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工业：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演化》，严鹏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400页，75.00元
作为一个军事史的研究者，师长和朋侪都笑话我开口榴弹炮、闭口机关枪，常常痴迷于兵器的世界不能自拔。不过我明白，进入现代之后，所有先进的武器装备都需要完整的工业体系尤其是制造业作为基础。少年时玩过《文明》《钢铁雄心》系列游戏的青年，想必都可以深刻理解这一点，而我们的教材也不断强调近代中国几乎所有的御侮战争，都是“落后的农业国与先进的工业国之间”的对抗。战争与工业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抗日战争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御侮战争，其外延和内涵实在丰富，近年来此一时段相关各方面的研究层出不穷，使人不免有乱花迷眼之感，至于战时工业的研究，自然也并不全是空白。而工业史本属于经济史的重要分支，除了广大史学工作者，还有不少经济学家在从事相关研究，抗战时期工业的发展，也是他们已经多次关注的问题。因而，当翻开严鹏先生这本名为《战争与工业：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演化》的新著时，我多少有点小人之心，以为这或许一部建立在对既有研究总结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的作品。不过阅读完毕之后，我发自内心地赞叹：作者真是匠心独具，对这样一个并不算特别新的问题，予以全新的建构，并获得了相当的成功。
该书以战时中国工业的重要基础——装备制造业为对象，围绕“战争与工业化”这一核心问题，复原了这一重要行业在战争状态下的演变和发展，重点讨论了战时装备制造业的壮大、国民政府对行业的影响、装备企业制造能力的提升，以及战后装备制造业的衰颓几个方面的问题，同时该书还考察了沦陷区和解放区装备制造业的情况。由本书出发，一些有趣的问题倒是扑面而来，使我们有必要深入严鹏的论述中，与他一道去探究一番。
战争与工业的双重变奏
按照套路，分析一本学术著作时比较极端的做法，是很“技术”地先从它的理论、方法、风格以及作者所使用的材料等等入手，像“庖丁解牛”一样先把这本书分拆得七零八落。至于它的重要观点和主要内容，似乎都已经在其次了。这样做或许有助于提升阅读者自身的论文写作能力，但对我们了解过去、增长知识来说却是十分不利的。而作者的这本书，我以为最大的贡献，恰好在于他的观点和内容，所以必须“重要的话先说”。
根据我们的常识，抗日战争这场前所未有的浩劫对中国经济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国家的所有产业几乎都难逃劫数，装备制造业当然也未能幸免。洋务运动以来民族所积存的工矿企业大多集中于最先遭到战火波及的沿海地区，大概到1938年底，这些珍贵的骨血就沦陷敌手；依靠数月的内迁，大型企业以及赖以生存的设备迁至内地，却又不得不分散于西部交通不便的山区；加上过去工业发展倚重的各类进口，又受制于日本的封锁。战时中国的装备制造业，生存下来都是一个巨大问题，遑论如何发展。
作者对这段历史的复原，却是一个与我们过去想象迥异的叙事。战前中国的工业发展本来就是一个极不平衡的布局：轻工业占据主体，而重工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发展迟缓。这对战争来说是一个相当不利的开局，但辩证地看，则战争初期所损失的工业，也以轻工业为主，重工业并未伤筋动骨。而为数不多的重工业精华，皆优先被内迁到了西部，获得了再生的机会，这次还算成功的大撤退为战时装备制造业的复兴提供了基础。
诚然，随后日军的封锁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困难的同时，也使得战时工业起步艰难。有趣的是，正是这样的局面制造了巨大的需求。国家也好企业也罢，用不了舶来品，那么就只得使用国产货替代。国营工厂和民营企业齐上阵两开花，陆续制造出车床、锅炉和电机。装备制造业的上游产业如冶金业也因之萌发。战时国民政府在“总体战”思路引导下实施的统制经济更是提供了难得的助力。国家直接介入新兴行业如飞机制造业的创建，并协助旧行业的技术升级，同时还帮助培养了相当数量的人才。反对社会主义的国民政府也开始搞起了产业救助和加工订货，进一步创造需求。凯恩斯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后方装备企业制造能力的提升，因而也就不足为怪了。发电设备、船舶、机车、农机、纺织机械等制造均获得了成功，唯独汽车的制造不如人意。国家在其中的具体导向和支持力度，自是其中的关键。
作者强调，正是“需求效应”产生的作用，才促成了后方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这显然符合逻辑同时也符合历史。大量的数据表明，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后方装备制造业并未因战事而枯萎，反而爆发出战前并未出现过的生命力。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一种中国奇迹。作者最大的贡献之一，是他注意到了战争在带来巨大破坏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建设意义。简而言之，战争对工业发展来说，相当程度是一种良性刺激。
