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很快就要离家独自上学了，你问我们对你有什么期望，我最期望的就是你在学校里能够过得快乐，相比你的快乐，取得好成绩是次要的。长远来讲，我期望看到你一辈子不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能保持乐观，做一个快乐的人。
这是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和网络搜索专家吴军，在女儿即将到麻省理工学院上学前，写给她的一封信的结尾。通过这封信，他希望女儿明白，乐观的人生态度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吴军的新书就叫《态度》，由他写给两个女儿的40封家书组成。这些家书都是他和女儿们的日常交流，是她们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具体问题时，或者是吴军觉得她们人生中终将会面对一些问题时，他给出的建议。他觉得，年轻人有必要从上一代人那里接受经验，但是代沟永远存在，如何与子女进行有益且有效的交流很重要。他年轻时阅读了很多智者的家书，比如曾国藩、傅雷、苏霍姆林斯基，从这些家书中获益匪浅。因此，他在女儿们长大特别是离开家以后，开始用类似书信的电子邮件来和她们沟通。这些信，都曾在“得到”上的《硅谷来信》专栏发表过，吴军整理了其中对家长、孩子来说具有普遍意义的话题，整理成书。
很多读者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会奇怪，曾经出版《见识》、《智能时代》、《浪潮之巅》、《数学之美》等多部畅销书的吴军，怎么会出版这样一部有点心灵鸡汤类的书？吴军说：“心灵鸡汤是给大家构造一个不存在的世界，然后鼓励你，你只要努力学习就能上好大学。我是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世界。我会说上好大学也没用，上了好大学也白上，所以你可能认为这是一本反心灵鸡汤。”近日，趁吴军来上海之际，澎湃新闻记者就家书和大数据运用专访了他。
吴军博士，是当前Google中日韩文搜索算法的主要设计者
关于家书
澎湃新闻：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会有些惊讶，想问一下吴老师，为什么会写这样一个专栏，而后有这样一本书？
吴军：这本书不是专门写的，只是把过去和孩子的一些交流整理了一下，跟专栏也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因为很多话题跟孩子说了，和专栏读者也说了，但是说法是不太一样的，和专栏读者说得更泛泛一点，跟孩子说有针对性，包括同样一个话题，你在书里也可以看到，和两个孩子说，讲法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她们两个人特点不一样，有些是鼓励她做一件事，有些是不鼓励她做一件事。
澎湃新闻：那为什么选择写信（写邮件）这种方式？
吴军：有些时候是因为孩子大了，不在身边，打电话的话，怕骚扰她们，这就跟中国人为什么发短信而不打电话一样，你觉得有空的时候她也许正在忙，正在上课。再一个，写东西经过第二次思考，而说的时候一着急就说了，说完又后悔，好像说得也不是太到点子上，写的时候，比如想说的话，写完了一看，算了删了删了，这话就甭说了，或者说得不太合适换一种方式来说，有一个回过头来思考的过程。这就是写的主要目的。包括写微信和微信录一段语音其实都有差别，录一段语音说完就发了，写东西有时候在想，写得不合适算了甭写了。写东西都有一个反思的过程。
澎湃新闻：那当面的交流呢？
吴军：这两者之间不矛盾，只是当面交流的东西我没有记录。我既然能写，当面交流一定比一般的父亲要多。从逻辑上来讲，你也可以想到，没有人是不用口头交流，专用书信交流，没有这种人，只是书信的东西容易留下来。
澎湃新闻：在这些信里，你给孩子们提了很多建议，比如多听古典音乐，不要总是听流行音乐，这些建议他们都能接受吗？
吴军：她们听不听是一回事，我是把我的想法告诉她，没有要她听，这一点非常重要。你不要想让人家一定接受你的想法，但是你可以把你的想法说出来。中国有句老话，叫儿孙自有儿孙福，就是说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人生，你只是把你的想法告诉他，他做一个参考。
澎湃新闻：你也会在信中给孩子开一些书单。
吴军：她们其实有自己的喜好，也没有太开，只是给她们补充一点。
澎湃新闻：有印象深刻的推荐书吗？
吴军：书里提到过一些，我想到的有富兰克林的自传；有些可能也没写，比如《麦田的守望者》。
澎湃新闻：在叛逆期的时候推荐给她们看的？
