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上半年，贺照田、余旸、莫艾、何浩、薛毅、倪伟、董丽敏等七位研究者合作了一本名为《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的论文集。作为此本论文集的发起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贺照田指出，人文知识思想的再出发是他们七位作者高度关注的问题，但是他们掌握的“问题域”有限，因此，贺照田邀请了其他来自文学研究、艺术、哲学、宗教研究、心理学、教育学、性别研究、文化研究、历史学等领域的朋友，一起探讨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
这场会议的七场分论坛也以这些学科分野为基础展开，通过这些分论坛讨论和最后的圆桌讨论，学者们希望通过不同学科的参与，最终产生“充实正面”的知识网络。此次会议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商务印书馆、开放时代杂志社、中国艺术教育研究院联合主办，于2018年12月1-2日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办。
本文关注分论坛之一的“时代的认知要求与心理学研究的再反思、再出发”，此次会议引言人是中山大学李桦，回应人是北京大学徐凯文，主持人是南京大学王东美。
当前心理学研究取向：缺失人文性
王东美认为，当下的心理学往往自我定位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主流的心理学一定不会认为自己属于人文，这可能会导致心理学人文精神的缺失，缺乏人本位精神，“忽略了人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体”。
中山大学李桦肯定了这一观点，重视实验、技术操作，强调科学量化是当下心理学的主流。“至今心理学有一部分是非主流的，和哲学的思想有关，无法量化，无法从具体的统计学上进行处理。”而面对当前心理学的量化趋势，很多人会批评这“有脑无心”，将心理学发展为脑科学、生物学。但她认为这种技术化、量化的倾向并非是一无是处的趋势，只是需要人文精神的辅佐。在技术社会的背景下，人文可以辅佐技术的发展，为心理学注入新的活力。“如果我要为心理学的科学性做一种捍卫的话，我觉得需要人文去辅佐它。”现代社会随着技术势力加强，技术对人的控制和人类生活空间的挤压愈来愈明显。在这种情境下，我们定义出了更多精神疾病和人格问题，但李桦认为，这些问题并非是这个时代所特有的。当下精神状况堪忧，其中有多方面的因素，而这些因素的本质是所有时代人们都会面对的人文精神的缺乏。
除此之外，李桦还指出，当前的心理健康教育同样缺乏人文精神。当前的心理健康教育缺乏让青少年感到有价值感的有效方法，更遑论让他们产生超越个体、有更高追求的价值观。“在青少年的时候，支撑孩子生命的都是有家国情怀的教育，虽然这种情怀在青少年看起来不大现实。”
李桦在反思人文精神在心理学研究领域缺失的基础上，更是对当下直接移植美国心理学经验的做法提出质疑：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日本往往仿效美国，建立心理咨商协会，心理咨询法等制度，“但这对本土链接的东西很少，甚至可以说没有”。但令人欣喜的是，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日本已经有诸多反思、质疑的声音：在这种制度化的建设中，我们已经丧失了对生命足够的谦卑。人们“很简单地在评价别人是不是幸福，是不是健康，是不是在过好的生活”，如果不是，那么就“建构”出一个所谓的“幸福”、所谓的“健康”塞给他。这其中蕴含了更为深层的暴力，这是值得我们忧虑、反省、警惕的。
