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凤仙其人

【编者按】

陈旭麓先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执牛耳者,在他诞辰百年逝世三十周年后不久,由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傅德华精编的《近代中国人物论》出版。正如傅德华在序中所说,先生“在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领域都有相当的建树。他的遗著曾多次被整理出版,但唯独缺少一本专门论述近代中国人物的文集”。《近代中国人物论》精选了陈旭麓先生有关中国近代人物研究论文23篇、书评书话8篇和人物研究方法论5篇,是其“知人论世”之功的集中体现。澎湃新闻获得授权摘录其中一篇。

陈旭麓

近来影片《知音》、话剧《一代风流》及其他剧种《蔡锷与小凤仙》相继上演,不仅使蔡锷的英名重放光辉,“小凤仙”三个字也已家喻户晓。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野史说部固然多所渲染,但他们的相恋,并非乌有,确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史上的一则佳话,富有传奇色彩,早在二三十年代,就曾以《英雄美人》为题搬上了舞台。

蔡锷,字松坡,他在辛亥革命时才30岁,已是云南都督,护国之役又是年轻的总司令,史册上赫赫有名。至于小凤仙,只是以一个偶然的社会因素,闯进了蔡锷的英雄业绩中,她的真实性到底怎样,她的身世又怎样,人们是不太了然的。这里且引两段较有历史价值的传记资料供参考。


蔡锷与小凤仙

同盟会会员张相文的《南园存稿》中有一篇《小凤仙传》,首段说:“小凤仙,钱塘人。父某清季武官,落职后,贫不能自活,携家卖饼上海。久之益困,遂质凤仙于妓寮,以凤仙齿稚,英警靳不许。复携至北京,张艳帜于云吉班。凤仙性慧,款接间,时从诸文士执经问字,久之遂能通大义,阅书报,翩然闺阁名嫒也。”

《孽海花》的作者曾孟朴的儿子曾虚白所撰的《曾孟朴年谱》,其中记述曾孟朴与小凤仙的一段逸事说:“小凤仙原本是杭州一个旗人姨太太的女儿,那旗人死了,姨太太不容于大妇,竟被赶了出来。那姨太太就带着一个老妈子抚养孤女过日子,过了几年她也死了,就把这孤女托给了老妈子。老妈子领着小凤仙就住在先生(指曾孟朴,下同)杭寓的对门,过着的日子当然越发难堪了。不知怎样,给先生看见了,就商诸老妈子,把小姑娘领到自己家里,想好好把她抚养起来,不料那老妈子自居养母,屡次无风作浪,缠缠不休。先生可怜小凤仙的境遇,因与她养母约,每年贴她若干钱,叫她带着小凤仙到上海进学堂,不得让她堕落,老妪欣然承诺。不料民元时先生赴南京,在友人席间突遇小凤仙,竟是袅袅婷婷的一个妓女了。先生痛心之余,赶到她的寓所把老妪痛责了一顿,可是人在她的掌握中,也就无可奈何了。这次(指1913年春)先生北上参与财政会议,又在北京遇见了小凤仙,她已变成了红极一时的红姑娘了。”

根据这两段资料互证,不难推断小凤仙的身世是:一、她是杭州旗籍武官的女儿,清朝在杭州有八旗驻防,旗人先前鼎盛,到清末已衰败不堪,何况又遭家庭的变故,小凤仙之所以沦落风尘,原是那个社会难以逃脱的命运。二、她的年龄,在上海时“张传”说她“齿稚”,当是辛亥革命前两三年;“曾谱”说她民元在南京已是“袅袅婷婷的一个妓女”,至少有十五六岁了,以此推算,小凤仙在北京云吉班年间,当是一个17至19岁的姑娘。三、她通文字,能阅书报,这是她比一般妓女较有身价的地方。

蔡东藩等的《民国通俗演义》第五十二回、第五十四回,对蔡锷与小凤仙的会合宴游,大加铺饰,那是“演义”家必有的手法。但在第五十一回中,说“小凤仙是浙江钱塘县人,流寓京师,堕入妓籍,隶属陕西巷云吉班,相貌不过中姿,性情却是孤傲,所过人一筹的本领,是粗通翰墨,喜缀歌词,尤生成一双慧眼,能辨别狎客才华,都中人士,或称她为‘侠妓’”。除了“喜缀歌词”、“生成一双慧眼”等是作者的赞词外,其他证之“张传”、“曾谱”,都属可信。如说“相貌不过中姿”,就是着实之笔,熟知小凤仙其人的陶菊隐先生也说她并不十分漂亮。至于被称为“侠妓”,当是在同蔡锷的关系传出之后。

