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北平燕京大学

　　一

　　一九三○年秋，余开始转入北平燕京大学任教，时年三十六岁，又为余生活上一大变。

　　回忆在小学时，如在三兼，有秦仲立。在鸿模，有须沛若。在梅村，有朱怀天。学校同事，情如家人兄弟。即为余书所未详述者，亦复皆然。每校学生亦都在一百人上下，师生相聚，俨如一家。及在后宅，更觉师生亲切，寝于斯，食于斯，团体即如家庭，职业即是人生。假期归家固属不同。然进学校如在客堂，归家如返卧室。不得谓卧室始是家，客堂即不是家。故在小学中任教，总觉此心之安。

　　及去集美，学校规模庞大，组织复杂，始觉余之与此团体，有主客之分。余属一客，显与主体有别。然其时大部分同事多来自北方，极少携家眷。三餐同室，惟江浙豫鲁口味不同，则各自分桌。日必见面，情意易相通。及转锡师、苏中，全校只四班，每班五十人，则全校仅两百人，同事亦仅二三十人。住校同事，寝室骈连，亦多朝夕接触。学校事无大小，皆所预闻。团体小，投其中，不觉是一客，仍如一大家庭。不得谓居家始有生活，在此只是一职业，只是求生活一手段。但一进大学，则感觉迥异。

　　二

　　余在苏中，函告颉刚，已却中山大学聘。颉刚复书，促余第二约，为《燕京学报》撰文。余自在后宅，即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而心疑，又因颉刚方主讲康有为，乃特草《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与之。然此文不啻特与颉刚争议，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至燕京任教。此种胸怀，尤为余特所欣赏。固非专为余私人之感知遇而已。

　　将起程，津浦路以积雨中断，须乘海轮。张一麟仲仁介绍与潘昌祐佑荪同行。佑荪亦苏州人，前清进士，曾赴日本学法律，返国后，仕于民初北洋政府为法官。年老退休，亦在燕大任教。与余一见如故，亦获与为忘年交。

　　既至校，与佑荪同住朗润园。园在故圆明园废址左侧，由燕京大门北向越一桥，不百步即至。单身教授率居此。一大餐厅，人各分食，遇佑荪每同桌。佑荪家住北平西城，其妻与幼子居之。佑荪周末返家，周一晨来校。极熟北平一切掌故。常与偕游颐和园及西郊各名胜，又曾同游妙峰山。一湖南某君，忘其姓名，亦在燕大任课，教法律，事佑荪如师。三人结队，自山脚登山顶，分八程，每一程八里，沿途有庙，来者遇庙必小驻膜拜，虔诚者则三步一拜。七程五十六华里，历级升达山顶，已黑夜。自此再一程，转向下，群峰四绕，妙峰如在盆底。遥望灯火，如游龙，诸路环向之。知各地来敬香者，正络绎不绝。余三人餐后小憩，亦携灯火续行。抵妙峰，已深夜，无宿处。道士引至一小屋，供周文王神座，幸得隙地。佑荪拼两空桌为床，睡其上，余睡神座右侧地上。凡求子者皆来拜，终夜不绝，一如其向余而拜，竟终夜不得眠。明晨下山，佑荪精神旺健如常，诚亦难得也。

　　三

　　余初到校即谒颉刚。其家在校之左，朗润园则在校之右。其家如市，来谒者不绝。余初见其夫人及其二女，长女幼年得病而哑，其夫人乃续娶，未育，有贤德。宾客纷至，颉刚长于文，而拙于口语，下笔千言，汩汩不休，对宾客讷讷如不能吐一辞。闻其在讲台亦惟多写黑板。然待人情厚，宾至如归。常留客与家人同餐。其夫人奉茶烟，奉酒肴，若有其人，若可无其人。然苟无其人，则绝不可有此场面。盖在大场面中，其德谦和乃至若无其人也。余见之前后十余年，率如此。然颉刚事忙，余常去，彼不常来，仅一视余寝室而止。

　　余初见颉刚，即陪余同谒校长吴雷川，又同去郭绍虞家。绍虞亦苏州人，亦一见如故交，然亦忙于撰述。宾客少于颉刚，而生活鲜暇则如之。初到所遇皆生人，惟晤佑荪绍虞及颉刚，使余无身居异地之感。

　　某日学校大宴会，新旧同事皆集，皆身悬姓名为标记。余仅与同桌左右座略交谈数语而止。越后数十年，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遇何廉淬濂，乃即往日同桌座右人也。遂相叙如故旧交。余屡与相见，又至其家，彼曾为余详述山东人丁龙故事及哥大创设中国文化讲座一事之来历。真恨相识之早而相交之晚也。余性迂而执，不能应付现代之交际场合又如此。

　　四

　　一夕，燕大监督司徒雷登在其宅招宴，席上皆新同事。余终不能忘以往十八年半在中小学校中故态，视校事如家事，有问辄直吐胸臆，不稍隐避。燕大校务全由司徒雷登一人主持。校长乃应中国教育部规定，必任用中国人，但徒拥虚名而已。司徒雷登问诸人到校印象。余直答，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之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此何义，所谓中国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一座默然。后燕大特为此开校务会议，遂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一律赋以中国名称。园中有一湖，景色绝胜，竞相提名，皆不适，乃名之曰未名湖。此实由余发之。有人知其事，戏谓余曰，君提此议，故得以君之名名一楼，并与胡适名分占一楼，此诚君之大荣矣。

