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在《中共党史研究》上连续发表两篇理论文章，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革命史或党史为例，对传统革命史观进行反思，提出向“新革命史”转型的理念和方法，基本代表了笔者对这一研究领域的期望。当然，面对如此宏大的问题，总有继续讨论和深化的空间，本文即在此基础上做一延展性补充，希望引起同行的关注。
何谓中共革命的“他者”？“他者”是一个与“我者”相对的概念，是指自我之外的事物或对象。不过，站在各自的角度看，二者之间又是互为“我者”和“他者”的。正是由于有了“我者”和“他者”，才将一个事物或对象区别为内部、外部并形成内外的意识，二者也由此发生了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这个事物或对象涵盖甚广，既可以是具体的个人，也可以是国家、地区、城市、村庄，还可以是民族、宗族、家庭以及机构、学校、公司、团体乃至阶级、党派等。本文所指的“我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他者”则与中共及其革命相对，既发生在中共革命之外，距离或近或远，又与中共革命有联系，而“联系”的涵义是较为宽泛的，既可能赞成中共革命，也可能反对乃至妖魔化中共革命，或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只是一种关注和表述。
稍作进一步解释，“我者”的中共革命似可从两个角度与“他者”进行界分：一个是政党角度，与中共相对或有联系的，有国民党、民主党以及其他非党派人士；另一个是区域角度，远比上一角度复杂。自1921年中共成立后，革命的区域从城市到农村，又从农村到城市，区域及其范围的变动非常之大。就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而言，自1927年至1937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革命区域的“他者”主要是国统区。在此期间，中央苏区与各个地方根据地的范围以及与国统区的分界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从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的全面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抗日根据地的“他者”变为日占区、国统区，不同区域之间更加犬牙交错，相互变动更加频繁、复杂。自1945年8月至1949年10月国共决战时期，中共解放区的“他者”又回到国统区，当然，随着战争的发展，国统区越来越小以至于无。从以上过程来看，“我者”的中共革命和“他者”的区域并非固定，而是处于相对模糊的不稳定状态。除此以外，在整个革命时期，还有一个“他者”，即与中共革命有联系的国外，如苏联、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印度、朝鲜、韩国以及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何谓“镜像”？毋庸太多解释，简单说，就是能够起到参照作用的一面镜子，也可以理解为“视野”“视角”。常说“借镜反观自我”，就是通过“他者”的镜像反观和丰富“我者”的认识。为什么要从“他者”的镜像来寻觅和研究中共革命呢？与其他学术领域一样，对中共革命一般都是先从“我者”的视角考察和研究自身的历史过程及其问题。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价值不容否定，不过它属于“自说自话”的范畴，仅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步。与此同时或者下一步，还应走出“我者”的格局，借助“他者”的镜像来反观和思考中共革命。具体地讲，就是从“他者”的文献记录中大致了解三个面相：其一，了解中共革命的历史进程；其二，“他者”对中共革命的态度和认识；其三，“他者”与中共革命的关系。恐怕只有如此，才能全面地反映中共革命和认识中共革命，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伽达默尔指出的：“自我理解总是通过对自我以外的其他事物的理解而发生，并包含在与他者的统一与整合之中。”
应该说，海外尤其是欧美学者的研究，由于身处“他者”的地位，是比较符合以上思路的。譬如美国学者马克·赛尔登的名作《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就利用了国民政府调查局的20多项调查，包括《中共之简政》《中共的经济政策》《中共最近党内斗争内幕》《陕西共产党之纠纷》等。台湾学者陈耀煌在《综合与分化：河北地区的共产革命，1921—1949》一文中，使用了国民党党史馆收藏的十多份文件，如《平津党务整理意见书》《平津冀党务视察总报告》《京津党部驻汉办事处致中央党部报告》等。上述两位学者都利用国民党或国民政府的调查或档案资料，呈现了中共革命历史的某些侧面，这对中共革命史研究无疑是有益的。不过，也不能不说海外学者还没有充分地挖掘和运用“他者”文献，或许他们以为最大的精力应放在中共革命本身形成的资料上，这当然是必要也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大陆学者更倾向于以“我者”的视角研究中共革命史，常常忽略了“他者”之镜像。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在一些论文中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但已有所涉及：一是传统革命史著述忽视中共革命区域与其他统治区域之间的关系，结果革命史研究变得比较孤立、隔膜；二是对中共革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发生过革命的国家和地区的关系缺乏了解和研究，从而难以看到中共革命的特色、中共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革命的联系与区别。除此以外，传统革命史论著还缺乏其他区域文献之下的中共革命历程以及对中共革命的态度和认识。当然，就中共革命谈中共革命的缺陷，并不完全限于传统革命史著述，即便突破了传统革命史观的论著，除了共产国际与中共革命之类的问题，也大多如此，较少使用其他党派和其他区域所形成的与革命史有关的文献。与此相比，在民国史和国民党史等领域，整理和使用域外文献就要多得多。