蔡锷与小凤仙,一个是风流儒雅的名将,一个是堕入青楼的少女,他们是怎样相识以至相契的?据“张传”说:“民国二年冬,蔡锷卸云南都督任,留居京邸,偶与友人狎游,过云吉班,独赏识凤仙,凤仙亦伟视蔡,知其非寻常浮薄子也。由是蔡每三日必一至,至辄以夜半。”“曾谱”则说曾孟朴在北京遇到小凤仙时,“蔡松坡那时正迷恋小凤仙到了极度,可是金屋之议因小凤仙不易就范,始终没有办法。蔡知先生跟小凤仙夙有渊源,因设法与先生交,以撮合的重任相托,卒经先生从中劝解,成立了这段英雄美人的撮合,也可说是千古佳话了。”

“张传”和“曾谱”对此事的记载,虽因个中关系不同,互有出入,但所说蔡锷对小凤仙的眷恋却是一致的。据蔡端(蔡锷子)先生听他的母亲(潘夫人)口述:有次在戏院看戏,蔡锷指着包厢中一位姑娘说,她就是小凤仙!并称蔡锷与小凤仙的关系,对家室并没有保密。须知那时的社会,不独官场和文人狎妓成风,就是革命志士也常借妓馆为掩护。蔡锷在北京,虽有将军府将军、经界局督办、参政院参政等阔衔,但非实职,徒为袁世凯所羁留,在这种情况下,他与同僚涉足云吉班,并不足为奇。且因此以醇酒妇人的消极态度,瞒过了袁世凯及其爪牙,得乘机潜离北京,走天津,赴日本(因侦察严,未上岸),回船上海,取道香港、河口,达昆明,联络旧旅,组织护国军,把袁皇帝拉下了马。其间小风仙实有主动助蔡得脱羁绊之功,这就使小凤仙的名字与蔡锷发生了联系,与反袁的战斗发生了联系。“张传”对小凤仙如何窥知蔡锷的反袁心事,告以袁世凯的侦探如何活动,更为蔡设计如何脱身,言之甚详。这些都说明小凤仙是一个既具慧眼又有侠心的姑娘。长沙黄毅的《袁氏盗国记》对此事记载得更为的实:“时蔡氏狎一侠妓,曰小凤仙。明达有丈夫志,深知蔡之私隐,时为赞助筹画之。自帝制发生以后,蔡、唐(继尧)密使往还不绝。唐促蔡入滇,宣布独立。袁探侦悉,乃有军警搜查蔡宅之事。(蔡)益知京中不能久居,伪与夫人反目离异。夫人出京,先脱家室之累,又得小凤仙之助,乘间出京,由津赴日本。”李丕章在《护国军中见闻二三事》中也说:“蔡出走时,是深夜在小凤仙家留宿,从而蒙过监视人的耳目,连夜搭火车到天津上船赴日本,翌晨被发觉时,袁的侦骑四出,而蔡已横渡渤海了。”这表明蔡锷在与小凤仙相昵的日子里,谋画倒袁的壮志终不少懈,渐被小凤仙察觉。小凤仙不顾袁世凯的威势,也不留恋自己已得的宠荣,一心为蔡锷的脱险分忧。影片名曰《知音》,是会心之笔。


电影《知音》中的蔡锷与小凤仙

蔡锷怎样飞出侦探四布的牢笼,小凤仙又怎样帮助其脱身,说法不一。哈汉章《春耦笔录》中有一段生动的纪实文字,摘引如下:

