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卷。清徐大椿撰。此书成于乾隆二十九 (1764)。“兰台”本是汉代宫中藏书之处,后又称史官为兰台史或兰台,本书即取材于历代医著撰写而成,作者认为其内容均足为治疗典范。故名。卷一为通治方;卷二至卷八为内科杂病、时病、五官、妇、儿科病证治,按证分门论述。徐氏持论,多以张机所传为主,认为古之经方,唐人流传下来的已有窜乱之处,至宋元以后更迷失古法。所以此书辨证论治悉宗《灵枢》、《素问》、《难经》、《金匮要略》、《伤寒论》、《病源》、《千金方》、《外台秘要》等书之旨,所录诸方亦多取于上述诸书。而宋代以后方剂则采其经验证有效者。徐氏自称“本《内经》以探其本,次《难经》及《金匮》、《伤寒论》以求其治;其有未备者,则取六朝、唐人之方,以广其法,自宋以后诸家及单方异诀,择其义有可推试多获效者附焉。”此书取材十分严谨,对病名方药主治和配伍等内容论析简要,颇具条理,对各病的论述,较诸家方书只说主治某证而不言其所以然者,能先论病源,次辨病证,后立治法,反对单凭切脉诊断疾病和滥用补药,提出治病不应专用汤药,对单方、验方、针、砭、熨、引、按摩等法,亦应相宜采用。其学术见解,颇为后世医家所推重。然徐氏天性好奇,颇信服食之说,所注《本草》于其久服延年之论皆无驳正。书中所列通治方中,于《千金方》中“钟乳粉”和《和局剂方》中“玉霜园”之类的金石燥烈之药亦多取之。是为此书之弊。有乾隆二十九年(1764) 洄溪草堂原刻本、《四库全书》本

太上大通经注，元李道纯撰。收入《正统道藏》洞真部玉诀类。经文分三章，言天道、心性及悟道修心之旨。注者解释经题曰：「太上谓无上可上，大通谓无所不通，经渭登真之径路，众所通行之道也。」注文简明，阐发全真道明心见性之说。

养生类著作。明李豫亨撰,清王寿芝节录。一卷。豫亨字元荐,云间 (今江苏松江) 人。幼习儒,喜博览,涉诗文、兵法、养生等,终不得志。隆庆四年 (1570) 始捐举业,以鸿胪谒选,乘舟自苏赴京,途中将夙昔所得汇而成书,共十卷。载测微、原教、本术、还真、订疑、町政、往来论学函牍诸篇。此节录本选自原教、本术两篇。所载与医药、养生有关。凡五十七则,近万字。首载原养生之教,旁征博引,杂谈慎动、慎行、知足知止,忌纵欲、惜自身等摄生之理。次载本医药之术,摘自有关医药方剂的短论,亦为一般性医学常识。论述简捷,文辞精练,具有杂记性质。有民国十三年(1924)杭州三三医社排印《三三医书》本。

元杂剧剧本。简名《柳毅传书》。尚仲贤撰。旦本。剧写唐高宗仪凤二年，柳毅应举落第，至泾河县访友，于泾河岸上见一女子牧羊。牧羊女郎形容愁苦，若有所待，柳毅怪而问之，乃知女郎是洞庭湖龙王之女三娘，为泾河小龙之妻；泾河小龙粗愚，为婢仆所惑，夫妻不和，龙女三娘被罚在泾河岸牧羊受苦。 柳毅闻之，气血俱动，深为同情，遂受龙女之托，为她送家书至洞庭湖。柳毅至洞庭湖龙宫，龙女三娘的叔父钱塘火龙得知此事，大怒，乃率水兵至泾河，救出龙女，将泾河小龙生吞。 洞庭龙王为答谢柳毅救女之恩，宴请柳毅，席间钱塘火龙做媒，欲将龙女三娘嫁与柳毅。柳毅拒绝。但当柳毅见到前来敬酒表示谢意的三娘时，柳毅又为拒婚而后悔。龙女三娘亦因婚事不成而烦恼。柳毅归家后，其母已为他订了亲，女子为范阳卢氏之女。柳毅尊母命成婚。婚后方知新妇就是龙女三娘。二人成为美满夫妇。 这个神话剧批判了夫权，赞扬了信义，表现了人们对幸福爱情的追求。

文别集。明沈鲤著。十卷。沈尝任翰林院(玉堂)掌院学士,归里后以廊庙山林视为一致,故名。原集为王象乾校刻,计正集十卷,续集八卷。明末版片毁于兵燹,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由刘榛重辑遗文,合正续稿汇成十卷,内容仅余其半。有康熙刻本,《四库全书》即据以收。

八卷。清方苞撰。方苞论文推崇韩柳,力求雅洁,所作《左忠毅公逸事》、《狱中杂记》、《周官集注》等篇,颇著名。其古文杂著,生平不自收拾,稿多散失。此集为告归后门人弟子始为搜集成编,大抵随得随刊。故前后颇不以年月为诠次。方苞于经学研究较深,集中说经之文最多。大抵指事类情,有所阐发。其古文则以法度为主。他认为:“周、秦以前,文之义法无一不备;唐、宋以后,步趋绳尺而犹不能无过差。”此以所作上规史、汉,下仿韩、欧。虽大体雅洁,而变化太少,终不能超越古人界限,自辟门户。然其所论古人矩度与为文之道,颇有见地。虽蹊径未除,而源流极正。有 《四库全书》本。