作者的这个解释框架建立于扎实的史料和充分的论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不过，稍稍逆向思维或许反而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战时工业。一些知识分子强调：西南联大在昆明艰难的岁月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指出这是国难环境下的意外收获，颇有“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意味。但我们都知道，西南联大所有的成就，多萌芽于战前的积淀，而物质条件的匮乏，恰恰是阻碍西南联大变得更为成功的因素。
战时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历程其实与之颇为相似。我们都知道，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为代表的一系列部门，在南京时期制订了宏伟的计划，也开始了初步的尝试。国民政府对日挑衅一再拖延，就是为了争取更多的缓冲时间，以落实上述计划。试想一下，如果中日晚一些时候开战，国府多争取到几年和平时期，谁能断言中国的装备制造业仍旧裹足不前，万一资源委员会1936年制订的重工业建设计划能够如之前的法币改革一样成功施行呢？另一方面，战时后方装备制造业虽不缺市场，存在着有利条件，但原料和技术的匮乏也是实实在在的不利条件，因而战前已有积累的、技术含量较低的装备可以大量生产，但缺乏基础、科技密集的产品，极容易屡试屡败，产业升级必将遭遇瓶颈。此外，战争带来的动荡、饥饿、通货膨胀，均是不可回避的消极因素，同样限制了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因此，战争在促进工业发展的同时，会不会也在阻碍工业的进步呢？这或许真是一个双重变奏。熟悉国民党史的人都知道，国民党政权在工业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时空，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台湾，那恰好是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
战时装备制造业的前后左右
作者将装备制造业作为他的研究对象，非常合乎他的观点。然而，在装备制造业的前后左右，仍存在着不少可以讨论的问题，值得推敲，毕竟我们内心关注的，还是作为整体的工业与战争之间的互动。
从定义上说，装备制造业（equipment manufacture industry）是一个很晚近的概念，过去使用得比较多的相近概念是机械制造业。此种“后见之明”是否适当姑且不论。作者在使用这个概念时，专门做了解释：“装备制造业系专指机械工业中生产技术较复杂产品的高端部分”，并认为依次为考察对象，是“得宜”的。我基本同意他的看法。我们大家在学习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都熟悉工业革命完成的标志是机械化大生产的实现，即“机器生产机器”。由此，装备制造业在所有产业内的核心地位，自是不言而喻。以装备制造业为例研究战时的工业，确实具有不小的代表性。
不过工业作为一个整体，其中除装备制造业之外，的确还包含了不少非常重要的行业，它们在战时发展状况对我们理解战争与工业的关系，也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比如与本书没有提到的上游产业——采矿业，其在战时的发展与装备制造业大抵相似，在巨大需求和政府引导下，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新的煤矿大量开采，铁与有色金属提升了产能，盐业获得新的机遇，石油工业从无到有……以上种种均符合作者的观点。与之相似的，还有能源业、化工业等等重工业部门，以及轻工业所属的许多门类。从这个意义来讲，作者的解释框架的适用范围已经超过了装备制造业的范畴，其学术价值真是不小。
另一方面，作者的观点确实无法解释全部工业门类在战时的发展，其中尤以兵器工业为甚。其实军工与战争的关系，较装备制造业更为紧密，理应受到更大的关注。甚至在某些行家眼中，兵器工业本身就是装备制造业的一部分。本书中作者将兵器工业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所依据的理由是“兵工企业的运行机制可谓离‘经济发展规律’最为遥远，甚至常常不受成本/收益这一基本经济规则的束缚”，因而“不太可能成为适合于经济研究的典型样本”。这样的说法多少有些牵强。由于战争的关系，战时大后方的兵器工业优先得到内迁的机会，存在着军方巨大的需求（虽不是来自市场，但需求接近于无限），还能得到国民政府最大力度的支持，所面临的环境与装备制造业颇为相似，何妨稍加类比呢。可是，兵器工业的发展的确大相径庭——战前中国尚且造出山炮、野炮，还组装出“平海”号巡洋舰，战时中国可以制造步、机枪，但却连一门像样的身管火炮都“攒”不出来，遑论坦克、装甲车、战斗机、驱逐舰、潜艇……这远远背离了作者的解释框架。其实，兵器工业属于工业门类中的尖端，是制造业的明珠，其发展所需的条件更为苛刻，中国之所以无法造出火炮，主要是外援断绝后得不到成品炮管，甚至得不到可供加工的炮钢。这样的窘境，和作者所论述装备制造业中飞机、汽车试制所遭遇的顿挫如出一辙。因而，我们需要意识到，战争的良性刺激，对工业中的少数门类如高端制造业，或许起到的促进作用有限。