吴军：对，《麦田的守望者》基本是给叛逆期孩子的一本书。有些书甚至孩子会先读，然后跟我聊一聊，比如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因为菲茨杰拉德的文笔很好，她才看的。当然有些我推荐的，她们也未必读，比如说爱伦·坡的小说，那毕竟是上一个时代的。其实，这个小说里的情节不是那么重要，写作的特点还是很有趣的。反正不同年代的人，读书的兴趣不一样，会有一些我觉得蛮好的告诉她们，她们可能会喜欢，但也并不是所有的都如此。
澎湃新闻：你是人工智能专家，也是算法专家，这些专业会在你与孩子的沟通、给孩子的教育中得到运用吗？
吴军：这个没有，算法是控制机器的，和人没关系。最多是聊天的时候有一些共同基础，比如说大家都有一些物理学常识，就可以拿物理学做一些比方，取物理学的一些概念，这样说起来比较容易。
澎湃新闻：你的两个女儿，现在都学计算机科学？
吴军：老大现在在选计算机科学，老二肯定不会学工程，这个我是比较确定，她对这个兴趣不大。说实在的，她喜欢做什么就让她做什么，你一定要求她做的事情，如果她没有兴趣也是一件痛苦的事。这么说吧，像约翰·亚当斯讲的，第一代人基本上先要生存，第二代人要建设。他的意思是，我们这代人就得因为要建国去学习政治、军事这些东西，这样我的孩子们就可以学习工程、数学这些能建设国家、实用的东西，而到他的孙子就可以学艺术、音乐，更随着自己兴趣爱好来，所以一代人一代人基本就是这样，包括今天的中国。我觉得，对很多中国家庭来说，新的一代生活压力并没有上一代那么强。
澎湃新闻：你会觉得书中一些教育理念比较适合美国，而不太适合中国吗？
吴军：我还得说这不是我编出来的信，这是我给我孩子的信，我不会按照中国的这套来教育我的孩子，因为对我来讲没有意义。所以这本书给中国家长看并不是说你要这么教育孩子，这是两回事。但是有一条，你可以做类似我做的事情，以你的认识来做：你看同样对两个孩子的同一件事，我写的内容可能完全相反，对中国的孩子来说，比如说张三家、李四家，如果要我去谈同一件事我可能也谈得完全不一样。我对我们家老大从来没谈到学习成绩，但对老二我是有这个要求，因为每个人的长处弱点不一样，我们都希望弱点的地方能够有所改进，实际上这个是最重要的。该成为学霸或者说该全面发展，因为针对的人完全不一样，我就会说完全相反的话，这本身比具体的内容可能更有参考意义。这本书不是教育孩子的指南，只是我和孩子们的对话，你看了可能会觉得这种情况我们家也遇到过，那么做一个参考，可能你会觉得我家的孩子情况不一样，你不可能直接用得上，但是你可能会学到一个有效的和孩子沟通的方式。
《态度：吴军家书》，吴军/著，中信出版社 2018年11月版
关于大数据
澎湃新闻：现在大数据运用得越来越多，但是会出现一些比较恶劣的事情，比如你去搜索机票……
吴军：永远给你发机票信息了是吗？
澎湃新闻：对，这是一方面。还有更甚的，比如你在网站上搜某地到某地的机票，重复搜索两三次以后，机票的价格就上涨了，因为大数据分析到，你可能要买这个机票，就把优惠的价格提高了。大数据的运用本来是应该给人的生活带来便利的，但实际上，有时候却是相反的，您觉得这能从技术上进行规避吗？
吴军：这倒是一个好问题，如今大家都公认了，过去我们有些时候还否认和回避。这里面涉及两方面，一方面用户也得承认有些事情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当初同意服务协议的时候，过分轻易地答应了要给出这些数据。坦率来讲，当你获得方便的时候，造成了很多麻烦。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今天大家都很自豪地说我刷微信付钱或者支付宝付钱，比现金支付就暴露很多隐私，某种程度上用户自己也有责任。另一方面，任何时候不能指望商家的善意，这是指望不住的，事实证明也是如此。
而且，这里头还引发了四五个更深层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数据到底属于谁，现在从法律上虽然很多人讲，数据属于用户，但实际上存在公司不把数据给你，给了你也看不明白的问题，所以实际上真正的使用收益者还是公司。第二个，公司甚至把数据卖给第三方，有二次收益，使得你受了很大的损失，这就是Facebook干的缺德事。第三个，价格歧视的问题，可能有人寄希望于法律能够解决，我估计最后会立法，但从目前来讲，比如说在美国，法律对此并不有利，因为美国是允许商家给不同人不同价的。 第四个，既然不能指望别人的善意，法律也未必一时能解决，是不是有技术手段？区块链可能是一个技术解决手段，比如你能验证我的信息的同时又不能够看我的信息，或者更重要的是，你只是保存我的信息，但我对信息有控制权，如果你要用来做统计的话，得倒付我一点钱，将来价格歧视我了，至少我能把这差价找回来。
总之，现在全社会都意识到这点，就说大家得一起去找那些大的，主要是互联网公司，把数据的所有权和使用方式给改变了，所以涉及到好多好多问题。但现在确实是你说的现状。还有一条，中国的法律总体来讲，在商家和个人之间，是倾向于保护商家，而不是保护个人。这也是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