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的盛宴——见证《史记》中的大西南”展览正在贵州省博物馆举行，以七个单元分别介绍了蜀、巴、滇、夜郎、百越五种文化。展览体现了西南最高等级青铜礼乐文物研究的最新水平，可从学术角度进行品读。对普通观众而言，展览集聚了西南14家文博机构的馆藏青铜重器，是一个令人大开眼界的精品文物展。
近日，由贵州省博物馆等西南十余家文博机构共同举办的“王的盛宴——见证《史记》中的大西南”展在贵州省博物馆开幕（展期至2019年5月3日）。展览的主标题《王的盛宴》一方面从考古学角度展现了商周秦汉时期西南各文化最高等级的青铜礼乐文物，另一方面寓意了贵州省博物馆在2019年己亥猪年新春为观众奉上的文化盛宴，而展览的副标题《见证<史记>中的大西南》则从历史学的角度寓意了通过《史记》、《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这四部史籍来解读《王的盛宴》这一考古学概念。主副标题的结合，代表了考古学与历史学的互证，由此也向王国维先生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致敬。
展览开幕场景
对于学术界而言，本展览体现了西南最高等级青铜礼乐文物研究的最新水平，可从学术角度进行品读；对普通观众而言，本展览集聚了西南十四家文博机构的馆藏青铜重器，是一个令人大开眼界的精品文物展。可谓老少咸宜、雅俗共赏。
展览分七个单元分别介绍了蜀、巴、滇、夜郎、百越五种文化，下面分别对其特点做简要介绍，以飨读者。
1、蜀文化
蜀文化源于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其下限与三星堆一期相接，到三星堆三、四期时古蜀文明达到鼎盛。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是三星堆遗址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两坑坑室内器物分层放置，多数器物明显已被焚烧和破坏。出土器物有青铜制品、黄金制品、玉石器、象牙、海贝、骨器等，共计6662件（含残片和残件）。其文化面貌复杂，造型神秘奇特，制作精绝而规格极高，充分反映了古蜀国高度发达的工艺技术，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宗教信仰。
三星堆祭祀坑发掘现场
铜人头像
大约在距今3200年前，三星堆文化逐步被十二桥文化取代，十二桥文化以成都十二桥遗址、成都金沙遗址为代表，金沙遗址位于成都西郊，现已发现大型建筑基址区、大型祭祀区、墓葬等遗存，出土青铜器、金器、玉器、象牙等，极有可能是三星堆文明衰落后在成都平原兴起的又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古蜀国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都邑所在，也是中国先秦时期最重要的遗址之一。
太阳神鸟金箔
1980年，在四川新都马家公社发掘了一座战国时期的木椁墓，其可能是开明朝某代蜀王之墓。该墓葬所见列罍、列鼎、列鍪等青铜器组合，遵循同样器物两件或五件成组的特殊数量关系，特别是五件一组的组合关系，当是蜀人在器用上的特殊礼制。五件成组的列器制度可以认为是蜀王的器用制度。不论是墓葬中的楚式器，还是蜀地特有器类，都遵照此种礼制特征。马家木椁墓“器以尊楚”的特征表现颇为明显，体现出楚文化对蜀地影响的深厚。
2、巴文化
巴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关于其起源众说纷纭。据《左传》昭公九年记载，周景王派大臣詹桓伯对晋人说：“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毫，吾北土也。”据此可知，巴在西周时就已出现。战国时期，《华阳国志》中记载，巴人的居住地在“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及黔涪。”之地。
位于重庆涪陵以南约20公里的小田溪墓群在40余年内出土了数百件巴国珍贵重器。小田溪墓群因规模大、规格高、文物数量多且珍贵，被多数专家认为是巴国时期王室重要墓葬。据《华阳国志·巴志》载：“巴国先王陵墓多在枳”，枳即今之涪陵。巴王墓葬的位置在史书中也得到印证。
在巴人历史上，以“白虎”崇拜最为引人注目，学界也基本形成认同，巴国墓葬中出土的虎纽錞于、虎纹青铜戈等虎饰、虎纹器物也体现了这一点。“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在秦昭襄王时期，甚至已经因白虎崇拜造成了虎害。巴人将白虎作为图腾崇拜，《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也有记载。图腾崇拜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是普遍现象，但是每个民族和部落的图腾会有所不同，究其原因，其实与当时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着密切联系。巴人居住在山环水绕、植被茂盛之地，也是老虎常常出没的地带，这与巴人的白虎崇拜想必也不无关系。还有学者认为巴人把白虎作为巴人祖先廪君的化身，甚至加以供奉。善歌善舞的巴人对精神世界的构建尤为丰富，充满了神秘与奇妙的色彩。
