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金融危机十年魔咒似乎无法逃避，2019年金融变局又是否真的一触即发？
1月5日，中国银行原副行长、执行董事王永利将携新书《世界金融大变局下的中国选择》做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分享他从业十多年来有关货币金融演变逻辑与本质、发展规律与趋势、中国金融存在的突出问题等方面的所思所想所得，并阐述货币金融需准确认知着重把握的十大要点。
《世界金融大变局下的中国选择》书影
世界剧变，货币亦在裂变，从有形到无形，悄无声息，却影响深远。货币金融的发展，既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社会资源配置的枢纽、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又经常引发严重的货币金融危机，造成经济社会剧烈动荡。货币金融可谓充满神秘和魔力，似乎融“天使”与“魔鬼”于一体。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信息科技等方面的发展，货币金融的表现形态和运行模式仍在不断演化，其影响愈发广泛、深刻。
王永利认为，世界范围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虽然经过主要经济体联合采取力度空前的救市运动，危机得以缓解，数年后经济有所复苏，但积累的问题日趋严重，十年后面临的风险挑战更加严峻，世界更不太平，矛盾更加突出，危机“十年魔咒”更令人担忧。“如何准确看待和把握货币金融的本源和本质、发展的逻辑与方向，如何在推动货币金融创新发展的同时避免发生根本性、颠覆性的错误，如何准确判断和有效应对可能爆发的金融风险和危机等，乃是关乎当前经济社会可持续、繁荣与否的重大课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高度的计划经济曾严重削弱了货币金融之作用。改革开放后，货币金融的功能逐步恢复。但金融机构真正转向市场化经营，是从1998年成立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将国有金融机构的组织关系从当地政府脱离出来，并实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之后才起步，自2004年陆续推动国有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革，2006年开始陆续推动其股票上市，进一步深化金融机构的市场化转型才真正开始，至今只有十多年时间，历史极为短暂。
王永利
“但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大量国际资本和产能流入中国，中国货币金融随之快速发展，货币总量从1999年末不足12万亿元，到2017年末接近170万亿元。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国家加大经济刺激力度，以及外汇储备的快速扩张，中国货币总量、央行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规模与盈利水平、社会负债规模等急速扩张，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过快过猛的发展同时也积累了很多越来越严重的问题，诸如金融脱实向虚、资金体内循环、金融市场分割、资管业务泛滥、金融监管滞后、系统性金融风险聚集，等等，”王永利发出警示，“必须看到，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尚未经历真正的本土性金融危机的洗礼，甚至在1998年海南发展银行清盘后，再没有出现银行等金融监管破产清盘的案例，更没有因此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各方面对金融危机的意识和经验严重不足。”
而当前国际国内局势正在深刻变化，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已成为稳中求进的头号攻坚战。王永利认为，诸多问题昭示出我国对货币金融的本质和逻辑认知不到位，整体研究和统筹把控有缺失，对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与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关系把握不准确，金融监管理念和监管体系有偏差。这种状况与切实防控重大金融风险和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开放的迫切要求不相适应，急需尽快改变，切实强化货币金融的基本认识和基础建设。
“十九大明确提出到本世纪中叶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要实现领先的宏伟目标，金融作为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其发挥的作用现在距离目标要求差距甚大。因此，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加快提升金融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迫在眉睫。”王永利说，“所以当前特别需要全面反思和准确把握货币的本质与逻辑，有效掌控金融的魔力与玄机，统筹规划和科学实施国家金融战略，切实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充分发挥货币金融的积极作用，有效抑制其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王永利表示，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才促使他写下《世界金融大变局下的中国选择》，“2017年底辞去了所有外部公司的职务，主要集中精力把我的所思所想归集一下整理出来，既是对我三十多年工作经历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也希望对货币金融的理论研究做一点贡献。”
《世界金融大变局下的中国选择》与王永利的阅历息息相关，1987年王永利研究所毕业后留在人民大学当老师，1989年进入中国银行配合当时的权威专家，全面梳理从1979到1989年这十年时间里中国银行各项业务的会计核算手续，重新编写各项业务会计核算手续。此后王永利成为中国银行财会部会计制度处的负责人，直接参与了1993年中国财会制度变革，1994年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在中国银行落地方案的实施。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彼时王永利在中国银行直接管理全球资源配置，他直接操盘带领团队来应对次贷危机到全球危机。
王永利在新书中附了一篇文章《需要更深刻、更审慎的看待美国次贷危机》，他说当时在整理文件时自己都大吃一惊，“发表前一个月写这篇文章时，全球危机还没有爆发，我当时是基于对次贷危机的分析，它的根源是什么，它的走势应该是什么，今天回头看，几乎这篇文章把后面10年的情况基本上都预测到了。”
此后王永利也不断发言，这一次的危机是全球化背景下产能和资本大规模转移之后，必然造成过剩产生的，而过剩爆发危机之后，我们采取的就是再次在投流动性和产能。“所以能够阶段性缓和危机，但是危机绝对不可以消除。我的结论就是，世界走过头了，危机远没有结束。这个话是我从2011年就一直在讲的，十年过后大家可能会发现，今天隐患又来了。”
“2007年、2008年之后，我们主要的精力在应对危机上，但是过了十年以后，中国现代金融的规划好像已经非常模糊了，我们接下来怎么走、主要方向、目标怎么来推，现在急需要解决；还有金融的未来之路，特别是互联网相关技术发展对货币金融的影响，我们大量在发展区块链数字币，2018年数字币大跌，到底怎么来看这些问题？未来还有一个重要的课题，国际金融的愿景，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体系到底怎么变，中国在这里面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王永利说这是他在写作这本书时脑海中几个重要的问题。
王永利最后发言表示，他认为2015年是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调整的重要拐点，“对于一个国家来讲，从拐点出现到真正到底层，至少需要三五年的时间，头就是2015年，尾就是2020年，所以我自己认为2018年到2020年将是中国转型调整至关重要的三年。”
“我把这些问题和思考都写在书中，希望能与专家、读者共同探讨中国经济的未来，”王永利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