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魏徵作。见《全唐文》。系作者于唐贞观十一年(637)进谏的一篇奏章。时天下安宁,生产发展,但唐太宗渐生骄奢之意。作者犯颜直谏,“频上四疏,以陈得失”(《旧唐书·魏徵传》),此系第二疏,故又题《论时政第二疏》。作品以“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为中心,展开说理,指出“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而历史上不少当国者,“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因为“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故劝太宗为“君人者”须“十思”,也就是要以知足、安民、养德、戒骄、节乐、勤政、纳谏、律己、赏罚有度等十事自戒,这样,才能“积其德义”,“垂拱而治”。此文词旨剀切,情理交融,气势雄峻,又巧用比喻、排比、用典等法,使议论更加形象、有力而充实。其中“居安思危”、“载舟覆舟”等句,已成千古名句。太宗曾下诏谓:“得公之谏,朕知过矣。当置之几案以比弦韦。”后世治国者,亦有以此谏为“自戒”者。清吴楚材、吴调侯评曰:“魏公‘十思’之论,剀切深厚,可与三代谟诰并传。”(《古文观止》)

七十卷。明清之际孙承泽 (详见《尚书集注》)撰。是编属杂记，所记只限于明代北京。分四个层次，首记建置、形胜、城池、畿甸;次记城防、宫阙、坛庙;再记官署;终记名迹、寺庙、石刻、岩麓、川渠、陵园共计十四门，但叙述沿革的甚少。其中官署一门四十卷，居全书过半。体例庞杂，兼有政书、掌故、方志之特点，而以政书内容为详。内引实录、邸报、上谕、章疏、礼制、法律等古代文献资料极博，于明典章源流迁革，中央机构职掌和北京地理人文研究均有史料价值。为记载明代北京特为详瞻的著作之一。书中标目，以记明代为主，则不应泛及前代，即便泛及，也应遵其原貌，原原本本，丝牵绳贯。是书第一子目名礼制，首条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次条吴澄三礼考注，三条朱子家礼，皆先儒著述之文，非朝庭典章，亦非明代新制，不应归于礼部。承泽受门派纷争余波影响，持论常有偏袒。周延儒持官纳贿，赐死不冤，承泽乃从内阁门中录其《直房记》一篇，大加赞誉，实为其袒护。惟于材料去取，时杂成见，叙次仍有挂漏。后作者又补撰《天府广记》一书，较侧重于北京史地和宫阙情况。版本有清康熙、乾隆间内府刊本，《四库全书》本，清同治、光绪间孙氏 《古香斋袖珍十种》 本。

一百八十卷。乾隆二十九年奉敕撰。与《大清会典》同时告成。《会典》原本，以则例散附各条下，盖沿历代之旧体。至是乃各为编录，使一具政令之大纲，一备沿革之细目，互相经纬，条理益明。考《周礼》为一代之典制，而六官所职，其文颇略。其见於诸书者，如都城之广狭，《左传》称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逸周书·作雒解》称大县城方王城三之一，小县城方王城九之一。其文相合，当为周之旧典，而《周礼》无之。又太子生之礼，《左传》称接以太牢，卜士负之，士妻食之。《礼记·内则》所载，文虽稍详其事并同。当亦为周之旧典，而《周礼》亦无之。知《周礼》举其要，而度数节次之详，则故府别有其记载，与六典相辅。又《左传》载王以巩伯宴而私贿之，使相告之曰：“非礼也，勿籍。”知当日王室之礼，或改於旧，必籍而记之，以为故事。其书虽不传，其文则旁见侧出，散在古籍者，尚灼然可考也。然则《会典》之外，别为《则例》，正三代之古义矣。其间随时损益之迹，悉出圣人之化裁。盖帝王创制显庸，有百世不变之大经，《诗》所谓“不愆不亡，率由旧章”是也；有因事制宜之大用，《记》所谓“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是也。即政典之因革，以仰窥皇心之运量，精一执中，具昭於是。岂徒备掌故而已哉。

暂缺简介...

暂缺简介...

暂缺简介...

暂缺简介...

暂缺简介...

暂缺简介...

暂缺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