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听到李学勤先生离世的消息，心情很沉痛，但并不感到愕然。因为先生罹患重病已经很长时间。人生有来有去，先生走了，感情上让我很难过，但客观上来说，这是很正常的，不是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情。遗憾，是他病重后不便探视，没有能去到病房里，和先生说说心里话。
李学勤先生
有些人说，李先生城府较深，轻易是不会和人多谈心里话的。这也可以说，是我在1992年刚调到历史所工作时，在那个单位，人们私底下比较普遍的一种说法。大千世界，各人自有各人看法，事出有因，话出有缘，对此不必深究。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为人处事的方式，在这方面，世界上也并没有绝对一致的准则。人家不想和你讲，有时，也许只是个性的差异；有时，也许是生活经历使然；有时，也许这些满世界嚼舌头很喜欢对别人评头品足的人，还需要问问自己：人家为什么非同你讲不可？
人和人相接触，有时只是一种感觉，或者说只是一种缘分。感觉有了，缘分到了，我想，恐怕没有什么人真的不想和别人交流，不想向别人表露一下自己的真实感觉和看法；若是内心怀有真性情，恐怕想不说，也很难抑制得住。
李学勤先生学术地位高，工作太忙，我从事的专业，同他的主要研究领域距离较远，他也比我年长很多，所以，虽然一同在历史所工作了十多年，但直接的接触，还是非常有限的。
第一次面对面地正式谈话，是我刚做历史地理研究室主任的时候。当时李学勤先生是历史所的所长，同时还分管历史地理研究室。
似乎就像是针对别人说他光挂名不管事儿之类的闲言碎语而讲的似的，李学勤先生一开口，就和我说：“德勇啊，我做这个所长，重点考虑的，就是学科建设。我们历史所是国家的重要学术单位，抓学科建设，抓住学术，就是我的主要工作。让你来做这个研究室主任，不光是因为你年轻，还因为调你来历史所的时候，我就认真看了你的材料，现在只有你最适合这个岗位，你一定要努力做好这项工作。”谈话中间，李先生非常具体地向我指出了研究室中现有人员的研究能力和水平，一点儿没有敷衍的场面话，没有回避任何实际问题，直接点到了每一个人的名字，没有一丝一毫很多人讲的圆滑和世故。这就是我对李学勤先生最初的直接印象。
因为学术是纯真的，所以真学者往往都会有些长不大，甚至会有些调皮。这一点，我和业师黄永年先生接触太多太密，所以感受得最为清楚。其实，李学勤先生也是这样的真性情人。
我在历史所的时候，当上副所长以后，“例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实际上学术委员会的各种日常事务性活动，都由我来主持，所以不能晚去。李先生虽然不当所长了，却依然还是学术委员，而他做事有很好的习惯，即遵守时间（其实我当不当这个副所长，一般也都是这样）。我不能迟到，他恪守时间，而别的人，大多都是稀里胡涂，学者和文盲，并没有什么两样。这样，在会议室里，就常常是只有我和他两个人，空等那些大爷的到来。
1994年社科院历史所学术委员会合影（前排右二为李学勤先生，后排右一为作者，作者当时任历史地理研究室主任）
无聊等待的时候，人往往更容易放松，也就更容易透露出自己天生的性情。
在这当中，有一个故事，我是讲过的。这就是他患病去协和医院诊断，挂了专家号也没看明白，最后是自己给自己确定了病症。聊起来，我颇感诧异：“协和的专家，怎么会这样？”李先生指指外面的长安街马路说：“德勇啊，什么是专家？外边儿马路上的人，看我们这大楼里不也都是专家么？”一句话，拍死社科院大楼里多少“专家”？更拍死口口声声号称历史学研究“国家队”的社科院历史所多少“专家”？讲这话的人“世故”么？讲这话的人“圆滑”么？我感受到的，只是一位纯真的师长，在和你谈调皮的孩子向小伙伴讲的真心话。
还有一次，历史所学术委员会即将召开的会议，是评学术研究成果奖。闲谈间谈到历史所某位专家的一项研究成果，李学勤先生和我说：“德勇啊，我真佩服某某，那个问题，总共也就那么几句话的材料，他竟然写成了这么厚一本书？你说他是怎么写的呢？”由于马上就要主持会议，这次，我反倒碍于身份“矜持”起来，一时不知道怎样应答好。也许，是他深知我一向快人快语，所以忽视了我的尴尬；也许，是他那颗调皮的心实在抑制不住，李先生马上又重复了一遍：“德勇，你说他怎么写的呢？真是有本事！”
同样是谈论某些人的所谓“学术研究”，有一次在历史所学术委员会讨论项目资助事之前，他指着某位很张狂的人申报的上边儿领导特别挚爱的大项目说：“这课题好是好，可怎么做呢？”不要以为这话很平常，只有始终保持一颗学术的心，才会自然而然地这样想，才会脱口而出这样讲。
