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北京大学

　　附清华大学及北平师范大学

　　一

　　一九三一年夏，余在苏州，得北京大学寄来聘书。待余赴平后，清华又来请兼课。此必颉刚在北平先与两方接洽，故一专任，一兼课，双方已先洽定也。但余亦未以此面询之颉刚。

　　余赴北大，在历史系任教，是为余在大学讲授历史课程之开始。所任课，一为中国上古史，一为秦汉史，皆必修课由学校指定。另一门选修课可由余自定。余决开近三百年学术史。此一课程，梁任公曾在清华研究所已开过，其讲义余曾在杂志上读之。任公卒后，某书肆印此书，梁家以此书乃任公未定稿，版权所属，不准书肆发行。余求其书不得。或人告余，可赴东安市场，在某一街道中，有一书估坐一柜上，柜前一小桌，可径授与八毛钱，彼即在其所坐柜内取出一纸包授汝，可勿问，亦勿展视，即任公此书也。余果如言得之。

　　余因与任公意见相异，故特开此课程，自编讲义。一日，某君忘其名，来电话，询余近三百年学术史最近讲到陈乾初《大学·问》一篇，北平最富藏书，但此间各友好皆不知此文出处。并举冯芝生为例。君于何处得读此文。余答，余之讲义，付北大讲义室，待下周去上课时，始领取分发，君何先知。彼在电话中大笑，谓君此讲义人人可向北大讲义室预定。先睹者已群相讨论，君竟不知此事，可笑可笑。亦可想见当时北平学术界风气之一斑。盖因余在任公卒后不久，竟续开此课，故群相注意也。

　　又有人来书，云，君不通龟甲文，奈何腼颜讲上古史。余以此书告讲堂诸生，谓余不通龟甲文，故在此堂上将不讲及。但诸君当知，龟甲文外尚有上古史可讲。诸君试听，以为如何。又一日，告诸生，事有可疑，不专在古，古亦多无可疑者。如某姓钱，此钱姓即属古，无可疑。余确信有父有祖，乃至高曾以上三十几代前，为五代吴越国王钱镠。以上仍有钱姓。近乃有人不姓钱，改姓疑古，此何理。有人来问，君何大胆若尔。余问何事。彼言，君知班上有钱玄同之子亦来听课否。答，知之。其人曰，君自慎之，勿多惹是非。余曰，余任上古史课，若亦疑古，将无可言。又一夕，有某君设宴席，席上多大学史学教授。一清华大学西洋史教授孔某，一北大史学系教授孟森心史，两人皆年老。主人推两人居首座，曰孔孟应居上，可勿让。又指余与钱玄同曰，君两人同宗，可连座。余遂与玄同比肩。坐既定，玄同问余，君知我有一子在君班上否。余答，知之。玄同又言，君班上所讲一言一句彼必详悉记载无遗。余答诺，并谓彼勤奋好学殊少见。玄同又谓，彼在君班上之笔记我亦过目，逐字不遗。余闻言，骤不知所答。窃恐或起争论，将何措辞。

　　玄同乃续谓，彼甚信君言，不遵吾说。余仅诺诺。玄同乃改辞他及，不再理前绪，余心始释然。

　　二

　　一日，又有人责余，君何无情乃尔。余问何事。彼云，君知适之近患病进医院否。余曰，顷正闻之。彼云，适之尊君有加。有人问适之有关先秦诸子事，适之云可问君，莫再问彼。今病，访者盈户，君宁可不去。余答，此显属两事，君并合言之，将教余何以为人。又有一学生告余，彼系一新学生，旧同学皆告彼，当用心听适之师与师两人课。乃两师讲堂所言正相反，不知两师曾面相讨论可归一是否。余答此处正见学问之需要。汝正当从此等处自有悟入。若他人尽可告汝一是，则又何待汝多学多问。余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场中。自知所言触处有忤，然亦无自奈何。

　　又有一生来问，师言老子出孔子后，又言出庄周后，除最近在《燕京学报》新有一文外，尚有其他意见否。余答，有之。彼云，愿闻其详。余答，此非一言可尽，余在上古史班上当有述及，君倘愿闻其详，可试来听之。彼乃哲学系四年级生，自是遂来余上古史班上旁听。越一年，来晤言，余听师上古史已一年，今信师言不疑。哲学系有毕业纪念刊，当整理一年笔记成篇刊入。不知师尚有所言未尽否。余答，有之。因请余再撰一文，亦同刊其班之毕业刊物中，并告余，亦当请适之师同为一文讨论其事。余允之。余因续撰一文，连同彼笔记同刊是年北大哲学系毕业纪念刊中。而适之则竟未为文。后余自刊《庄老通辩》一书。已在余居香港时，距当年亦已三十年矣。此君笔记载当年北大哲学毕业刊者，余手边无之，容当觅得，再以补入。此君已忘其姓名，惟闻其留学德国，归国后，在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任教。

　　余与适之讨论老子年代问题，绝不止三数次。余曾问适之，君之《先秦哲学史》，主张思想必有时代背景。中国古人所谓知人论世，即此义。惟既主老子早于孔子，则老子应在春秋时代，其言亦当根据当时之时代背景而发。君书何乃上推之《诗经》，即就《诗经》来论时代背景，亦不当泛泛分说乐天派悲观派等五种人生观，认为乃老子思想之起源。当知乐天悲观等分别，历代皆有，唐诗宋词中何尝无此等分别。即如最近世，亦复有此五等分别。何以老子思想独起于春秋时代，仍未有所说明。且如老子以下，孔子墨子各家思想，亦各有其时代背景。君书自老子以下，即以思想承思想，即不再提各家思想之时代背景，又何故。适之谓，君之《刘向歆父子年谱》未出，一时误于今文家言，遂不敢信用《左传》，此是当时之失。然对余之第二问题，则仍未有答。

　　此后适之见余，再不乐意讨论老子，而别撰《说儒新篇》。在彼撰稿时，屡为余道其作意。余随时告以己意。如是者数次。适之说儒终于成篇，文长五万字，仍守其初意不变。其说既与余上古史堂上所讲意义大相背驰，诸生举适之此文设问。余遂于堂上明白告诸生，余所持与适之说儒不同之所在。诸生或劝余为文驳论。余告诸生，学问贵自有所求，不应分心与他人争是非。若多在与他人争是非上分其精力，则妨碍了自己学问之进步。《孟子》一书，只在申孔，不在辟墨。遇两说异同，诸生贵自有折衷。并余已将今天堂上所讲，一一告之适之，不烦再为文辩论。遂拒不为。诸生乃浼余助教贺次君即就余讲堂所讲撰一文，刊之北大史系同学在天津《益世报》所主办之副刊上。适之见之，大不悦，但亦未撰文反驳。主编此副刊之同学乃欲次君别为一文自解说，次君拒之，谓所辩乃本钱师之说，不能出尔反尔。不得已，主编此副刊之同学乃自为一启事，解说此事。自后余来香港，某君在《港大学报》上刊一文，专为讨论适之说儒。余始别为一小篇，追忆前说，则已上距当时十年外矣。今余此文，已收入余之《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二集。

　　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上述老子孔子两氏不过其主要之例而已。闻有北大同事之夫人们前来余课室旁听，亦去适之讲堂旁听，退后相传说以为谈资。惟一时所注意者，亦仅为一些具体材料问题解释之间，而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一大问题上，则似未竟体触及也。然孟子所谓余非好辩，亦不得已也。余深深了此意境。

　　又一日，适之告余，得商务来书，嘱编一中学国文教本。彼谓，君在中学任教国文课多年，对此富实际经验，盼我两人合作，共成此编。余告适之，对中国文学上之意见，余两人大相违异，倘各编一部中学国文教科书，使国人对比读之，庶可有益。倘欲两人合编，其事不易，并使他人亦无可窥其底里，遂拒不为。此事遂亦作罢。时适之在北大，已不授中国哲学史，而改授中国白话文学史。惟余与适之在文学方面甚少谈及，以双方各具主观，殊难相辩也。

　　三

　　时傅斯年孟真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亦自广州迁北平。孟真与颉刚虽一时并称适之门下大弟子，但两人学术路向实有不同。颉刚史学渊源于崔东壁之《考信录》，变而过激，乃有《古史辨》之跃起。然考信必有疑，疑古终当考。二者分辨，仅在分数上。如禹为大虫之说，颉刚稍后亦不坚持。而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而孟真所主，则似尚有迥异于此者。如其以历史语言二者兼举，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无此根据。即在西方，亦仅德国某一派之主张。大体言之，西方史学并不同持此观念。其在中国，尤属创新。故在其主持之史语所，其时尚仅有地下发掘与龟甲文研究两门，皆确然示人以新观念，新路向。然孟真心中之史学前途，则实不限于此两者。

　　余至北平，即与孟真相识。孟真屡邀余至其史语所。有外国学者来，如法国伯希和之类，史语所宴客，余必预，并常坐贵客之旁座。孟真必介绍余乃《刘向歆父子年谱》之作者。孟真意，乃以此破当时经学界之今文学派，乃及史学界之疑古派。继此以往，则余与孟真意见亦多不合。