北京大学徐凯文也很认同这个观点。他反思，在学术霸权下，美国心理学研究的研究结果是否可以推广到全世界？西方医学深受“还原论”影响，认为人所有思想感情的变化都可以还原为化学物质的变化，而这种理论在心理学和精神医学上的表现就是：“精神科医生不会在乎你心理的感受是什么，你有抑郁我就给你开抑郁的药，你有焦虑我就给你开焦虑的药。”徐凯文认为，这种“还原论”直接导致了我们丧失对生命基本的谦卑和尊重。更何况，美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精神障碍患病率仍然全球最高，这显然是失败的心理学和精神医学经验，我们更怎能直接移植其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经验，忽视甚至漠视“人文层面的认识和理解”。由此，徐凯文认为，我们应当立足中国实际进行精神医学和心理学的探索，甚至，可以从中国传统中寻求解决方案。徐凯文援引中国古代传统“良知”的概念，说明人对价值、意义的追求和感知是与生俱来的，并非后天教化的。
然而，中国现实生活往往无法达到西方伦理规范中的理想状态，实际的心理咨询操作中也无法全面地贯彻伦理要求。伦理是否应当高于存在？李桦提出了质疑和反思，或许我们应当根据自身现实探索前行方向。
心理学如何治愈焦虑：生命的共情
不可否认的是，当代精神状况不容乐观。徐凯文指出，中国人精神障碍整体的患病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1%，现在是17.5%。他表示，心理学家这个群体也是非常焦虑的群体，“我们焦虑的原因是我们生意太好了，来访者太多，而且危机太多，要死要活的情况越来越多。”而在高校，“全国286个学校心理咨询中心86.7%的咨询量都是每年以10%到20%的速度增长，危机干预量也在增长，我们和去年统计相比预计增加27%”。
徐凯文认为：“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些事实数据的时候，我觉得埋头去处理危机和处理所谓心理健康问题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我们它的根源是什么。”在之前大学生精神焦虑主要来源是学业压力。而在当下，大学生的焦虑更主要围绕着“文凭”“工作”“生存”等关键词展开，而这根源则来自于他们的家长对于自己教育的投入，换而言之，大学生的焦虑来源于父母的焦虑，而父母的焦虑更来自于对下一代阶层跨越的期待或者阶层下滑的恐惧。由此，徐凯文指出，“没有去了解整个社会文化背景，只是去治疗，（那么）这个治疗问题产生的速度远远超过你能够干预的速度。不能够只看到客观群体，不能够还原到具体的个体，（要）看到这个体制出了什么状况和问题。”
除此之外，大学生的焦虑更来自于对价值和意义的追问。然而不幸的是，这个追问是在极度功利主义的社会里提出的。教育是功利的，例如，好学生学习的意义在于满足父母的需要，迎合老师的需求，为母校争光。然后到了大学，学习的目标和意义究竟为何？很多大学生陷入了迷茫。再例如，“评价一个学校中学教育的标准就变成了仅仅是有多少人考上北大清华。好像没有考上北大清华的教育都是失败的，这是非常荒谬的教育观”。科研是功利的，为了科研论文发表数、科研经费来源不择手段，甚至出现了基因编辑的丑闻。更可怕的是，治疗焦虑的精神医学是功利的，“以美国主导的精神科领域不断指导（产生）新的精神疾病，不断给人贴上各种各样的精神疾病的标签。这后面的推动力量是药厂，因为药厂需要人更多是抑郁和焦虑，这样就会有人吃他们的药，他们可以有丰厚的利润，这个丰厚的利润（大）到什么程度，就是每年全世界卖的最好的药当中大概有两三种药是抗精神病药，抗焦虑药和抗抑郁药。”
徐凯文认为，功利主义最终导致人性的扭曲。在功利主义指导下的心理学和精神医学将人物质化和卑微化，使人最终丧失了价值感和意义感。面对这种“已经呈现雪崩状态”的青少年心理状况，徐凯文认为我们应当认识和尊重人的本性，重视内心的需要。
而李桦作为心理咨询界的执牛耳者，在治愈精神焦虑方面有更深的体悟。她首先批评了一些心理咨询师的妄自尊大和自我膨胀，“心理咨询在他人生命中的作用并非决定性的”，而只能是对他人生命“有所把握”。作为心理咨询师，我们必须坦然承认的是，心理咨询是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结合体。此外，她更是接过罗杰斯的“共情”概念，对“如何进入他人生命的困境”这一命题提出自己的思索：
所谓”共情”，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他人的苦难感同身受，而是，我们可以通过人类苦难的共同经验，抵达自己的处境，籍此“进入生命”。她认为只有具备此一意义上的“共情”能力，我们才能透过生命的现象进入受苦的经验，才能在病苦的现场，提供真正具有人文性的疗愈和滋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