将考察范围再放大一些，作者的解释说服力又当如何呢？与工业同属于第二产业的建筑业，其战时的状况就显然不如战前，由于经费、资源的缺乏，由于战火的蹂躏，人们无法在重庆、成都、昆明、西安等后方城市修筑上海、南京、天津、广州等地拥有的美轮美奂的建筑，更不用说整体的规划和设计。与工业关系紧密的交通运输业，战时的发展也捉襟见肘，相当程度比不上战前。交通工具的匮乏、燃料紧缺、建设能力跟不上，导致交通运输业甚至出现了逆发展，驿路和木船从博物馆走出，承担了相当的运力。可见，只要我们稍稍看得远一点，战争相对于各行各业狰狞的面目就清晰可见了。
当然如前所述，作者明确告诉了读者他所讨论的主要是装备制造业，因而他的解释框架没有问题。不过就算回到装备制造业这个范畴，依然有些许可以商榷之处。作者判断战时装备制造业取得成就的标准主要有二：数量（规模）与质量（技术），以此为尺度是适当的。但是今天我们知道，产业是否健康是否有前途，还得看产业的分布和产业的资本构成。战时装备制造业在后两点上并不十分乐观。产业重心主要分布在今天的川渝地区，西南其余省份显然就要逊色不少，而西北广大地区更是鲜有亮点。产业的资本构成，更是体现出“国进民退”的特点，除了民生机器厂等凤毛麟角，大量的民营制造业无法与国营工厂竞争，呈现出萎缩的迹象。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对战时装备制造业发展的评价，要略微打个折扣呢？
关于本书的理论、史料、表述
从职业的角度来看，作者的这本专著是可圈可点的。尽管在内容、观点和解释框架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讨论，但该书在理论使用、史料搜集上都为同侪树立了一个标杆，表述也有颇多可借鉴之处。
从哲学上来说，历史学本身可能是经验主义的，具备一定的反理论倾向。而实践中的历史学常常有不断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帮助我们去认识过去、理解古人。其中，经济史在使用理论方面是相对领先的。本书也不例外，作者明确表示这本书是“对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传统的双重接续与发展”，“与纯粹的历史学研究在方法上存在着差异，而是一种历史化了的经济学理探讨”。他自述在研究过程中“不断透过自己的研究对象与德国历史学派的学者进行精神上的对话”，此言的确不虚。稍微溢美一点地讲，作者用上世纪四十年代战时中国发生的故事，较为成功地论证了一百年前德国经济学大师李斯特的理论之合理性。这已经超过了不少历史学著作——即便是普遍使用理论的经济史著作，段数稍低的多是使用理论来帮自己说话，或是史料缺乏时为自己壮胆，甚至干脆就点缀一下。
作者在史料的搜集和使用方面值得我辈学习。在一个史料获取相对容易的时代，最为省时省力的做法，无疑是借助大数据的威力，用电脑广泛搜罗各式各样的史料，罗列排比以示博闻强记。王奇生教授那代学人足迹遍及地方档案馆，手工抄录原始档案的做法，似乎已不流行。可作者还是十分古典地选择了“笨办法”，走访大后方的数个档案馆，搜集了不少尚未使用过的材料。正如朱荫贵教授在序言中所称赞的，严鹏“收集资料的档案馆就包括多个地方档案馆，以及大量资料汇编和旧海关史料，其中包括多个行业的资料汇编。还有多种志书和当时各个企业或行业所编出版的各种刊物，以及国内外学术界此前出版的有关研究成果。充分地占有研究资料，是每一个研究者都向往的目标，但却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严鹏为此书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实在不足为外人道也。另外，为了写作此书，他还跑了大量的遗址，这同样是可以赞赏的地方。从事经济史研究，依然可以借鉴历史人类学“进村找庙、进庙找碑”的做法。想来在这样艰辛的田野工作中，作者也获益良多。
就表述而言，本书的表述做到了说理和叙事的有机结合。好的历史著作可以有精彩的故事，但一定得在讲故事的同时稍稍讲讲道理。本书在表述上长于分析，每一个分析亦建立于严密的形式逻辑，使得各个观点之间衔接得非常紧密。作者还常常进行反思，不断地修正、调整通过史料和推演建立起来的观点，读来令人觉得丝丝入扣，难觅缺陷。作为经济史，本书的故事性或许没有政治史、文化史那么强，但作者也尽量在可读性上下了功夫，其秘诀之一就是将“人”引入了讨论之中，读者在书中不难找得到许许多多活生生的人，可以读到他们的言论，触碰到他们的思想，这使得我们在阅读中能够体会到一些趣味。
本书与表述相关的篇章布局方面，我倒有小小微词。为了论述的全面完整，严鹏在第五章讨论了敌占区的装备制造业，第六章讨论了红色装备制造业，这当然不错，但这两章的内容插入大后方装备制造业的论述中间，或许不是那么恰当。如果把第七章“战后装备制造业”放到第四章之后，对读者来说可能更加友好。而沦陷区、解放区的装备制造业发展，处理为附一章、附二章，亦无不可。
当然，即便我的看法存在着些许道理，也无损这本书巨大的学术价值。正如本文开头所述，抗战时期的工业发展，是一个不算太新的题目。人们都明白，翻唱旧的曲子本来不易，要大声要唱出新的感觉那就更难。从这个意义上讲，作者成功地在旧的研究对象身上不乏创见、新意叠出，的确是“旧曲新歌音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