　　孟真在中国史学上，实似抱有一种新意向。惟兹事体大，而孟真又事忙未能尽其力，以求自副其所想望，而遂有未尽其所能言者。彼似主先治断代史，不主张讲通史。彼著述亦仅限先秦以上，即平日谈论，亦甚少越出此范围。凡北大历史系毕业成绩较优者，彼必网罗以去，然监督甚严。有某生专治明史，极有成绩，彼曾告余，孟真不许其上窥元代，下涉清世。然真于明史有所得，果欲上溯渊源，下探究竟，不能不于元清两代有所窥涉，则须私下为之。故于孟真每致不满。

　　适之于史学，则似徘徊颉刚孟真两人之间。先为《中国大史学家崔东壁》一文，仅成半篇。然于颉刚《古史辨》则备致称许。此下则转近孟真一边。故北大历史系所定课程似先注意于断代史。在余初到之年，北大历史系第一次开会，适之为文学院长，曾言办文学院其实则只是办历史系。因其时适之已主张哲学关门，则哲学系宜非所重。又文学系仍多治旧文学者掌教，一时未能排除。而历史系上古史一门除余专任其必修课外，又开选修课，凡八门，颉刚孟真各任一门。此见当时学术界凡主张开新风气者，于文学则偏重元明以下，史学则偏重先秦以上，文史两途已相悬绝。其在文学上，对白话文新文学以外，可以扫荡不理。而对史学，则先秦以下，不能存而不论，但亦急切难有新成就。于是适之对北大历史系之兴趣，亦遂逐渐减轻。

　　四

　　余在北大，任教"近三百年学术史"一年。翌年，改开中国政治制度史。系主任陈受颐弗允。受颐人素谦和，主讲西洋史。闻其于西洋中古史颇有深入，实际并不任系务，乃由孟真幕后主持。大意谓中国秦以下政治，只是君主专制。今改民国，以前政治制度可勿再究。余谓，言实际政治以前制度可不再问。今治历史，以前究属如何专制，亦当略知，乌可尽置不问。屡争，终不允。余言，余来任课，上古史秦汉史由学校规定，余一课任余自由开讲，不论选课人多少，余意欲开此课，学校似不宜坚拒。遂终允之。北大选课，学生可先自由听讲，一月后始定选。到时乃无人选余此课。当时法学院院长周炳霖告其同事，学生来校只知西洋政治，不知中国政治，今文学院开此课，当令学生前往听讲。遂有政治系全班学生来选听此课。稍后，人益多，乃历史系学生前来旁听。因北大校规松，选定之课可任意缺席，未选之课可随时旁听。故学校自开学后，讲堂必随时改换。旁听多，换大课堂。缺席多，换小课堂。其教师或自小课堂屡换大课堂，某教师或自大课堂屡换小课堂。学生以此为教师作评价，教师亦无如之何。清华燕大殊无此现象。惟余第三年仍开近三百年学术史，俾完成余之讲义。

　　余每次上堂必写此一堂之讲授大纲及参考材料。惜余此课所讲迄今未编撰成书，惟散见其要旨于余此后之《国史大纲》中。即余初来台北，有《历代政治得失》一讲演，已付印出版，亦可谓余在北大讲授此课一简编。则已距当年开讲近二十年之久矣。

　　时颉刚在燕大办一《禹贡》，陶希圣在北大办一《食货》，两杂志皆风行一时。诸生来余舍，请余办一《通典》，谓当与《禹贡》《食货》鼎足而三。余拒之。诸生曰，师仅挂一名，其他一切尽由吾侪负责，请勿忧。余曰，今年开此政治制度一课，乃为诸生于此方面常识特缺，非为余于此特所重视。余爱通典制度，亦爱食货经济，又爱禹贡地理沿革。诸生当扩开兴趣，博学多通，乃能于史识渐有进。待他年学问基础既立，庶可择性近专精一门。此乃成学后事，非初学时事。倘诸生今即专骛一途，适以自限，非以自广。恐于诸生学业前途，有损无益。余为诸生着想，非自为计也。诸生唯唯而退。

　　时国民政府令中国通史为大学必修课，北大虽亦遵令办理，但谓通史非急速可讲，须各家治断代史专门史稍有成绩，乃可会合成通史。故北大中国通史一课，乃分聘当时北平史学界，不专限北大一校，治史有专精者，分门别类，于各时代中各别讲授。历史系主任及助教两人，则随班听讲，学期学年考试出题阅卷，由彼两人任之。余亦分占讲席，在讲堂上明告诸生，我们的通史一课实大不通。我今天在此讲，不知前一堂何人在此讲些什么，又不知下一堂又来何人在此讲些什么。不论所讲谁是谁非，但彼此实无一条线通贯而下。诸位听此一年课，将感头绪纷繁，摸不到要领。故通史一课，实增诸位之不通，恐无其他可得。乃有人谓，通史一课固不当分别由多人担任，但求一人独任，事亦非易。或由钱某任其前半部，陈寅恪任其后半部，由彼两人合任，乃庶有当。余谓，余自问一人可独任其全部，不待与别人分任。一九三三年秋，北大乃聘余一人独任中国通史一课。于是余在北大之课程，遂改为上古史秦汉史及通史之三门。学校又特为余专置一助教，余乃聘常来北大旁听之学生贺次君任之。

　　自余任北大中国通史课，最先一年，余之全部精力几尽耗于此。幸而近三百年学术史讲义已编写完成，随时可付印。秦汉史讲义写至新莽时代，下面东汉三国之部遂未续写。余之最先决意，通史一课必于一学年之规定时间内讲授完毕，决不有首无尾，中途停止，有失讲通史一课之精神。其时余寓南池子汤锡予家，距太庙最近。庙侧有参天古柏两百株，散布一大草坪上，景色幽茜。北部隔一御沟，即面对故宫之围墙。草坪上设有茶座，而游客甚稀。茶座侍者与余相捻，为余择一佳处，一藤椅，一小茶几，泡茶一壶。余去，或漫步，或偃卧，发思古幽情，一若惟此最相宜。余于午后去，必薄暮始归。先于开学前在此四五天，反复思索，通史全部课程纲要始获写定。

　　此课每周四小时，共上两堂，每堂两小时。余于开学后上课前，必于先一日下午去太庙，预备翌日下午上堂内容。主要在定其讲述之取舍，及其分配之均匀。如余讲上古史，于先秦部分本极详备，但讲通史则不多及。又如余讲近三百年学术史，牵涉甚广，但讲通史则只略略提到。必求一本全部史实，彼此相关，上下相顾，一从客观，不骋空论。制度经济，文治武功，莫不择取历代之精要，阐其演变之相承。而尤要者，在凭各代当时人之意见，陈述有关各项之得失。治乱兴亡，孰当详而增，孰宜略而简，每于半日中斟酌决定明日两小时之讲述内容。除遇风雨外，一年之内，几于全在太庙古柏荫下，提纲挈领，分门别类，逐条逐款，定其取舍。终能于一年内成其初志。上自太古，下及清末，兼罗并包，成一大体。

　　下及第二年，余遂可不复至太庙古柏下，然亦随时随地不殚精思，于每一讲之内容屡有改动。又增写参考材料，就《二十四史》《三通》诸书，凡余所讲有须深入讨论者，缮其原文，发之听者，俾可自加研寻。然此工作迄唐五代而止。因史料既多，学生自加研寻亦不易，此下遂未再续。所发姑以示例而止。

　　中国通史乃文学院新生之必修课，亦有文学院高年级生及其他学院诸生，复有北平其他诸校生，前来旁听。每一堂常近三百人，坐立皆满。有一张姓学生，自高中三年级即来听课，余在北大续授此课，前后凡四年，张生每年必至。余又在西南联大续任此课两年，张生亦先后必至。余知前后续听此课历六年之久者，惟张生一人。彼告余，余之每年任课所讲内容不断有增损，而大宗旨则历年不变。彼谓于余历年所讲变动中，细寻其大意不变之所在，故觉每年有新得，屡听而不厌。如张生亦可谓善用其心矣。

　　二十年前，余曾去美国哈佛大学，杨联升教授告余，彼其时肄业清华大学，亦前来旁听。计亦已二十五年上下矣。检其书架上两书相赠，一为余之《国史大纲》抗战期间在重庆之国难第一版，一为余之通史课上所发之参考材料。余受其国难新版，为余手边无有者。其参考材料，则嘱联升教授仍留架上，或有足供参考处，余未之受。后此项材料由余英时交台北某书肆印行。

　　余在北大任此课时，又常有日本学生四五人前来旁听。课后或发问，始知此辈在中国已多历年数。有一人，在西安邮局服务已逾十年，并往来北平西安，遍历山西河南各地。乃知此辈皆日本刻意侵华前之先遣分子。并常至琉璃厂、隆福寺，各大旧书肆，访问北平各大学教授购书情形，熟悉诸教授治学所偏好，以备一旦不时之需。其处心积虑之深细无不至，可惊，亦可叹。