笔记。南宋贾似道(1213—1275)撰。一卷。似道字师宪，自号半闲老人。台州天台(今属浙江)人。因其姊为理宗宠妃而飞黄腾达。历官京湖抚制置大使、右丞相等。晚年摘录宋史传稗官小说及历朝典章制度大臣论议，辑成是书。讥讽田景成吝啬成癖、居官不退，实为贾氏自白。记洛阳园圃，如诗似画。余皆名人轶事，当代趣闻，短小精悍，多有佳作。有《说郛》本。

南宋哲学家袁燮的著作汇编。因学者称袁燮为絜斋先生,故名。此书包括了袁燮的主要著述和他的主要思想。在此书中,袁燮将陆九渊既视作道德本源又视作知觉主体的“本心”着重引向伦理道德方面,说“人之本心万善咸具,乍见孺子将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嗟来之食,宁死不受,是之谓本心”(卷八《跋八箴》)。他进一步认为,人的一切社会行为皆是“心”的体现:“心之精神洞彻无间,九州四海靡所不烛”(卷一《都官郎官上殿劄子》)。此书中袁燮从陆九渊的“心即理”观点出发,推出了“天人一理”的命题:“国无定论,人有离心,乖气所召,灾患必作,此恒燠所以应也。天人一理,随感而应,可不畏哉!”(卷三《论弭咎征宜戒逸豫劄子》)此书反映出袁燮除了学宗陆九渊以外,也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他接受了朱熹的道统观,认为:“(孟氏之后)岂无儒宗,然虽有求道之心,而未有得道之实……于是乎道统寝微,不绝如线,寥寥至于我宋,乃始有濂溪先生者,精思密察,窥见其真,得颜氏子之乐,潜养既深,蹈履既熟,乃笔之书,乃见诸行事。二程之学渊源于兹,遂以斯道师表后进,迄今学者趋向不迷,系谁之力,实惟先生复开其端,岂可忘所自哉!”(卷九《濂溪先生祠记》)《絜斋集》既是袁燮的主要著作,也是象山学派的代表作之一。原为二十六卷,后集十三卷,已佚。后据《永乐大典》所载得文章二百四十八篇,诗一百七十六首,成二十四卷,又以其子袁甫所作序附之,即成今本《絜斋集》。有珍柏木、闽覆本、杭缩本、甬江袁氏刊本等。

《类说》60卷，宋曾慥编纂。一书专门录汉魏以来笔记小说，每书摘抄数条至数十条不等，体例略仿唐马总《意林》。今书引录的书籍种数，《直斋书录解题》称凡260余种，据今本统计，只有223种。《类说》引书虽然均系节录，但对原文不予改动，因此本书具有相当高的文献价值。作者在南宋初年所能看到的许多书，今已亡佚不存，《类说》只保存了它们的部分佚文，弥足珍贵。此书还具有很高的辑佚校勘价值，南宋以前保存至今的笔记小说，许多书的内容都有所散逸，文字的衍夺讹窜不可胜计，后世校勘辑补这些古籍时，常需求助于此书。明清以来，有些学者将《类说》视为丛书之祖，这种看法不尽妥当。一般来说，丛书应该是若干部完整著作的汇录，而《类说》和与其同时出现的朱胜非《绀珠集》，以及陶宗仪的《说郛》等书，都是节抄诸家著作而汇录成书，这类著作很容易和丛书界限不清，它们已具有丛书的雏形，但尚不能称为丛书，《四库全书总目》把《类说》归入杂家类，较为恰当。《中国丛书综录》将《说郛》著录在内，但对《类说》、《绀珠集》性质完全相同的著作却摒弃不录，可见丛书的概念亦属不清。至于前人有将《类说》视为类书的，更是事出无由，因为该书不以类分，与类书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诗文别集。九十三卷，附录一卷。明杨士奇撰。约成于明正统年间。《东里集》按文体分类排次，共计九十三卷，其中包括文集二十五卷，诗集三卷，续集六十二卷，别集三卷。别集三卷收录的是为朝廷起草的诏谕文诰和奏对文字：卷一为《代言录》(制敕之类的文字)，卷二为《圣谕录》，卷三为《奏对录》。卷末有《附录》一卷，收录的是有关杨士奇的传、志等资料。杨士奇的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是在三十多岁以前。这一时期他游历湖湘等地，生活贫困，接触社会比较广泛，所以诗歌对社会的某些问题能有所反映，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另有一些描写自然风光的作品，也清新自然，活泼健康。后期，即入馆阁之后，官至内阁首辅，位高权重，所以诗歌大都词气安闲，纡徐蕴藉，韵语妥贴，声度和平，字里行间流溢出一种雍容典雅的台阁气息。虽不尚藻饰，不矜丽句，但也缺乏纵横捭阖气势，正所谓平正有余，而精劲不足。杨士奇的散文受欧阳修的影响较大，其文风也如他的诗风一样，平正舒缓，雍容华贵，体现出太平盛世的宰相风度。永乐、宣德年间的制诰碑版，多出自其手笔，叙事平稳，用语妥协，而无空泛之病，虽然缺乏创新，但不失古格。他的文学成就在文学史上足以自成一家。《东里集》有多种版本。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认为正集是杨士奇亲手自选，刊刻于广东，后被人窜入数篇，其后子孙又刻为续集。集中有正统五年黄淮撰《东里集原序》。现传有明刻《东里文集》二十二卷本;清康熙十七年杨氏修补明刊《东里文集》二十五卷本;有清光绪三年杨觐光重刻二十五卷，别集三卷本;《四库全书》著录的《东里集》最为详备，九十三卷，是杨士奇的著作全集本，不仅收录了诗文，还收入了诏诰制敕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