　　燕京大学一切建筑本皆以美国捐款人姓名标榜，如"M"楼，"S"楼"贝公"楼皆是。今虽以中文翻译，论其实，则仍是西方精神。如校名果育，斋名乐在，始是中国传统。然无锡明代有东林书院，后乃即其遗址建校，初亦名东林，后改名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欲求东林精神，固已渺不可得。又如紫阳书院，改称江苏省立苏州中学，以前紫阳书院之精神，亦已不可捉摸。是则中国全国新式学校及其教育精神，其实皆已西化，不仅燕大一校为然。此时代潮流，使人有无可奈何之感矣。

　　天津南开大学哲学教授冯柳漪，一日来访。告余，燕大建筑皆仿中国宫殿式，楼角四面翘起，屋脊亦高耸，望之巍然，在世界建筑中，洵不失为一特色。然中国宫殿，其殿基必高峙地上，始为相称。今燕大诸建筑，殿基皆平铺地面，如人峨冠高冕，而两足只穿薄底鞋，不穿厚底靴，望之有失体统。余叹以为行家之名言。

　　屋舍宏伟堪与燕大相伯仲者，首推其毗邻之清华。高楼矗立，皆西式洋楼。然游燕大校园中者，路上一砖一石，道旁一花一树，皆派人每日整修清理，一尘不染，秩然有序。显似一外国公园。即路旁电灯，月光上即灭，无月光始亮，又显然寓有一种经济企业之节约精神。若游清华，一水一木，均见自然胜于人工，有幽茜深邃之致，依稀仍一中国园林。即就此两校园言，中国人虽尽力模仿西方，而终不掩其中国之情调。西方人虽亦刻意模仿中国，而仍亦涵有西方之色彩。余每漫步两校之校园，终自叹其文不灭质，双方各有其心向往之而不能至之限止。此又一无可奈何之事也。

　　五

　　余在燕大有两三琐事，乃成为余之大问题。余往常考试批分数，率谓分数无明确标准，仅以分成绩优劣。成绩分优劣，亦寓教育意义。不宜有劣无优，亦不宜有优无劣。优者以寓鼓励，但不宜过优，故余批高分数过八十即止，极少在八十五分以上者。劣者以寓督劝，故余在一班分数中必有低于六十分者，以为分数不及格只补考一次即可，然常不在五十分以下。及来燕大，任两班国文，一新班第一年级，又一班为第二年级。月终考试照例有不及格者数人。忽学生来告，新生月考不及格例须退学。余曰，诸生有不远千里自闽粤来者，一月便令退学，彼于本学年又将何往。遂至办公室，索取考卷，欲更改分数。主其事者告余，学校无此前例。余曰，余乃今年新到，初不知学校有此规定，否则新生月考决不与以不及格分数。主事人曰，此乃私情。君今不知学校规定，所批分数乃更见公正无私。余曰，余一人批分数即余一人之私，学校乌得凭余一人之私以为公。余心不安，必取回另批。主事者难之，商之上级，余终得所请。取考卷回，另批送校，此一班遂无退学者。然余心终不安，始觉学校是一主，余仅属一客，喧宾夺主终不宜。然余在此仅为一宾客，而主人不以宾客待余，余将何以自待。于是知职业与私生活大不同，余当于职业外自求生活。此想法为余入大学任教后始有。又念在大学任教，惟当一意在自己学业上努力，传授受业诸生，其他校事尽可不问，庶能使职业于生活不相冲突。遂决意果在大学任教，绝不愿兼任行政事务，此想法亦于其时始定。余本好宋明理学家言，而不喜清代乾嘉诸儒之为学。及余在大学任教，专谈学术，少涉人事，几乎绝无宋明书院精神。人又疑余喜治乾嘉学。则又一无可奈何之事矣。

　　又学校发通知，每用英文。余寝室水电费须按月缴纳。得通知，遂置不理。积一年，学校特派人来问，按月通知收到否。余曰，收到。问，水电费何不按月缴纳。余答，余乃学校所聘一国文老师，不必要识英文。何以在中国办学校必发英文通知。派来人大愠，云，我特来收费，其他学校事我不敢知。我乃授款与之，而心终有不适。

　　又每到学校上课，国文系办公室中阒无一人。倘欲喝水，又非自带热水壶不可。如此之类，使余不愿再留。一日，赴颉刚处，告欲离去。颉刚乃夷然，不对余加一挽留语，亦不问所以。仅云，此下北大清华当来争聘，君且归，到时再自决定可也。余临去，燕大亦未续发聘约。不知颉刚是否已转告，余此后亦未询及。