　　五

　　余任北大及兼清华课外，越两年，又兼燕大课，于是每周得两次出城，各半日。此乃无法辞卸者。某年秋，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某君忽来访，邀余去兼秦汉史课一门。某君忘其名，乃北平史学前辈，其所编讲义亦正流传东安市场各书肆。其来言辞恳切，有坚求必允之意。余告以北大校规，校外兼课只许四小时，余已兼清华燕大两校课，适足四小时之限。逾越校规，非余所愿，亦非所能。且开学已久，清华燕大两校课亦无法中途言辞。如是往复半日而去。一日，某君又来，谓已商得北大当局同意，先生去师大兼课，北大决不过问。余无奈，勉允之。

　　余住马大人胡同，近东四牌楼，师大校址近西四牌楼，穿城而去，路甚遥远。余坐人力车，在车中闭目静坐，听一路不绝车声。又街上各店肆放留声机京戏唱片，此店机声渐远，彼店机声续起，乃同一戏，连续不断，甚足怡心。及登堂，听众特多，系主任亦在窗外徘徊。第二周课毕，系主任邀余赴其办公室。告余，真大佳事。此课本请某君担任，上堂后，学生问，中国封建社会系秦前结束，抑秦后开始，又或秦前秦后一体直下无变。某君所答，听者不满，争论不已，终至哄堂而散。某君遂决不再来。别请某君，复如是，仍哄堂而散。某君遂亦决不来。恐直言相告，先生决不愿来。今幸两堂过，学生竟不发此问。并闻对先生深致满意。真大佳事。此亦当年北方学风。甚至同学校同一班级，两课堂所讲如同水火。师大此事虽所少有，然闻者亦终不以为怪。

　　六

　　在北大任教，有与燕京一特异之点。各学系有一休息室，系主任即在此办公。一助教常驻室中。系中各教师，上堂前后，得在此休息。初到，即有一校役捧上热手巾擦脸，又泡热茶一杯。上堂时，有人持粉笔盒送上讲堂。退课后，热手巾热茶依旧，使人有中国传统尊师之感。

　　孟森心史与余同年到北大任课。一日，在休息室相晤。心史问余何年级，余答惭愧，亦在此教书。因诸生亦得来休息室问难，故心史有此误会耳。又一日，余送《燕京学报》新刊余所著《周官著作年代考》一文赠心史。心史展视，谓此乃经学上一专门问题，君亦兼治经学耶，当携归，细读之。自是余遂与心史常在休息室中闲谈。又一日，心史特来寓址，自是往返益密。

　　某一年暑假，余回苏州省亲。及返北平，特访心史。心史书斋西向。余谓今年酷暑，不知先生作何消遣。心史言，此暑期乃成一大工作。商务新出版《永乐大典》中之《水经注》，今暑专为此书作了许多考订。遂引余视其桌上积稿，并历述清代各家治《水经》之得失，娓娓忘时。余告心史，已向商务预约此书。方期不日去取书，作一番考订工夫，为戴校《水经注》一案作一定论。不谓先生已先我为之。心史说，此书实无新资料可供考订。君不如向商务另购他书，俟余此番考订络续出版，君可就此作商榷，不烦另花一番工夫也。余谓，与先生相识有年，初不知先生亦对此有兴趣。然心史所考订，送北大《国学》季刊，主其事者，因适之方远在国外，心史所考，与适之意见有异，非俟适之归，不敢轻为发布。而心史此项存稿遂亦迟未整理，所发表者殊有限。及翌年，抗战军兴，日本军队进北平，闻心史曾在北大图书馆发现一旧地图，于中俄两国蒙古边疆问题有新证据之发现。遂派人特访心史，于其宅前并曾摄一像而去。而心史不久以病进医院。双十节后，北大同人络续离北平南下。余赴医院与心史话别，不谓心史竟以不起。余自抗战胜利后，即未去北平，每念心史有关《水经注》考订一稿，其整理成篇，及其未及整理者，究在何处。及其有关蒙古新地图一事，仍有人留意及之否。人尽知心史在北大任教明清史，其对清初入关前史有著述。对此两事，人或不知，追忆及此，岂胜惘然。

　　心史是一好好先生，心气和易。所任明清史，讲义写得太详密，上堂无多话讲，学生缺席，只少数人在堂上，遇点名时轮流应到。心史说，今天讲堂座上人不多，但点名却都到了，仍自讲述不辍。学生传为谈资。其时北平方唱尊孔。有人说，军阀何堪当尊孔大任。心史说，专要堪当尊孔的人来尊，怕也尊不起。适之为文，昌言中国文化只有太监姨太太女子裹小脚麻雀牌鸦片等诸项。心史为文驳斥，不少假借。但我们见面，他从不提起这件事。他从不放言高论，甚至不像是一争辩是非的人。在北大同人中，却是另具一格。

　　七

　　与余同年来北大者，尚有哲学系汤用彤锡予。本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北大以英庚款补助特聘教授之名义邀来。余是年携眷去北平，潘佑荪割其寓邸之别院居之，距北大甚远。一日，锡予来访。其翌日，锡予老母又来访。谓，锡予寡交游，闭门独处，常嫌其孤寂。昨闻其特来此访钱先生，倘钱先生肯与交游，解其孤寂，则实吾一家人所欣幸。自是余与锡予遂时相往返。

　　一年后，余家自西城潘宅迁二道桥，凡三院四进，极宽极静。年假以榆关风声紧，挈眷奉先慈返苏州，锡予老母亦随行返南京。明年春，余单身先返北平，适锡予老友熊十力自杭州来，锡予先商于余，即割二道桥第三进居之。此本为先慈居住之所，平屋三间。其第二进仅一书室，为余读书写作之所。此两进相隔最近，院最小，可以隔院相语。十力既来，而余眷久不来。锡予为余一人饮食不便，又劝余迁居其南池子之寓所，割其前院一书斋居余。而又为十力别邀一北大学生来居二道桥之第一进。

　　是年暑假，蒙文通又自开封河南大学来北大，与余同任教于历史系。锡予在南京中大时，曾赴欧阳竟无之支那内学院听佛学，十力文通皆内学院同时听讲之友。文通之来，亦系锡予所推荐。文通初下火车，即来汤宅，在余室，只人畅谈，竟夕未寐。曙光既露，而谈兴犹未尽。三人遂又乘晓赴中央公园进晨餐，又别换一处饮茶续谈。及正午，乃再换一处进午餐而归，始各就寝。凡历一通宵又整一上午，至少当二十小时。不忆所谈系何，此亦生平惟一畅谈也。

　　自后锡予、十力、文通及余四人，乃时时相聚。时十力方为新唯识论，驳其师欧阳竟无之说。文通不谓然，每见必加驳难。论佛学，锡予正在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最为专家，顾独默不语。惟余时为十力文通缓冲。又自佛学转入宋明理学，文通十力又必争。又惟余为之作缓冲。

　　除十力锡予文通与余四人常相聚外，又有林宰平、梁漱溟两人，时亦加入。惟两人皆居前门外，而又东西远隔。漱溟又不常在北平，故或加宰平，或加漱溟，仅得五人相聚。宰平与漱溟则不易相值。

　　某日，适之来访余。余在北平七八年中，适之来访仅此一次。适之门庭若市，而向不答访，盖不独于余为然。适之来，已在午前十一时许，坐余书斋中，直至午后一时始去，余亦未留其午膳。适之来，乃为蒙文通事。适之告余，秋后文通将不续聘。余答，君乃北大文学院长，此事与历史系主任商之即得，余绝无权过问。且文通来北大，乃由锡予推荐。若欲转告文通，宜以告之锡予为是。而适之语终不已。谓文通上堂，学生有不懂其所语者。余曰，文通所授为必修课，学生多，宜有此事。班中学生有优劣，优者如某某几人，余知彼等决不向君有此语。若班中劣等生，果有此语，亦不当据为选择教师之标准。在北大尤然。在君为文学院长时更应然。适之语终不已。余曰，文通所任，乃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两时期之断代史。余敢言，以余所知，果文通离职，至少在三年内，当物色不到一继任人选。其他余无可言。两人终不欢而散。文通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有年，而始终未去适之家一次，此亦稀有之事也。

　　文通既不续聘。史系主任遂邀余任魏晋南北朝史，余拒不允。余言聘约规定余只任上古两汉，不愿再有增添。其隋唐史一门，则聘陈寅恪兼任。上堂仅盈月，寅恪即辞去不再来。谓其体弱，其夫人言，若不辞北大兼职，即不再过问其三餐。于是此课遂临时请多人分授。学生有发问者，谓此课既由多人分授，何以独不有钱某来上课。史系主任始来请余。余遂亦上堂一二次。文通自离北大，即转至天津一女师任教。其家仍留北平，与锡予及余诸人之来往则一如旧日无变。

　　八

　　余又因锡予获交于陈寅恪。锡予寅恪乃出国留学前清华同学。寅恪进城来锡予家，常在余所居前院书斋中聚谈。寅恪在清华，其寓所门上下午常悬休息敬谢来客一牌，相值颇不易。余本穿长袍，寅恪亦常穿长袍。冬季加披一棉袍或皮袍，或一马褂，或一长背心，不穿西式外套，余亦效之。