“(民国)四年十一月四日,为予(哈汉章自称,下同)祖母八十寿辰,宴客北京钱粮胡同聚寿堂,……蔡松坡同学往还甚密,是日早至。谓予曰:今日大雪,可在此打长夜之牌。予知松坡有用意,即托刘禺生代为召集。松坡前执刘手曰:我与你同案三年,今日要畅叙一夜,你要慎择选手。刘曰:张绍曾颠,丁槐笨,二人如何?松坡曰:可……蔡、刘、张、丁聚博终夜,天未明,松坡踌躇曰:请主人来,我要走。绍曾曰:再打四圈,上总统府不迟。松坡曰:可。七时,松坡由予宅马号侧门出,直入新华门。门卫异之,意以为极峰(指袁世凯)所传。侦探抵府门,亦即星散,未甚置意。松坡抵总统办事处。侍者曰:将军今日来此过早。松坡曰:我表快两小时矣。随以电话告小凤仙,午后十二时半到某处吃饭,故示闲暇,徜徉办事处中,若无事者,人亦不察。乃密由政事堂出西苑门,乘三等车赴津,绕道日本返滇……松坡走后,予受嫌疑最重,从此宅门以外,逻者不绝。刘禺生、张绍曾次之。丁槐则徉无所谓。小凤仙因有邀饭之举,侦探盘诘终日,不得要领。乃以小凤仙坐骡车赴丰台,车内掩藏松坡上闻……明日,小凤仙挟走蔡将军闻全城矣。”

刘禺生的《洪宪纪事诗》中也有一首咏其事道:“当关油壁掩罗裙,女侠谁知小凤云?缇骑九门搜索遍,美人挟走蔡将军。”请注意,第一句中的“油壁”,指车子,油漆车壁的车子。诗中所说并非实事,是侦探逃避责任,“以小凤仙坐骡车赴丰台,车内掩藏松坡上闻”,遂有“美人挟走蔡将军”的趣剧。

蔡锷在挥军打垮洪宪帝制后,喉病加剧,赴日本就医,1916年11月8日死于日本,遗体运回国内;时黄兴先蔡八天逝世上海,因此黄蔡同时举行国葬,均归葬长沙岳麓山。官民哀悼,极一时之荣。在北京举行的追悼会中,据说小凤仙曾亲临祭奠,有哀悼蔡锷的挽联:

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因缘成一梦;

几年北地燕支,自悲零落,赢得英雄夫婿,桃花颜色亦千秋。

这副挽联用词贴切,流传很广,我在年轻时就听说过,不少联语或杂记一类书中也记载了此联,但词句常有出入。此处所录,已经核订。其中有两个词值得一说,一、上联末句中的“因缘”,一般作“姻缘”,“因缘”是佛家语,义广;“姻缘”指婚娶关系,义狭,蔡、凤为萍水偶合,用“因缘”好。二、下联首句中的“燕支”,一般作“胭脂”,通用,但这里与上联“鹏翼”对仗,应作“燕支”。联语很工整,看来不是初识翰墨的小凤仙自撰,而是别人的代笔或假托。作者是谁?有的说是易顺鼎,有的说是樊增祥,有的说是扬云史。易、樊、扬三人都是当时擅长诗文的名士。也有人说是逊清翰林黄岩朱文劭(字劫夫)作的。更有人来信指出:易宗夔那时寄居北京安寺街湘潭会馆,应友人邀替小凤仙代作,以后收入他所著的《新世说·伤逝篇》。言之凿凿。到底是谁作的,存以待证。

蔡锷死后,小凤仙的归宿怎样,这是小说、戏曲寻找的话题。为了使故事有一个动人心弦的结尾,不是说她一恸之下,自杀以殉知遇;就说她被蔡母迎回湖南,长作蔡家未亡人了。这些都不是小凤仙的真正归宿。真正的归宿,小凤仙只能在临风陨涕之余,仍走不出那个社会原先给她的安排。不久前,《北京晚报》上有篇文章,说小凤仙到解放后尚在人间,同一个工人结了婚,居东北。梅兰芳赴朝鲜慰问志愿军时,道经东北,小凤仙曾拜访过梅兰芳,要梅为她保密。这就更加表明了她的归宿的现实性。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社会政治正在经历着一次大的变化,居于统治地位将近300年的满族面临的这种变化更为紧迫,小凤仙的身世是这种变化的反映。她与蔡锷的知遇固然是一则政治佳话,也是一曲令人心醉的戏剧素材。她的侠义,比之寄兴亡之感的《桃花扇》中的李香君,也要高出一筹。综其一生,是一篇哀怨迷离的社会史,治史者似不应将其置于视野之外。


《近代中国人物论》,陈旭麓/著 傅德华/编,九州出版社·胡杨文化 2019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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