不同应用边界，这真是让人大感意外，就此而论也颇让人扼腕叹息。凯恩斯坦承，一旦总产出处在‘与充分就业相应的水平上，古典理论就可以继续进行有效的分析。’哈耶克同样表现出来类似的坦率，他也认为：如果经济不能达到或接近充分就业，在描述动态的调节过程上，流动性问题即便不是至关重要，那也是非常根本的。表面上来看，他之关注凯恩斯对流动性偏好的强调，乃是源于他反对把流动性偏好一般化到充分就业情况上去。”不错，哈耶克认为，货币变化一定会造成经济行为人对未来的预期落空，大大扭曲真实的经济状况，从而造成经济活动的经常性波动。对此，凯恩斯一定会问：这种扭曲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推翻了经济运行当中的那种稳定趋势？这个问题对于协调预期的资本变化而言是非常根本的，而这恰恰是维克赛尔联系的核心所在。
最后，我们用乔治·沙克尔的话来对维克赛尔传统下凯恩斯与哈耶克的理论构造做一个总结。乔治·沙克尔曾是哈耶克的学生，后来成为一名后凯恩斯主义学者，他在给维克赛尔的《价值、资本和地租》（1893）一书首个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对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的维克赛尔联系直言不讳地大肆强调，鉴于沙克尔的学术经历，他的这个立场很值得认真对待。沙克尔认为：“这两种理论看似彼此对立、相互矛盾，实际上是一种幻象；石头密度比水大，所以下沉，橡木塞密度比水小，所以上浮，这两个理论讲来讲去，不过是这么一点差别而已。”真可谓是一语中的！
六、余论
本文我们费尽心力对凯恩斯与哈耶克在20世纪30年代的这场争论进行思想史上的追根溯源，是不是仅仅为了满足我们在知识上的考古癖好呢？也许其意义不止于此，从中我们或许可以窥见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一个缩影。
哈耶克和凯恩斯在维克赛尔的联系之下，共同关心的乃是这样一个问题：货币经济乃是如何在一个充满着不确定性和异质性资本的世界穿越时间与无知的黑暗而完成对经济活动的协调的？与当今盛行的缺乏时间概念的瓦尔拉斯的试错主义不同，凯恩斯与哈耶克认为，经济主体在计划上的一致性是均衡的内在要求，这些计划是无法由那个充满神秘气息的、瓦尔拉斯式的拍卖人所协调的，也不可能由理性预期的代表性经济主体所协调，而是要由持续的市场互动和预期的反复修正来逐步协调兼容。这就需要引入对货币与资本的动态讨论。而这样的讨论不可能在宏观经济学如今占据主导地位的瓦尔拉斯主义的分析模型中取得一席之地，一般均衡的理论家对于货币经济中的均衡变化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而对于凯恩斯和哈耶克而言，货币乃是价格体系中一类松散的连接，可能会放大预期或预期的误差。各种影响经济活动的自然力量变动不居，是价格体系的一个基本特性，这个特性所导致的实际变化必然要通过货币这个渠道发挥作用，一旦这类变化牵涉到多个时期上的决策时，由不确定性所带来的货币经济体系的复杂性也会放大货币这种连接所起到的作用。根本的问题在于，货币所发挥的作用是在什么样的程度下促成了经济活动中各种力量最后复归均衡的，要知道货币带来的影响在一定时间内会大大扭曲由实际变量所确定的相对价格结构，其中货币还会首先影响到另一类价格，这就是利率。对于这样一项维克赛尔设置的艰难的任务，凯恩斯与哈耶克均不遗余力地加以研究，这样的任务不但要面对如何解决物质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的冲突问题，还要面对如何构建作为时间过程的均衡概念问题。所有这些凯恩斯与哈耶克在这场争论所面对的问题，与1960年代的剑桥资本理论之争在内核上差相仿佛，正如凯恩斯所言：“如果不去进行这方面的探索，我们过去几十年的研究所得将付之东流。”然而，既然影响经济的自然力量的变化和时间因素带来了众多问题，那么经济学家们撤退到非时间的一般均衡模型上来，也许就是职业发展中的最优选择了。毕竟，把资本和时间的问题纳入到单一商品的、简单的实物模型中去，或者借助瓦尔拉斯主义虚构的一般均衡世界，事情就好办多了。
无论凯恩斯与哈耶克的这场争论当年如何轰轰烈烈，最终在一般均衡范式的强力之下都会在经济学家的职业文化氛围中烟散云消。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课题“大卫·刘易斯的惯例理论及其对当代经济学制度分析的影响研究”（18BJ010）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转载自《学术月刊》2018年第12期，未收录原文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