　　余亦因锡予识吴宓雨生。彼两人乃前中大同事。余在清华兼课，课后或至雨生所居水木清华之所。一院沿湖，极宽适幽静。雨生一人居之。余至，则临窗品茗，窗外湖水，忘其在学校中。钱稻孙与余同时有课，亦常来，三人聚谈，更易忘时。雨生本为天津《大公报》主持一文学副刊，闻因《大公报》约胡适之傅孟真诸人撰星期论文，此副刊遂被取消。雨生办此副刊时，特识拔清华两学生，一四川贺麟，一广东张荫麟，一时有二麟之称。贺麟自昭，自欧留学先归，与锡予在北大哲学系同事，与余往还甚稳。荫麟自美留学归较晚，在清华历史系任教。余赴清华上课，荫麟或先相约，或临时在清华大门前相候，邀赴其南院住所晚膳。煮鸡一只，欢谈至清华最后一班校车，荫麟亲送余至车上而别。

　　余其时又识张孟劬及东荪兄弟，两人皆在燕大任教，而其家则住马大人胡同西口第一宅。时余亦住马大人胡同，相距五宅之遥。十力常偕余与彼兄弟相晤，或在公园中，或在其家。十力好与东荪相聚谈哲理时事，余则与孟劬谈经史旧学。在公园茶桌旁，则四人各移椅分坐两处。在其家，则余坐孟劬书斋，而东荪则邀十力更进至别院东荪书斋中，如是以为常。

　　一日，余去北大有课，携《清华学报》所刊余近撰《龚定庵》一文，过孟劬家门前，嘱其门房递进。及课毕归，见孟劬留有一纸条，乃知孟劬已来过余家，盖不知余赴北大有课也。余遂即去孟劬家，孟劬娓娓谈龚定庵轶事，意态兴奋，若疑余有误会。孟劬与余亦属忘年之交。前辈学者，于昔人事，若不干己，而诚诚恳恳不肯轻易放过有如此。孟劬又常告余，彼同时一辈学人，各不敢上攀先秦诸子，而群慕晚汉三君，竞欲著书成一家言之意。余因孟劬言，乃识清初学风之一斑，以较余与孟劬同在北平时情形，相距何堪以道里计。因念孟劬慕古之意特深，而东荪趋新之意则盛。即就彼兄弟言，一门之内，精神意趣已显若河汉。诚使时局和平，北平人物荟萃，或可酝酿出一番新风气来，为此下开一新局面。而惜乎抗战军兴，已迫不及待矣。良可慨也。

　　其他凡属同在北平，有所捧手，言欢相接，研讨商榷，过从较密者，如陈援庵、马叔平、吴承仕、萧公权、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希白肇祖兄弟、向觉民、赵万里、贺昌群等，既属不胜缕述，亦复不可忆。要之，皆学有专长，意有专情。世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果使战祸不起，积之岁月，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新风貌出现。天不佑我中华，虽他日疆土统一，而学术界则神耗气竭，光彩无存。言念及之，真使人有不堪回首之感。

　　九

　　又有远道相交者。某年，章太炎来北平，曾作演讲一次。余亦往听。太炎上讲台，旧门人在各大学任教者五六人随侍，骈立台侧。一人在旁作翻译，一人在后写黑板。太炎语音微，又皆土音，不能操国语。引经据典，以及人名地名书名，遇疑处，不询之太炎，台上两人对语，或询台侧侍立者。有顷，始译始写。而听者肃然，不出杂声。此一场面亦所少见。翻译者似为钱玄同，写黑板者为刘半农。玄同在北方，早已改采今文家言，而对太炎守弟子礼犹谨如此。半农尽力提倡白话文，其居沪时，是否曾及太炎门，则不知。要之，在当时北平新文化运动盛极风行之际，而此诸大师，犹亦拘守旧礼貌。则知风气转变，亦洵非咄嗟间事矣。

　　又某年，余返苏州。太炎国学讲习会一门人某君来约，余依时往访。是为余面晤太炎之第一次。亦惟此一次。室中惟两人，无第三人参加。余询太炎，近见报上中央政府有聘先生赴南京任国史馆长消息，确否。太炎答，我与政府意见不相洽，焉得有此事。报章传闻不足信。余又言，倘果政府来聘，先生果往，对此下撰写新国史有何计划。太炎谓，国史已受国人鄙弃，此下当不再需有新国史出现。余曰，此姑弗深论。倘有新国史出现，较之前二十五史体裁方面将有何不同。太炎沉默有顷，曰，列传与年表等当无何相异。惟书志一门，体裁当有大变动。即如外交志，内容牵涉太广，决非旧史体例可限。因言居沪上，深知治外法权影响深广。如加叙述，所占篇幅必巨。其他方面更然。外交以外，食货刑法诸门亦皆然。所需专门知识亦更增强。惟此书志一门，必当有大变动。在今难可详谈。余以下午三时许去，畅谈迄傍晚。太炎又别邀苏州诸名流张一鹏等，设盛宴，席散始辞归。此一问题，亦恨绝少与他人论及。

　　又一年，余自北平返苏州。张君劢偕张一鹏来访。不忆晤谈于何处。一鹏乃一麟胞弟，曾任袁世凯时代司法部长，久已退居在家。君劢系初识，时方有意组一政党，在赴天津北平前，邀余相谈。谓君何必从胡适之作考据之学，愿相与作政治活动，庶于当前时局可有大贡献。余告以余非专一从事考据工作者，但于政治活动非性所长，恕难追随。语不投机，一鹏似亦对此不热心，谈话未历一小时即散。自后余与君劢在香港始获再晤。

　　又络续由南方来游北平相识者，有缪赞虞凤林，张晓峰其昀，皆从南京中央大学来。赞虞则住余家，两人曾同游卢沟桥。一九三七年晓峰自浙大来函，聘余前往，余辞未去。续聘张应麟，亦未允。再聘贺昌群，昌群迟疑不决。一夕，余三人在一小馆共餐，余与应麟劝昌群往，昌群遂允行。

　　余在北平旧书肆购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之前八卷，嘉庆刊本，特为一文，刊载于《禹贡》半月刊上。浙江省兴业银行行长叶景揆葵初，特远自沪上来访。告余，彼持有此书一钞本，遍访刊本未得，君今得此刊本，乃与彼相持之钞本相符。又谓彼并有顾氏此书之全部手钞本一部。此书在未正式付印前，本多钞本流行，只白银四十两，即可向无锡顾家得一部。彼所得与其他钞本有不同，特不知其价值所在，欲恳余代为一查考。余允之。葵初又远自沪上携其书首几册来，余审其为顾氏家传本，特举证明。葵初大喜，谓果如君言，当即谋付印。余谓此书卷帙浩大，倘仅付印，读者当就君之新刊本与旧刊本对读，乃始得其异同所在。此事大不易。不如将旧刊本与君本对校，即以异同添注旧刊本之眉端行间，乃以付印，则读者一披卷即得，不烦再一一比读矣。葵初以为然。问余愿任其劳否，余复允之。时适余弟起八同在北平，余即命其从事校对。约年余，方毕直隶山东两省。但时事益急，余恐仓促失误，嘱葵初将已校稿携返沪上，待事变定，再谋续校。而抗战烽火乃不久爆发。余曾于抗战期中，自昆明返沪，知葵初与张旭生合创一合众图书馆在法租界。余特往访，未得晤葵初，见主其事者为顾廷龙起潜，乃颉刚之叔父。起潜告余，彼之主要任务即为续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及战祸又兴，余又匆匆南来，迄今将三十年，闻合众图书馆已不存在，葵初与起潜亦不获其消息。《读史方舆纪要》之顾氏家传本，今不知究何在。苟使余不主先作校对，则此家传本将早已行世。余对此事之愧悔，真不知何以自赎也。

　　十

　　又《章实斋遗书》之家传本，亦为余在北平所发现。一日课毕，北大图书馆长毛子水特来历史系休息室询余，坊间送来《章氏遗书》钞本一部，此书钞本在北平颇有流行，不知有价值否。余嘱其送余家一审核。是夜，余先查章实斋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一文，此文在流行刻本中皆有目无文。刘承干嘉业堂刻《章氏遗书》，曾向国内遍访此文，亦未得。而余在此钞本中，即赫然睹此文。乃知此本必有来历。嗣经收得其他证明。乃知此本确系章氏家传。若余诓言告子水，此书即退回原书肆，余可收归私藏。然余念公藏可供众阅，不宜秘为私有。乃连日夜嘱助教贺次君录出其未见于流行刻本者，凡二十篇左右。又有一篇，流行刻本脱落一大段数百字，亦加补录。即以原本回子水，嘱其可为北大购取珍藏。时余之《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方送商务印书馆在北平排版，由余亲自校阅，实斋一章已校迄，续又取回补入前所未见之重要有关部分若干则。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一文，则全篇增附于后。及余离北平南行，又携所录之全部佚文藏大衣箱底，上加一木板，以避检查，辗转自香港经长沙南岳至昆明，以至成都。时蒙文通为四川省立图书馆长，遂将此佚文印两百册流传。及余来香港，大陆又重印此书，而将余所为一小序抹去，则读者将不识此书之所由来。后余游巴黎，法国汉学家戴密微，曾特来询问此书，余详告之。后大陆又将此各篇散入章氏《文史通义》中。然余念当时特据家传本目录匆匆钞出其未见之篇，是否尚有遗漏，则不克再通体查阅矣。而此章氏家传本，颇闻子水实未为北大图书馆购取，特以转归胡适之家藏。及适之南来，此书未及携行，则不知又在何处。是亦大堪回念也。