　　余在小学任教十载又半，初到集美，为余职业上一大转进。然余未先有他处接洽，一年即匆匆离去。在中学任教整整八年。初到燕大，又为余职业上另一大转进。又仅及一年，即匆匆离去，亦未先有他处接洽。余性顽固，不能适应新环境，此固余之所短。然余每告人，教大学有时感到不如教中学，教中学又有时感到不如教小学。此非矫情，乃实感，必稍久乃心安，然亦终于离小学入中学，离中学入大学。此亦可谓又一无可奈何之事矣。惟今落笔，以此告人，恐仍有人认余为乃一时故作矫情之辞者。人生自有多方面，实难一语道尽也。

　　六

　　余居燕大朗润园，园之后半为屋舍，前半有池石林亭之胜，余每在此散步。读于斯，游于斯，绝少外出。一日，在城中某公园适晤冯友兰芝生。通姓名，芝生即曰，从来讲孔子思想绝少提及其"直"字。君所著《论语要略》特提此字，极新鲜又有理。我为《哲学史》，已特加采录。余自撰《刘向歆父子年谱》刊载《燕京学报》后，初去燕大，颉刚又来索稿，以旧作《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一文与之，续刊《燕京学报》。曾获欧洲某汉学家来函推崇，谓读余文，乃知中国学术问题需由中国人自加论定，非异邦人所能为力也。又一日，颉刚来，手持胡适之一函，与彼讨论老子年代，函中及余此文。颉刚言，君与适之相识，此来已逾半年，闻尚未谋面。今星期日，盼能同进城一与相晤。余诺之，遂同进城，赴适之家。坐书斋久，又出坐院中石凳上。适之言，今日适无人来，可得半日之谈。他日君来，幸勿在星期日，乃我公开见客之日，学生来者亦不少，君务以他日来，乃可有畅谈之缘。此日则尽谈了一些老子问题。适之谓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右者。适之后为文一篇，专论老子年代先后，举芝生颉刚与余三人。于芝生颉刚则详，于余则略。因芝生颉刚皆主老子在庄子前，余独主老子书出庄子后。芝生颉刚说既不成立，则余说自可无辩。然余所举证据则与芝生颉刚复相异，似亦不当存而不论耳。但余与芝生颉刚相晤，则从未在此上争辩过。梁任公曾首驳适之老子在孔子前之主张。在当时似老子出孔子后已成定论。适之坚持己说，岂犹于任公意有未释耶。

　　余在燕大又识张星烺，每星期五来燕大兼课。其寝室与余相邻，必作长夜之谈。余喜治地理之学，星烺留学英伦治化学。返国后，改从其父，治地理，尤长中西交通史。余与星烺谈尽属此门。及星烺归寝，竟夜鼾声直侵余室，余每夜必过四时始睡，故闻之特清晰。然临晨星烺又去清华上课。彼云，即日返城，仍有课。盖其时政府欠发薪水，又打折扣，故兼课之风甚炽。而星烺之鼾声则终使余常在耳际不能忘。

　　余初来北方，入冬，寝室有火炉。炉上放一水壶，桌上放一茶杯，水沸，则泡浓茶一杯饮之。又沸，则又泡。深夜弗思睡，安乐之味，初所未尝。时《诸子系年》已成稿，遇燕大藏书未见者，又续有增添修改。又特制通表，半年始毕。颉刚知之，告余芝生《哲学史》已编为清华丛书，君作何不亦申请列入其丛书内。当为介绍。遂持去。翌年，颉刚重来，乃知审查未获通过。列席审查者三人，一芝生，主张此书当改变体裁便人阅读。一陈寅恪，私告人，自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矣。闻者乃以告余。又一人，则已忘之。后遂以稿送商务印书馆。

　　余撰《刘向歆父子年谱》，及去燕大，知故都各大学本都开设经学史及经学通论诸课，都主康南海今文家言。余文出，各校经学课遂多在秋后停开。但都疑余主古文家言。及年假，余返苏州，遂于新年中撰《周官著作时代考》一文，及下学期在朗润园又撰《周初地理考》一文，此为余考论古史地名一费力之作。上两文亦皆刊载于《燕京学报》。

　　七

　　余离苏中之一年，中学始许男女同学，然仅初中约得女生一二人，高中尚未有。来燕大，则女生最多，讲堂上约占三之一。后在清华上课，女生约占五之一，北大则仅十之一。燕大上课，学生最服从，绝不缺课，勤笔记。清华亦无缺课，然笔记则不如燕大之勤。北大最自由，选读此课者可不上堂，而课外来旁听者又特多。燕大在课外之师生集会则最多。北大最少，师生间仅有私人接触，无团体交际。清华又居两校间。此亦东西文化相异一象征也。

　　余在燕大上课，仅持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一书，以临时机缘，或学生申请选授一篇。不在上课前预定，却增添了学生上堂之兴趣。一日，偶书一题为《燕京大学赋》，由学生下堂后试撰。有一女生李素英，文特佳，余甚加称赏，一时名播燕大清华两校间。后李生遂兼受清华研究院课，后又改名李素。余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李素服务图书馆，专责编英文书目。后为《燕京旧梦》一书，犹亦提及此事。余之教国文课至燕大时始止，此亦余之任教国文一最后成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