我在历史所的时候，张罗起来一件事情，这就是办了一份所内研究人员的学术年刊，名之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李学勤先生很支持，刊名还是他帮助拟定的。在讨论这份年刊的质量追求时，许多人都谈到了前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即所谓《史语所集刊》。一些人认为，应当以此刊为标杆，努力向它看齐。针对这样的看法，李学勤先生在会上公开一针见血地指出：“此史语所非彼史语所。”意即今天在台北出版的《史语所集刊》，水平已经远不能与国民政府东撤之前相比。
你说在今天的中国古代史学界，还有几个人敢讲这种大实话？很多所谓“学者”，为了能被某些海外国外的机构请去“讲学”，不管多么恶心的话他都能讲，也都会讲。我见到的，只有北京大学的李零教授公开讲过和李学勤先生类似的评语。那么，谁才是真正的学人，谁更像是“名利场”上的市侩？当然，历史所的老先生们，当时不止一个人附和了李学勤先生的说法，那时的历史所，是有一批具有人格尊严也不乏学术风骨的学者的。
像所有的人、像所有的学者一样，李学勤先生当然有他的缺点，但我们生在这个肮脏的世界上，谁又是一尘不染的圣人呢？当我们追随于前辈先贤身后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我们首先从先辈身上学习的，是他们勤勤恳恳献身于学术的精神，是他们卓越的学术成就和贡献，当然也还有我们应当取法、愿意取法的优良行为方式。
李学勤先生今天走了，我感到更深切遗憾的，还不止是在他病后，没有机会陪他聊聊天，说说我对他的理解和感受，更加遗憾的是，我一直想单独向他当面道谢，感谢他对我成长给予的巨大帮助，现在，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在我还没有调到历史所工作的时候，就听到有很多人在背地里议论纷纷，说李学勤先生太忙于自己的研究了，舍不得花费精力多帮别人的忙。可是，我在历史所看到的真实情况，却恰恰相反，很多人在打着他的旗号，利用他的名望，搞项目，弄课题，评奖项，他都帮着写推荐，写评语，写序言，等等，几乎是来者不拒。反倒是很多人好处拿完，转过身去就四处骂娘，真不知天良何在。
按照学术界的“规矩”，我和李学勤先生没有一点儿师承关系，所从事的专业，也沾不上多大的边儿，同时我本人又生性耿直，不会顺情说好话讨人喜欢，李先生是没有任何必要和理由对我多加提携的。可是，作为一个学人，在我的社会经历当中，李学勤先生却给了我最最重要的帮助。
1994年8月，我在历史所晋升为研究员。那一年，我35岁，任职副研究员的期限还没有满，申请的是破格晋升。这种情况，在今天早已司空见惯，当时在大学里面也已经做过一些，但在社科院，还是头一遭，免不了众说纷纭，说啥的都有。经过一番周折，算是很顺利地通过了审查，度过了学术生涯上的这一重大关口，个中情形，我却是一无所知。
大概是在职称评上两年以后，才分别从几个不同渠道获知，李学勤先生不仅在历史所初审的会议上力主我的晋升，在社科院的职称评定终审会上，他也是极力夸赞我的学术研究，并在会下，更为重要的是，李先生为我这次职称晋升，还专门给社科院人事局的局长写了封几页长的长信，详细说明我的学术能力，请求人事局领导予以特别的关照。
了解李学勤先生学术地位的人，应该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我当时能够那么顺利地通过这一关卡，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当然是李学勤先生的大力推荐，而在这当中，我看到的，只是一位师长，对一位年轻学子真切的关心。
我生性愚钝，除了做事比较努力、也比较踏实认真以外，是没有任何优长之处的。但我想，即使是一个天资过人的人，在自己的人生路上，可能不同程度地都得到过别人一些帮助；假如这些帮助是发生在你人生路上的关键时刻，那这些帮助就会对改变你的命运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就我个人而言，李学勤先生就是那位在关键时刻帮助我改变人生命运的师长，我会永远铭记和缅怀他给予我的恩德。
2019年2月24日下午14:30哀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