　　又忆一九二一年以前，余在小学任教，即深喜章氏之《文史通义》。一夕，忽梦登一小楼，由北面楼梯上，楼外三面环廊，楼中四壁皆书，又有一玻璃面之长方桌，桌面下一柜，亦皆藏书。余观之，乃悉是章实斋书，又多世所未见者。此梦醒来，初不为意。乃二十年后，不意此梦竟有印验，是亦余一人生平回忆中值得玩味之一事也。又余获睹章氏遗书后，又得戴东原未刊稿钞本一种，名《孟子私淑录》，为从来学者所未知，亦以廉价收得。与《章氏遗书》稿同携南下。今此稿已收入余之《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八册。

　　其他尚有一家传本，为余在北平所发现者，则为北通州雷学淇所著之《竹书纪年义证》，凡四十卷。雷氏于纪年有两书，一为《考订竹书纪年》共十四卷，有刻本。余又知其尚有《义证》一书，在北平坊肆遍觅未得，后乃在北平图书馆珍藏书中得其家传之稿。其先乃由其家人献之，北大校长蔡孑民，请由北大付印，其眉端有陈汉章校。于上古之部较详，春秋后较简，不知何由此稿乃转入北平图书馆。余既择其有关者，一一补入余之《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中。又晒蓝本一部，而交还其原稿。一九三七年，始将此稿之晒蓝本交书肆排印，是年双十节后，余匆匆离平，而此书尚未印成，书首遂缺一序。及国民政府来台，有人携有此书在台重印，亦未有序。惟此书之流传，则实由余始其事也。

　　十一

　　余自一九三○年秋去北平，至三七年冬离平南下，先后住北平凡八年。先三年生活稍定，后五年乃一意购藏旧籍，琉璃厂隆福寺为余常至地，各书肆老板几无不相识。遇所欲书，两处各择一旧书肆，通一电话，彼肆中无有，即向同街其他书肆代询，何家有此书，即派车送来。北大清华燕京三校图书馆，余转少去。每星期日各书肆派人送书来者，逾十数家，所送皆每部开首一两册。余书斋中特放一大长桌，书估放书桌上即去。下星期日来，余所欲，即下次携全书来，其他每星期相易。凡宋元版高价书，余绝不要。然亦得许多珍本孤籍。书估初不知，余率以廉价得之。如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之嘉庆刻本，即其一例。

　　余又曾在无锡城门洞一小书摊购得朱石曾《竹书纪年存真》一部，书价仅几毛钱。取以校王静庵所校本，乃知王校多误，朱本甚有价值。余特撰一文，收入《先秦诸子系年》中。傅孟真来余家借此书，曾遍嘱北京各书肆为彼访购，积数年，皆无以应。乃以余所藏晒蓝藏入中央研究院书库中。其他类此之例，难于一一缕举。余于明代以下各家校刊《竹书纪年》，搜罗殆尽。专藏一玻璃书柜中。锡予见而慕之。彼亦专意搜罗《高僧传》一书，遇异本即购。自谓亦几无遗漏矣。后余在成都，一女弟子黄少筌，专治战国史。余告彼，他年返北平，当以余所藏各本《竹书纪年》相赠，乃今返忆，真不啻如痴人说梦话矣。

　　又胡适之藏有潘用微《求仁录》一孤本，余向之借阅。彼在别室中开保险柜取书，邀余同往。或恐余携书去有不慎，又不便坦言故尔。余携归，适书记贾克文新来，嘱其谨慎钞副，亦不敢轻付晒蓝。余移寓南池子锡予家，一日傍晚，一人偶游东四牌楼附近一小书摊，忽睹此书，亦仅数毛钱购得。既归，锡予闻而大喜。晚饭方毕，即邀余重去此书摊。余告以此书摊绝无他书可购，余亦偶尔得此。锡予坚欲往，乃乘夜去其地。书摊已关门，叩门而入。屋内电灯光甚微弱，一一视其摊上书，皆无足取，遂出。而书摊主人却语余，先生傍晚来购书，殆一佳本，先生廉价得之，故又乘夜重来乎。余曰，适偕吾友重过此门，再来相扰，幸勿介意。然彼意若终不释。

　　一日，一书估来访，适余案头展读《三朝北盟会编》一书。书估谓，先生喜读此书，我有此书钞本仅半部，先生亦肯收藏供欣赏否。余嘱其携来，知出浙东某名家，纸张字样墨色皆极精美。藏之有年。及一九三七年春，余遍游琉璃厂各书肆，乃于某一家小书摊旁墙边书架中见一书，书品装潢精美有别，即于书堆中取出，赫然即余所藏《三朝北盟会编》钞本之另半部。惊喜出意外，即问摊主此书售价。摊主在余身旁，见余取阅此书，即甚注意。凝视余久之，乃曰，此乃残本，先生知之否。余答，知之。又问，购此残本何用。盖彼或已疑余藏此残本之又一半也。余曰，此书纸张字样墨迹书品皆佳，虽残本，置案头，亦堪供欣赏。摊主乃言，本摊不拟售此残本。余曰，既不拟售，为何陈列此架上。摊主久默不语，乃曰，此书既不售，可勿再论价。余知难强，乃默记其地址而去。特招一熟书估来，告其事，嘱为余设法得此书。书估去，数日后来，告余，已赴此书摊，先与摊主求相识。彼书系残本，决不易售出，先生万勿再往。彼知先生有此书之半部，必高昂提价，难以成议。当冷淡一时，我必为先生取得此书来。乃此后战氛日迫，余亦无心及此。至今追忆，余拥有此书之半部，今亦已不知去处矣。

　　北平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至少自明清以来，游此书海者，已不知若干人。今则此海已湮，亦更无人能游而知其乐趣者。言念及此，岂胜惘然。

　　余前后五年购书逾五万册，当在二十万卷左右。历年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在此。尝告友人，一旦学校解聘，余亦摆一书摊，可不愁生活。三七年，余一人匆匆离北平，临时特制二十余大箱，将所藏书装其中。及全家离去，蒙宅主人雅意，愿辟一室堆此诸箱。谓此宅决不再租他人，侯他年事定，可再来取。不谓余自抗战胜利后，竟未再去。倘移书南下，运费尚易筹措。此大批书之藏处，又须每夏晒晾，乏地乏人，迟疑有年。后余去江南大学任教，方拟移书送学校存藏，而共党已到北平。宅主知余老友锡予在北大，走告，促其即移书去，彼不敢为此获罪。锡予亦无法，乃嘱一与余相熟之书估取去。书估愿出百石米价。取余书去时，余已在广州，得此讯，即电告锡予，所藏书仍盼保留。书估允不以出售，待他年余返北平，出百石米价，可全部让回。后余在香港，老友沈燕谋为新亚研究所购备藏书，得《资治通鉴》一部，乃余先兄声一先生生前阅读本，由先兄手书书根，书中亦多先兄手迹，乃余特从苏州家中携去北平。今此书出现港埠，则其他五万册书，流散人间，可以想见。然其时锡予已死，无可查询。又余藏书绝不加盖私章。尝谓，余所藏书，几乎无不经前人藏过。有一书而经六七家以上之收藏者。又记有《皇清经解》一部，显有谭延闿藏印。当代巨公之藏，乃亦转入余手，亦堪诧慨。余又何必多增一印，以供他日别人之多一嗟叹乎。不谓余年未七十，此言已验。则洵足增余私人之嗟叹矣。

　　又余苏州家中亦尚多藏书。余抗战时返苏州过上海，张家璈尽赠其最近新刻书，皆藏苏州家中，今亦不知其尚犹存在否。友亡书散，此诚余晚年一大堪嗟叹事也。今则两目已盲，与书绝缘，捉笔书此，更不胜其自慨矣。

　　十二

　　又有贾克文，亦为余北平新识，永留记忆之一人。余迁居二道桥之岁尾，一日，得北平图书馆研究员刘盼遂电话。时北平图书馆有研究员向达、王庸、刘盼遂等五六人，集居馆中之地下室，余时去其处，极相稔熟。王庸夫妇亦曾居赁二道桥余家前院。刘君电话告余，彼近登报征一书记，有贾克文远从保定来应征。昨夕方到，今晨起床，令其倒一盆洗脸水，克文乃作色言，我来应征为书记，非为仆人充杂役，请从此辞。刘君大惊讶，告失言，请留，必弗再扰以他事。克文坚不允。刘君告以君远道来，我不慎失言，君遽辞去，我心终不安。恳小留一日，当为君介绍另一去处，俾我心安。克文始允之。刘君谓，兄家有佣妇，有乳娘，又常闭门少人事，故首虑及，盼为我留之。余诺其请。