虎纽錞于
3、滇文化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滇”是《史记》中记载的仅次于夜郎的大国。滇王所统辖的地域应主要集中于云南滇池盆地一带。1956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中出土“滇王金印”，证实了《史记》中汉武帝“赐滇王印，复长其民”的记载。
石寨山6号墓发掘现场
滇王之印
在滇文化墓葬中，出土了大量带有动物元素的青铜器等器物，其活泼生动，极具动感。不仅有单一的动物形象，还有“虎噬牛”、“虎噬猪”、“二人猎猪”等搏斗或狩猎场面。广大的欧亚大陆草原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活动区域，由于流动性较大，四周辐射现象明显，生活在草原上的斯基泰人与动物相伴，器物中也有很多动物元素。滇文化中的动物形象与其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说明同样受到了斯基泰文化的影响。丰富、生动的动物形象不仅展现了我国西南与欧亚大陆源远流长的沟通交流，也证明了滇人已掌握精湛的冶炼铸造和加工技术。
孔雀形铜镇
4、夜郎文化
夜郎是战国秦汉时期活跃在云贵高原东侧的一个重要地方王国。《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现学界普遍认为夜郎国活动主体在今贵州境内，贵州常被称为“夜郎故地”。以赫章可乐、威宁中水和普安铜鼓山为代表的贵州中西部地区很可能是古夜郎人的活动区域。“套头葬”、铜鼓、铜釜彰显着该区域墓葬的特有风格。
可乐夜郎时期墓地发掘现场
“套头葬”是赫章可乐墓群中乙类墓（地方民族类墓）的特有葬俗， 顾名思义，“套头葬”即为用铜釜套住死者头部的葬俗，目前主要发现三类形式，分别为单用铜釜、铁釜或铜鼓套头，用一件铜釜套头、同时用另一件铜釜套足和用一件铜釜套头、同时用一件铜洗垫足。中国的先民总试图以物质媒介与神明沟通，以求获得神明的旨意和指示。所以有诸如玉琮、玉璧等形制精美礼器的存在。而“套头葬”也可能是一种古代人民与神明沟通的方式。由于它只是乙类墓中一小部分墓葬中出现的葬俗，因此可能是拥有特殊身份的墓主人将通灵的铜釜、铜鼓等器物套在头上，以期能与神灵对话或传递去往神界的真诚希冀的行为。像赫章可乐M274，出土了目前堪称贵州省博物馆镇馆之宝的立虎铜釜，如此精心制造的铜釜，不仅是墓主人权力地位的象征，更寄托了死者的美好愿景。虽然同西南其他区域相比，目前还未发现高等级夜郎文化墓葬，但釜踪鼓迹为探秘夜郎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可乐M274套头葬全景（向南摄）
辫耳铜釜、立虎铜釜和观众
5、百越文化
“北有强胡，南有劲越”，位于长江以南沿海的古越人是我国一支古老的族系。因其支系复杂，所以被统称为“百越”。其中骆越和瓯骆是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主要活动在广西地区。这里的人民创造了独特、灿烂的百越文明。西周春秋时期，骆越人已掌握青铜冶炼技术。贵县（今贵港市）罗泊湾1号墓出土了典型越式鼎和极具地域特色的铜桶、铜案。越式鼎为盘口、立耳、三足外撇长伸的独特形制。铜桶是典型的岭南器物，主要流行于西汉前期，此外还有陶桶，都是岭南人的盛酒器。
罗泊湾1号汉墓发掘现场
“二斗少半”铭越式铜鼎
勾连雷纹铜桶
除此之外，具有岭南特色的器物还有铜鼓和羊角钮钟，它们是骆越人丰富精神生活的体现。这两类器物在滇文化中也多有发现。骆越文化在滇、楚、中原文化的影响下，既具有自己本身的特色，也兼具多种民族因素。
羊角钮钟
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考古学者苏秉琦先生曾言：“中国文明的起源，恰似满天星斗。虽然各地、各民族跨入文明门槛的步伐有先有后，或同步或不同步，但都以自己独特的文明组成，丰富了中华文明，都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苏秉琦先生 “满天星斗”说，把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不同板块。
在以后的历史时期中，这些多元的新石器文化融汇交流并逐步发展为青铜文化。在西南地区，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相继兴盛在距今约4000至2600年的商西周时期。巴、蜀两古国鼎盛在春秋至战国中期。夜郎、滇、百越并立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中期。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随后汉武帝在秦朝“五尺道”的基础上，进一步征伐南越、且兰，并使夜郎、滇归顺。由此，终于开通西南夷。蜀、巴、滇、夜郎、百越相继融入华夏文明之中，奠定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格局。
（注：图片版权归各文物收藏单位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