归根结底，以“他者”的视野研究中共革命，最重要、最为关键的是“他者”的资料。没有相关文献，所谓“他者”视角下的中共革命历程、“他者”对中共革命的认识以及“他者”与中共革命的关系就无从谈起。从资料类型而言，广及报刊、档案、纪实作品、日记、书信、回忆、文集等，下文即举例说明“他者”资料的重要价值。
报纸
报纸是记录现实社会的新闻、议论的载体，并变为后来的历史资料。无论是国统区、沦陷区还是国外，都曾创办过难以计数的报纸，有华文报纸，也有外文报纸，都或多或少报道了中共革命的信息。以一个大家不太熟悉的《朝鲜日报》为例，该报创刊于1920年。1948年底，正当中共军队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国民党军队时，《朝鲜日报》于12月21日报道：“据从中共军占领地区传过来的信息，在中共军政权扩大的情况下，他们一改激进政策，对全社会阶级表示友谊态度，尤其在前六个月里，对攻陷之地的居民表示宽仁与友谊。在保障人人交易自由及个人财产的同时，不仅对想去国民政府统治之地的人准许旅游，亦提供旅游便利。据旅行家们谈，在前两周间占领之地，中共军组织所谓许多‘道歉部队’，寻访各村，对被害之民表以歉意，同时接受民意改革。中共军的军风非常严格，严禁夺取庶民之物。对国府军俘虏的待遇较宽大，把小佐以上的军官送到‘教化所’，下级军官在短期训练之后，要么加入中共军，要么回家，要么回国府军，都是自由选择。但中共军对控制思想非常严密。占领城市时，中共军首先着手扫荡反共分子，只发行一种报纸，以他们的意愿改变学校课本。”这条材料，可谓反映了国共决战时期中共的社会经济改革、俘虏政策以及思想改造等多方面的信息。
《朝鲜日报》
档案
档案是历史上直接形成的原始记录，具有第一手资料的重要价值。位于南京市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收藏北洋政府、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以及日伪政权档案知名于世，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些档案里面也藏有大量关于中共革命的信息。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档案为例，就有抗战时期中共的文件，晋察冀边区等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皖南事变后海内外各界致国民党当局的函电以及该部反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宣传材料等。其他省市档案馆也是如此，有关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档案均藏有与中共革命相关的调查资料。而在台湾，“国史馆”、国民党党史馆除藏有丰富的国民党、国民政府档案之外，也有大量关于中共革命的档案。诸如美国、俄罗斯、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的不少档案馆、机构收藏民国时期的档案，其中也涉及中共革命的资料。大家较为熟悉的有美国的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珍本手稿图书馆，俄罗斯的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联邦总统档案馆、国家现代史档案馆以及法国外交部档案馆等。以大家不很熟悉的民主德国中央档案馆为例，该馆藏有“德国驻华大使馆”的档案，其中有一份1938年3月大使馆办公室负责人比德尔博士向柏林的报告。报告指出，日军不能控制所占铁道线左右的广大领土，因为有一支独立的中国军队得到了人民的充分支持，这支军队及领导者的名字传遍各地。这些独立的北方区域将越来越多地被游击队所控制，这支军队具有集中统一的领导以及意志坚定的思想政治教育。报告所称赞的军队和区域，就是八路军及其抗日根据地。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纪实作品
纪实作品是反映社会真实生活的报道性记录。如民主人士李公朴于1939年到晋察冀边区走访六个多月，访问军政民各界，撰写了《华北敌后——晋察冀》，比较全面地描述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新民报》主笔赵超构于1944年随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在《新民报》连载延安通讯，并结集为《延安一月》，描绘了延安的领袖、民众和社会面貌。外国也有新闻记者、教师等深入中共根据地、解放区进行考察，并写成纪实作品，比如美国人斯诺的《西行漫记》、福尔曼的《北行漫记》、卡尔逊的《中国的双星》、贝尔登的《中共震撼世界》，英国人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贝特兰的《华北前线》、班威廉与克兰尔的《新西行漫记》等。当然，还有韩丁的《翻身》和柯鲁克的《十里店》等比较著名的有关土地改革的纪实作品。以上作品都极为翔实地记录了中共根据地、解放区的状况。以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为例，他对中共革命是高度肯定的，但也反映了一些他认为的隐忧。他在走访晋冀鲁豫边区时发现，“大家对选举很感兴趣，在第一回选举时，一个村往往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参加投票；后来，这股新鲜劲儿一过，有些人就觉得把下地干活的时间花费在选举上实在不值得”，“选举一结束，他们就认为万事大吉，不再去监督他们的官员”，“有许多例子说明……他们尽是提拔土改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这一记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解放区基层政权建设的艰难。