　　克文当晨即来，朴厚寡言。告余，家有老祖父在堂，拥田百顷，生活可无忧。其表兄孙连仲乃军人，在关外，屡招之，不愿往。因慕北平文风，遂来此。余宅第三院大厅左侧有一小屋，中仅一榻，乃北方旧式炕床之仅存未改者。床下生火，冬夜卧其上，极感舒适。榻前一桌一椅，不容他物。桌临南窗，阳光照射亦极悦目。余本卧此小屋中，以让克文。告以闭小屋门，即与外面隔绝。觉倦可开门到大院中散步。除钞写外，决无他事，克文遂留。

　　时适榆关事变，风声屡作，北平人心惶惶。余拟乘年假送母南归，全家随行。家中一佣妇亦辞去，拟独留克文守舍度岁，乃与商之。并言，开春余全家即返，君肯耐此一段寂寞否，克文慨允。及开岁，余妻儿又因事不克同行。余一人北上，告克文以不得已，嘱其赴街上招一佣妇。乃因家无女主人，无论老少皆不来。克文问余，一日三餐作何应付。余曰，君不已一人在此度岁乎，添余一人亦如往日可也。克文谓一人勉图果腹则可，我作餐何堪入先生口。余曰，慎勿作此想，强君作餐，余滋不安，更贪求享口福乎。燕大郭绍虞之夫人，闻讯来访，随带两大锅菜，可供余一人四日之食。如是每周以为常，直迄余迁居锡予家为止。克文不得已，洒扫膳食乃须一人任之。

　　锡予来招余迁居南池子，割其前院一书房让余。克文则住院侧厨房中，仍俨然为厨夫。所坐乃一轮椅，尽日转动。余时时赴厨房中与共语，以稍减其不安。晚餐余与锡予家人同进，晨午两餐则仍由克文治理。一日，余告克文，余喜食鱼，君上市可买鱼来试烹之。又一日，告克文，余喜烹活鱼，君上市可买活鱼，勿买死鱼。又一日，余至厨房，见活鱼数尾排列长板上。余告克文，如此，鱼即死矣。克文日，我畏杀活鱼，故待其死，乃烹之。余曰，如此则可勿再买活鱼矣。余又喜食大白菜。克文买白菜归，必尽割其外叶，仅留一中心，烹以供余。其外叶则克文另烹自食之。余屡去厨房，屡见其事。告克文，仅余与君两人共食，何必如此分别。余屡言之，克文终不听。

　　一日，余语克文，君犹记及前在刘君家否，唤君倒一盆洗脸水，君即愤而辞去。今在余处，乃任一厨夫，君忍为之，何耶。克文曰，我来先生家，不旬日，先生全家南归，独留我一人守宅。先生视我如一家子弟，勿稍疑虑。我离家即遇先生，如仍在家中侍奉长老。先生又把每月用款交我掌管支配，先生更不问，我心更感。只有待师母他日回来，我可向之报账。若能有剩余，无亏欠，我心始释。我侍先生，一如在家侍老祖父，惟盼先生不再见外。

　　一日，余又告克文，余之清华兼课时间改在上午，明晨须一早出门，去趁清华校车，倘或晏起，君勿忘来唤醒。余在梦中闻床前呼声，披衣急起，出视院中，明月正在中天。余告克文，如此月光正乃午夜耳，何遽来叫。克文曰，我亦梦中骤醒，见满窗光亮，乃不虑有此误。余乃留与作竟夕谈。

　　某日，有一人自四川来。其人善相，家世相传已三代矣。其来特为梁漱溟相，即住漱溟家。漱溟特邀十力锡予同余俱至其家，请相士一一为余三人相。又一日，其人特来南池子锡予家余室中，十力亦在，彼又为余三人相，所言皆能微中。谓十力乃麋鹿之姿，当常在山林间。并言漱溟步履轻，下梢恐无好收场。言余精气神三者皆足，行坐一态，此下当能先后如一。适克文自外端茶入，余告相士，可为此君一相否。相士乃曰，此君有官相。乃摸其后脑骨有顷，曰，为日不远，官运来逼，弗可避。锡予十力皆出手挽克文臂曰，汝闻之，即日作官人去，可庆可贺。克文默不言，即避去，不再来。

　　不久，余家人重来北平，迁一新居。克文亦再得其表兄之招，余力劝之行，克文乃辞余家而去。计其前后在余家亦十月左右矣。克文去至张家口，任警务，然终不安于职。未一载，即返北平，又重来余家。余惊问何速归，今任何职。克文告余，任局长非所愿，今改闲职，只在城区巡视各家庭，使人不以长官视我，我乃心安。余大喜曰，君今任此职，又可为余帮一大忙。余渴欲觅一清闲大院，君巡视所至，幸为留意。一日，克文来告，在北大附近觅得一大宅，前三院宅主所住，后三院现空置，房屋宽敞。从马大人胡同后门进出，可与前三院隔绝。我商之宅主，宅主问租者何人，我略道先生概况，宅主已同意，可往一看。余遂偕克文同去，看后大喜，不日迁往。宅主乃北通州人，在北平任大律师职，惜已忘其姓名。彼不喜交游，乃见余一如故交。然彼仅来余宅一次，余亦仅答访一次。前后宅中间一门常关闭，不再相往来。马大人胡同此宅遂为余在北平最后居住最感安适之一宅。

　　及七七抗战，余一人离家南下，乃将空置之两院房屋出租，即以房租补家用。克文更常来，时时督教余子女读书。又时出钱济余家用。余妻告以家用已足，可勿虑。越两年，余家亦离北平南下。克文恋恋不舍，屡告余妻，他年钱先生自后方归来，无论在南在北，我当追随终身。余妻归后，亦常与通讯。直至余又只身赴广州，与克文音讯遂绝。迄今距与克文别，前后又逾四十年。回忆往事，如在目前。

　　余年八十七，赴香港，晤伟长侄。告余，克文已告退在家，每年必赴伟长家一次。及克文老，乃改命其子亦年去伟长家。伟长劳改逾二十年之久，然克文父子照例年必一往。顷想克文当仍健在，诚亦使余难忘也。

　　十三

　　余在北大凡七年，又曾屡次出游，及今犹能追忆者，一为与吴其昌世昌兄弟同游八达岭万里长城。先一夕，余移宿其兄弟家，与其昌作竟夕谈。翌晨，黎明前，即坐人力车赴火车站。路上忽悟宋人词杨柳岸晓风残月一语。千年前人一词句，可使千年后人诵之如在目前，此岂随手拈来。而近人乃以死文学目之，真可大笑。火车上又不断追忆詹天佑。国人非无科学天才，徒以百年来社会动乱，无可表现。国人乃以追咎四千年文化传统，亦良可怪也。登万里长城上，尤不胜其古今之悼念。

　　又一次，缪凤林赞虞从南京来，宿余家。一日，同游卢沟桥。桥北距平汉路线不远，然火车中旅客窗外遥望，终不得此桥之景色与情味之深处。元明以来赴京师，最后一站即在此。翌晨即入都门矣。卢沟晓月一语，在八百年来，全国士人得入都门者之心中所泛起之想像与回念，又岂言语所能表达乎。而余与赞虞之来，国事方亟，两人坐桥上石狮两旁，纵谈史事，历时不倦。若使吾两人亦在科举时代，在此得同赏卢沟之晓月，其所感触，又岂得与今日城市扰攘中人语之。

　　又一次，则余与锡予十力文通四人同宿西郊清华大学一农场中。此处以多白杨名，全园数百株。余等四人夜坐其大厅上，厅内无灯光，厅外即白杨，叶声萧萧，凄凉动人。决非日间来游可尝此情味。余等坐至深夜始散，竟不忆此夕何语。实则一涉交谈，即破此夜之情味矣。至今追忆，诚不失为生平难得之夜。

　　十四

　　其他近郊之游不详述，远游凡四次。第一次在一九三三年春季，游津浦路泰安、济南、曲阜。同游者为北大史系四年级生，结队为毕业旅行，余为之督队者。全队二十余人，惟燕大及门徐文珊一人，毕业后，从余益勤。及是遂随行。抵泰安，游岳庙，大堂四壁有宋真宗巡狩泰山壁画，文物车骑，宛然连幅，乃千年古物。虽有剥坏，迭经修补，仍保旧观。冯玉祥驻军在此，于墙上遍贴革命标语。及离去，墙上标语亦遭削除，而壁画已多破毁，残壁旧泥，触目皆是。亦无善绘事者，重为补修。余幸于泰安市某一照相馆，觅得一套完好之照片。然此项照片，恐亦少有。千年壁画，亦为革命牺牲矣。

