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建安峙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历史上称这一时期的文学为“建安文学”。　　诗自三百篇以来，曾经历了楚绯、汉乐府民歌等几个重要发展阶段，其内容和形式都有很大的变化。但汉朝辞赋盛行以后，文人崇赋而轻诗，文人诗作者不多，“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钟嵘《诗品》）。到了汉末建安则忽然改观，诗坛上涌现出大量作家，其中曹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等，足这俐时期的重耍代表。他们而对着极度动乱的社会现实，不禁“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写出不少反映社会现实，富有峙代气息的作品，打破了汉代诗坛的沉寂局面，使诗歌创作进入一个划时代的里程。而曹魏父子则是这个时代的开山祖帅，他们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写出许多动人的诗篇，开创了建安新诗风，深刻而富有创造性地反映了那个动乱的时代，表现了他们积极进取，要建功立业，统一中国的雄心壮志，使作品充满了新的气息，新的格调，新的精神，形成了诗歌创作“彬彬之盛”。（钟嵘《诗品》）　　汉末建安时期，是一个极动乱的历史时期，处在这一时代的作家，他们深感各种社会矛盾在激化，从而产生改变这种状况的政冶理想。这种理想表现在创作上，就构成建安文学“慷慨而多气”（《文心雕龙。时序》）的独特风格，即所谓“建安风骨”。曹魏父子是这个时代的先驱者，不论在政冶上，或在文学创作上都处在领导地位，而他们的诗“志深而笔长”，“慷慨而多气”，语言精练质朴而富有文采，代表着建安文学的主流。所以曹魏父子的话最能体现“建安风骨“的特色。　　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建安时期又是诗歌形式多样化的一个时期。从《诗经》到汉乐府民歌，诗歌的语言形式已从四言发展到五言。到了建安时朗，五言诗已成为文人诗的主要形式。而最能体现这一时期诗歌形式特点的又是曹魏父子的诗。他们创作技巧纯熟，不但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在他们的作品中，四言、五言、七言、杂言也无不具备。曹操的四言，曹丕的七言，曹植的五言是最富有代表性的，对我国古典诗歌形式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曹魏父子诗选》所选入的诗，计曹操十三首，曹丕二十三首，曹植五十三首，共八十九首。这些作品内容比较丰富，有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和人民疾苦的，有表现作者建功立业的理想和志向的，有描写思妇幽怨、游子思乡的，还有幻想神仙遨游和欢宴行乐的；艺术形式也较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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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范梈撰。此本七卷，不知何人所并。叶子奇《草木子》载：梈有与危素同晚步，得“雨止修竹閒（案诸本多讹“闲”为“开”，今据原本改正，）流萤夜深至”二句，喜甚，既而曰“语太幽，殆类鬼作”云云。即今集中《苍山感秋诗》也。其语清微妙远，为诗家所称。然梈诗豪宕清遒，兼擅诸胜，实不专此一格。《闽书》又载其为闽海道知事时，以文绣局取良家子为绣工，作《闽州歌》述其事，廉访使遂奏革其飏。《歌》今亦载集中。然其事可记，其诗则语颇近俗。与沈作喆《哀扇工歌》仅相伯仲，尤不当以是梈也。揭徯斯序其集曰：“虞伯生称德机如唐临晋帖，终未逼真。”改评之曰：“范德机诗如秋空行雲，晴雷卷雨，纵横变化，出入无联。又如空山道者辟穀学仙，瘦骨崚嶒，神气自若。又如豪鹰掠野，独鹤叫群，四顾无人，一碧万里”云云。徯斯之语虽务反虞集之评，未免形容过当。然梈诗格实高，其机杼亦多自运，未尝规规刻画古人，固未可以“唐临晋帖”一语据为定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