《西行漫记》
日记
日记是个人对每天所遇、所做事情的记录，也是第一手的历史资料。有关名人日记颇多，比如已经出版的《胡适日记》《冯玉祥日记》《黄炎培日记》《翁文灏日记》《周佛海日记》《陈克文日记》《顾颉刚日记》《竺可桢日记》，尚未出版的日记稿本如《蒋经国日记》等，近年最有影响的当属《蒋介石日记》，不再枚举。这些日记都或多或少地记录了他们眼中的中共革命活动以及对中共革命的认识。只举《顾颉刚日记》对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以后数月的情形一例。6月9日，“听陈市长毅谈话，态度极好，知反共者直是多事，我辈为国民党蒙蔽处太多矣。菊生先生侃侃而谈，谓当此艰辛之日不当庆贺，何以霞飞路搭两个彩排楼。又言将举行入城式。解放军进城已久，何必又来这一套。陈市长向之解释，谓此皆人民之意，解放军实不愿为也”。8月1日，“上街买物，处处苦价高，一支笔即850元。近日人民票，已成去冬金圆券，奈何奈何！予之新入20余万元，实际只20元耳，一家十口如何度得！至于不如我者，其苦更可知”。以上材料反映了新旧政权交替之际的社会动荡和复杂心态，中共政权的存续面临着极大挑战。
《冯玉祥日记》
书信
书信是人们相互交往的真实记录，同样是第一手资料。上举胡适、顾颉刚等著名人物，都有书信集。但与日记相比，书信出版较少。举《胡适书信集》之例，1950年1月19日，胡适在给傅斯年的信中写到，中国的“崩溃”不是像Acheson等人说的毛泽东从山洞里出来，蒋介石的军队就不战而溃了，我要人知道这是经过25年苦斗以后的失败。在这25年的斗争里，最初20多年处处是共产党失败，蒋介石胜利。第一个大转捩是西安事变，斯大林命令不得伤害蒋介石，主张和平解决。此举决定了抗日的战争，保全了红军，并且给了红军无限的发展机会。第二个大转捩是雅尔塔的密约。斯大林骗了罗斯福，抢得满洲、朝鲜，使红军有个与苏联接壤并且在苏俄控制下的“基地”。“雅尔塔密约”决定了满、韩的命运，决定了整个中国的命运，也许决定了整个亚洲的命运。此信所言是否正确姑且不论，却是胡适对国共两党斗争结局及其原因的总结。
《胡适书信集》
回忆录
回忆录是当事人的事后记忆，虽不比日记、书信的一手资料价值，但也有印证历史的作用。回忆录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当事人自己撰写，另一种是由他人进行口述访谈。战争时期就有人发表了反映中共革命的回忆录。如英国传教士薄复礼1934年10月到1936年4月被红六军团俘虏并随该军团行军，释放后撰写了反映这一经历的回忆录《神灵之手》，于1936年11月在伦敦出版，成为西方最早介绍红军长征的著作。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国政协系统组织晚清民国人物撰写“三亲”资料，出版了难以数计的文史资料，其中也有不少与中共革命有关。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从1959年开始推动民国时期重要人物的口述历史工作，迄今已对近200人进行了口述访谈，出版了大量口述史资料，也或多或少披露了中共革命的信息。与此同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对民国各界要人进行口述访谈的工作，同样保存了有关中共革命的资料。以一个大家不一定很熟悉的台湾学者徐复观为例，他回忆指出，1943年他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处联络参谋的身份驻延安半年，回重庆后向康泽等人谈到，如国民党像目前这种情形，共产党会全面夺取政权的，不改造国民党，绝没有政治前途。他还向蒋介石汇报，尽管国民党中有很多好人，但很难发现真正为实现三民主义而肯作无私努力的人，这在与中共斗争中，绝不是中共的敌手，因此希望改造国民党，实行土地改革。这一回忆表明抗战时期国民党内部已有人预言中共革命取得胜利的可能性。
《神灵之手》
不难看出，以上所举资料，无论“他者”持何种政治倾向，无论所说是否完全符合历史事实，都会增加研究者对中共革命的了解和认识。正因为此，相关研究者才应该关注和扩大“他者”资料的搜罗。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资料是异常丰富的，真正可以称之为浩如烟海。但迄今只有个别单位或学者做了一些挖掘工作，譬如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持编译并陆续出版了21卷本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也开始了近代中国海外珍稀档案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其中包括与中共革命有关的资料。在上海交通大学吕彤邻教授的主持下，对美国、日本关于中共抗日根据地的资料进行了搜集和整理，并将出版《外国观察者眼中的中共抗战：美军观察组延安机密档案》等书。以上工作功德无量，但就“他者”资料的类型、广度、规模而言，尚为很小的一部分。
今后历史学界最需要做的工作可包括如下方面：其一，摸清以上各种类型资料的底细，亦即海内外与此有关的报纸、期刊有多少家，档案馆、图书馆有多少家，出版和未出版的纪实作品、日记、回忆录等有多少部；其二，复制或摘录相关资料；其三，整理出版或进行数字化公布，供相关学者利用；其四，运用这些资料对中国革命史进行“他者”视角的实证研究，并结合“我者”的中共革命史资料，相互补充、印证，使中共革命史研究得以深入。
面对如此庞大的“他者”资料和浩大工程，无论是个人还是单位、团队，都是可以作出努力并产生一些成绩的。然而，仅靠几个人、几个单位、几个团队来完成搜集、整理、出版和研究的任务是不现实的。最为有效的办法是将此上升为国家战略，加大投入力度，组织相关专家、学者协力攻关，如此方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本文首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1期，作者李金铮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