　　庭院中，古柏参天。冯军许小贩进入经营，小食摊设炉灶煮食物供游客，柏树或烧死，或半枯，几数十株。破败满目，俨若当前举国创痍之景象，感慨何极。

　　学生雇山轿，每人一座。余谓穷一日之力，可抵山顶。余欲验腰脚，不坐轿。诸生谓山轿亦人生中一新经验，强余乘之。晨兴，惟文珊一人随余步行。两空轿随后。由山麓历级而上，每遇一游处，必小憩。及抵栖真观，余夙慕胡安定孙明复之为人。适冯玉祥驻观内，遂拒不入，独徘徊投书涧上。诸生竞入，获冯玉祥接谈，出皆欣然。及登南天门，两山胁立，中一道，极宽阔，石级三四十层，每层一平台，各四十级左右。仰视豁然。宛如在天空辟此一门。初抵山脚，即可仰见。登山惟此一路。人生境界亦如此，当惟辟一线上达。造其巅，回视全山形势，俨如一巨人，南面巍然而坐。余观五岳真形图，正写出此形态。乃知古帝皇必登泰山，亦有其所以然也。

　　自南天门抵山顶一寺庙，皆平地。宿庙中一宵，晨起出庙门，东行抵一崖，观海上日出。云雾蔽天，迷濛无所见。回念十余年前，赴厦门集美，在海轮畅观日出，恍如目前。此晨实亦依然日出，能见不能见，事关于己。俯仰天地，回念史迹，不胜怆然。

　　返抵南天门，诸生围聚，谓吾师昨已一整天徒步登山，今不以山轿下此天门，群心滋不安。不得已，乃坐轿。下石级仅两层，觉坐卧不稳，乃以随带厚棉被垫身下者紧裹全身，手中坚握一手杖，紧插两脚中间之椅上。方仓惶中，怪声忽作，系缚坐椅之绳索一端朽折，坐椅从轿旁两竹杠中翻转，余亦从坐椅上坠落在地。幸身裹厚棉被，辗转数石级，即停止，未遭创伤。两轿夫紧张失措，同队二十余山轿皆围集。诸生向余备致慰问。群责轿夫不慎。令重择最佳山轿，最佳轿夫，让余乘坐。不由分说，拥余上另一轿。两轿夫扛之，直飞而下。余连声叫且慢，两轿夫言无事，可勿怕，向下直奔益疾。盖此轿实安稳，两轿夫亦健者。余连叫，谓余恐慌，乃更飞步。未达上午十时，即安抵市区旅邸。诸生皆逾午始归。余方期今晨下山，遇昨日惬心处，恣意加赏。不谓如此失去机会，亦良可笑矣。翌日再游山后诸胜，而山前一路，则惟有在梦想中再遇之。

　　游泰山后，再游济南大明湖。小舟荡漾，天光亭影，流连迷人，几疑身在江南。至如湖中泉涌，则惟肄业常州府中学堂时，旅行镇江扬州，游舟山天下第一泉有其仿佛。又念刘鹗《老残游记》，因思山水胜境，必经前人描述歌咏，人文相续，乃益显其活处。若如西方人，仅以冒险探幽投迹人类未到处，有天地，无人物。即如踏上月球，亦不如一丘一壑，一溪一池，身履其地，而发思古之幽情者，所能同日语也。

　　除游其他近郊外，余又在济南城中一旧书肆，获睹大字《仪礼》一部。眉端行间，校注满纸，朱楷工丽，阅之怡神。检视知乃王筠手笔，王氏系清代道光时一小学名家，余初不知其于此经乃用功如此之深。因问书肆主人此书售价，主人答此书乃藏家送来整修，非本肆所有。闻之怅然。又念今人率好轻蔑前人，讥其道路之误，或斥其见解之卑。然论前人对学问之功力，则似有远超于时贤者。恨不能使此等书之真迹广为传播，亦可使时人多见。姑不论学术路向，亦不论见解识力，要之用功深浅，亦足资人反省也。

　　游济南后，又去曲阜。自火车站至曲阜城，乃乘旧式骡车。车中念顾亭林，即在如此旅途中，默诵精思，以成其绝学。余今乃始一尝此滋味，愧惭何极。抵曲阜，赴衍圣公府。时孔德成尚年幼，其叔父某携之接客，并摄影为念。余详询孔府经济情况，及曲阜农民生活。因沿途来，诸生颇疵议孔家非官府，乃享受封建社会之贵族生活。故亦欲彼辈闻其详，以知其实况也。

　　转赴孔林，余嘱诸生必行三鞠躬敬礼，诸生亦无违。然诸生游泰山大明湖，莫不兴高采烈，及来曲阜，既无慕古朝圣之心理素养，风气感染，徒觉疑团满腹。则此来成照例公事，兴趣价值俱减。亦如生为一中国人，不得不一读中国史，成一负担，复何其他意味之可言。

　　孔林碑碣林立，然皆在金元以后，北宋以上则甚少。余告诸生，当时中国人受异族统治，乃不得不更尊孔，使外族人亦知中国有此人物，庶对中国人不敢轻视。今君辈争言孔子乃自来专制皇帝所尊，以便利其专制。试读此间碑碣，亦岂当时许多中国人惟恐外族人不易专制，故亦教之尊孔否。诸生默无言。余又言游历亦如读史，尤其是一部活历史。太史公幼年，即遍游中国名山大川。诸君此游归，再读《史记》，便可有异样体会矣。

　　十五

　　第二次游平绥路，大同、绥远以至包头。不忆在何年。同游者皆清华师生。先至大同，赏其云冈石刻。诚千古所稀见。其非中国文化嫡传，亦一见可知。又在城中一楼，偕三四人午餐。据云此楼系大明正德皇帝在梅龙镇遇见李凤姐之原址，信否无可考。然余屡听游龙戏凤平剧，在此一餐，亦若特具佳味。

　　在绥远吊汉明妃冢，所历益远，所遇中国历史故事乃益古，亦诚大堪嚼味。参观绥远城中一中学校，教员寝室乃一大炕床，可同卧数十人。余不禁回忆起前清时在南京钟英中学读书时宿舍景况。余归后，告北大清华诸生，中国天地大，诸生毕业后，大有去处。即如绥远，民情敦厚，对学校师长特具敬意。诸生倘愿去，大炕床亦足供安卧。而日常接触，皆一生所难遇。驰马阴山大草原上，何等痛快。即恋旧游，寒暑假仍可来北平，何必尽在此惯居之城市间争一啖饭地。去至塞外，可向国家民族作更大贡献。人生亦互有得失优劣，非一言可判也。闻此后诸生亦颇有去绥远任教者，惜不久日军入侵，则又是一番天地矣。

　　至包头，由车窗南望，高桅丛峙，诚所少见。与一友某君言，到此人人去市区吃黄河鲤鱼，我两人何不去渔埠，亦有鲤鱼可吃，岂不较赴市区为佳。遂两人去渔埠。不悟乃一沙滩。少顷，河水上泛，群艇即皆浮水中，何来有店铺。及返火车，市区吃鲤鱼者皆返，津津夸鱼味之佳。余两人心不平，视手表，往返当可及火车未开。遂亟亟雇人力车去市区，即在市端觅一家，进门即大叫鲤鱼。吃得两味，赶还，距火车离站亦为时无多矣。强不知以为知，必欲异于人以为高。倘赶不上火车，岂不成大笑话。

　　十六

　　第三次似在三六年夏，余一人从平汉路经汉口，转长江至九江，游庐山。先在汉口小住，赴武昌，参观武汉大学。并游汉阳黄鹤楼。在长江船中识一川人赖君，亦只身赴庐山，遂约同游。及抵牯岭，锡予有一宅在此，其老母已先来，锡予滞平未到。余宿其家，每晨起即偕赖君遍游各处。尤爱三叠泉瀑布，下有三潭，潭水清洁，余曾裸身卧一潭中大石上半日，及起，懒不能堪。

　　一日，与赖君由山北下游西林寺。在岭上，忘其为暑天。未及半山，已热不可忍。下抵山脚，尚须行田塍数华里，乃抵寺。炎阳照射水稻，热气熏蒸，更不能受。达寺门，衣衫尽湿。寺中休憩半日。及离寺，再行田塍间，夕阳余威更酷。返抵山脚，疲不能行。然不能不登山，较之来时下山更艰困。未达山腰，夜色已深。赖君谓，当在此露宿。余谓，或遇虎遇盗，更奈何。不得已，仍尽力爬行。林间灯光微露，寻至，乃一警察派出所。喜出望外，得饮水解渴。返寓，已逾午夜。是为余游山最感寻常而最遭艰困之一次。

　　锡予已来牯岭。一日，偕其同游岭上之僧寺，似是开先寺。寺门外一大旷场，佛殿亦宽敞，游客率一过，鲜停留。余与锡予坐殿西侧一长桌饮茶，方丈偃卧佛殿正中大像前右侧长沙发上，手摇一大扇，适近余座之背后。余高呼和尚和尚三声，方丈慢起前来，谓，茶点已具，客高呼和尚何事。余问，和尚何事不上香礼拜，不诵经念佛，不回房学禅打坐，亦不招接游客，乃在佛前挥扇高卧。方丈急赔礼，谓，两客有闲小坐，请移后厅为佳。乃肃锡予及余进入大殿之后轩。轩不广，可容大圆桌设宴席。而向北长窗垂地，窗外竹荫蔽天，竹外丛树，即山野，亦即僧园。方丈呼侍者更茶点，茶味既佳，点心四碟，一一精美。方丈又推窗陪余两人闲步竹树中，为余游庐山来从未到过之另一佳处。佳在其即借庐山之胜以为胜，非赖建筑，非赖陈设，只是一寻常后轩屋，而起坐俯仰，其中真若不在人间，已在天上。以前若非有一高僧具绝大聪明，绝大智慧，乌得有此佳构。今此俗僧，坐享其成，则亦无足与语此耳。锡予不能远步，终日在家侍母。余与同游庐山，亦仅此一次。

　　余又爱一人漫步往返牯岭至五老峰路上。一日归途，忽遭豪雨，备极狼狈。在屡游中，获此稀有之遇，亦甚感兴奋。

　　又一日，偕赖君同下山南访白鹿洞。沿溪游山南诸名寺。每坐寺外石桥上，俯听溪流，深觉乐趣无穷。下午四时许，坐一寺客室中避雨，游客二十许人。一军人屡作大声高语。雨止，客散。一人语，此军人恐不得善终。余问，君善相否。客对，亦偶知之，但非善相。余因问，君必别有所擅。客答，善手相。是夜，同宿寺中。晚餐后，余语客，愿君先作约略陈述，再请遍相诸人。客云，中国本有此术，我乃习自印度。先出其手，逐一纹路作解说。然后相余及赖君手，又相寺中方丈及一侍者，又遍及他人。其相余与赖君手，显有不同。相方丈及侍者手，更见分别。一一堪与其先言相佐证。余后在成都遇两善相者，在香港又遇一善手相者，皆有奇验。因念凡属流行人间者，亦各有其所以然。尤如中医中药，岂得以己所不知，轻以不科学三字斥之。又如国人读《论语》，两千余年，人人读之，然岂人人尽得《论语》书中之妙理。高下深浅，自在读者。一语斥尽，亦仅见斥者之无理耳。

　　余已遍游庐山诸处。因闻朱子曾驻五乳峰，遂一人往，独住五六宵。时中大教授胡先骕，在山中辟一生物研究所，余亦往游。余与先骕素不相识，然闻其名久矣。此去亦未晤面。又念欧阳永叔庐山高诗，乃昔人登山处，余恨未往。

　　余之此游，心慕陶渊明周濂溪，惜皆未至其处。其时朱子书则尚未精读。故纵游白鹿五乳，亦惟游其处，乃虚慕其名，于吾心未留深切之影响，至今为恨。

　　是夏，余重由长江轮转回无锡乡间小住，返北平。曾建议学校，每学年教授休假，率出国深造。以吾国疆土如此之广大，社会情况如此之深厚，山川古迹名胜如此之星罗而棋布，苟使诸教授能分别前往考察研究，必对国家民族前途有新贡献。此事无下文。而七七事变骤起。余由越南赴滇，又屡言越南受吾国文化熏陶，积数千年之久。今联合大学同仁任课均减少，可派一部分赴越南作联络访问，将来于中越两邦，或望有新发展。但此议亦鲜应者。太平洋战事起，亦不复有此希望矣。言念及此，怅悼何极。

　　十七

　　第四次远游，在一九三七年春，乃自平汉路转陇海路，游开封、洛阳、西安。同游者亦清华师生，而较前游为盛。在开封曾获河南大学盛宴，吃黄河鲤鱼，乃与包头、潼关、洛阳、济南所吃大不同。若不说明，几不知其为黄河鲤鱼。盖开封是一大都会，自北宋以来已历千年，烹调日益讲究，乃不见其为鱼状矣。

　　洛阳萧条，市区惟有古董铺，亦皆小店肆。游伊阙，爱其江山之美，及石刻之古雅，较之大同、云冈，可谓风格迥殊，典型自别。余尤爱徘徊其西北之飞机场，本西晋石崇之金谷园故址。袁世凯特辟为新兵训练处，后又转为空军基地。萧条凄凉中，乃留树木数百株，似乎每一枝上都留有历史痕迹也。余极欲一游孟津古渡，乃迫于行程，竟未去。

　　余等于潼关特下车，一游函谷关古道。又登潼关，吃黄河鲤鱼，鱼味之佳，似胜于洛阳、济南。至开封之精制，则当别论。至干在包头吃黄河鲤鱼，其事常在心头，其味实未留口齿间。北望龙门，更感鲤鱼之未化为龙，乃为余之盘中物。笑谓同餐者，一部《二十五史》中，五千年来之人物，如此盘中所烹，又几许。则又嗟叹不已。

　　赴西安，获得遍游郊内外名胜。有一处，传为王宝钏之窑洞。余等亦特去，在两峡间，品茗移时。而为余等此游特所注意者，乃最近蒋委员长为张学良拘禁处。此事距余等之游不百日，省政府特派员同往。此为委员长卧床，此为委员长跨墙处，一切器物陈列如旧。较之游故宫慈禧太后寝宫卧室，其动人更何啻千百倍。而余更注意大厅近南窗靠西壁一书架上，置张学良日常所阅书。余告同游，观此架上书，可知张学良其人，及近日此事经过之一部分意义矣。惜当时忘未将此一批书名钞录，否则当为对近代史知人论世一项大好材料。今亦无可记忆矣。然张学良亦知好读书，终不失为同时军人一佼佼者。至如毛泽东在北平接客室中，乃堆有大批古籍，知人论世又岂在此一端上，则难于言之矣。余等游太清池其他所在，如贵妃入浴处等，则仅一寓目而止。盖一时兴趣俱已为蒋委员长近事吸引以去矣。

　　游西安毕，遂于归途游华山。先由省政府电话告华阴车站，有北平大批游客来，嘱先雇数十辆人力车在站等候。余等至，已入夜。余坐第一辆车，随后三四辆皆清华女学生。起程未半小时，路旁暴徒骤集，两人胁一车，喝停。余随身仅一小皮箧，肩上挂一照相机，乃此行特购，俾学摄影。两暴徒尽取之，并摘余脸上眼镜去。其余数十辆车，大率尽劫一空。余忽念此游华山，乃余平生一大事，失去眼镜，何以成游。遂急下车追呼，余之眼镜乃近视！他人不适用，请赐回，无应者。同游挟余行抵宿处，余终不忘怀。念暴徒或戴上眼镜不适，弃之路旁，乃又邀一学生陪余重至劫车处觅看，竟无得。废然归，一省府随员来云，闻君失去眼镜，我随身带有另一眼镜，请一试。余戴上，觉约略无甚大差。乃喜曰，此行仍得识华山矣。再三谢而别。是夜暴徒盖预闻余等行程，乃约集以待也。

　　翌晨，登山路。沿途见山石上镌大字，当思父母，及早回头等，可二十余处。亦可想见前面山路之峻险矣。是夜，宿北峰一庙中。翌晨，再上路。出门即一大桥，过桥即摩耳崖。同游张荫麟，忽欲止步。余强挟之行，曰，岂有在此止步者。过桥乃重重险境，由苍龙岭抵一线天，即随身手杖亦当抛弃。并不得旁人扶持，必当一人独行。抵东峰一庙，遥望山下一塔，建筑庄严。不知当年何从集合人力及材料，在此兴造。诚亦人世一奇迹也。

　　有一美国学生，新来清华，随身一照相机，失手坠峰下。失声大哭，谓其母新从美国寄来，何忍失之。庙中人在峰下种菜蔬，有一路，晨夕上下。诸生遂偕此美国学生同下。沿崖有石级，不数级，即须转身，在空中翻从另一条石级下，故名鹞子翻身。如是下者，可十许人。余等在崖上，即石级亦不敢窥视。因必俯身，倘两目一眩，即坠身崖下矣。少顷，果拾得照相机归。

　　自此转南道，旁有一险处，忘其名。旬前两法国人在此坠崖身死，惟非正路所必经。我队人多，一人勇往，余人随之。乃木制狭阁，悬高崖外，下临千仞，曲折而前，抵一洞。仍依原道返，幸皆无恙。大队游山，心意自壮，较之一两人往游，自又不同。再由正路抵落雁峰，欣悦莫名。穷一日之力，尽游东西北中诸峰。归途再经苍龙岭，乃一狭长峭壁，砌石级铺成道路。石级两旁有铁链，高不及膝，不能俯身手扶，亦不能两人并肩行。惟当各自下顾石级，鼓勇向前。偶一转眺，两侧皆无地，自会心神震悸，无以自主。余等三四人同行，一生忽大呼两足麻不能动，余教其坐下，眼目凝神，数息停念，俟余呼，再起行。余等停其前可廿步许，十分钟左右，呼其起，此生起立，乃能随队过岭。仍宿北峰。因告诸生，昔韩昌黎游此不得下山之故事。今历诸险，已经千数百年来不断兴修，远非往昔情况矣。

　　及返抵北平，乃以余近著新出版之《近三百年学术史》一部，邮赠陕西省府某委员，即赠余游华山之一副眼镜者。此副眼镜余每珍藏之，至三七年冬离平时，仍藏大书箱中。今则不知其何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