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朱右曾辑 王国维校补 黄永年校点 王国维撰 黄永年校点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魏国的史书，此书原来没有书名，后来人们从它编年体的体例来命名为《纪年》，原书本是竹简，所以称为《竹书》，一般的都称为《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共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定次序。有不少地方与传统记载不同，比较接近史实真相，此外，有的还与甲骨文、金文的记载吻合。

　　《史记》记载的战国年代常常有矛盾，《纪年》可以做有益的补充印证。所以，《纪年》对于现在研究先秦史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清朝以后，研究《竹书纪年》的人很多。著名学者王国维曾编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一书，很有参考价值。

中国古代史学著作。北宋司马光撰。全书294卷，另有《目录》30卷，《考异》30卷。《通鉴》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共1362年的历史。

　　司马光曾患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因欲撮取其要，撰编年史。初成《通志》8卷，起战国至秦二世，表进于朝，引起宋英宗的重视。治平三年（1066），诏置书局于崇文院，继续编纂。宋神宗即位，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序以奖之。元丰七年（1084）书成。

　　《通鉴》由司马光总其大成，协修者有刘恕、刘攽、范祖禹3人。刘恕博闻强记，自《史记》以下诸史，旁及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对《通鉴》的讨论编次，用力最多。刘攽于汉史、范祖禹于唐史，都有专深的研究。他们分工合作，各自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由司马光修改润色，写成定稿。其中是非予夺，一出于光。　　《通鉴》征引史料极为丰富，除十七史外，所引杂史诸书达数百种。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材料写成。遇年月、事迹有歧异处，均加考订，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以为《考异》。《通鉴》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资治通鉴》书影值，尤以《隋纪》、《唐纪》、《五代纪》史料价值最高。

　　《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但书中在叙述历代统治阶级活动的同时，也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

　　《通鉴》因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于叙事外，还选录了前人的史论97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了史论118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对历史上有关图谶、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是史学思想的重要进步。

　　《通鉴》成书后，元丰八年，范祖禹、司马康、黄庭坚、张舜民等奉命重行校定，元祐元年（1086）校定完毕，送往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今元祐本已不可见。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有余姚重刻本，亦多残缺。近年中华书局据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本，加以标点校勘，重新出版，是《通鉴》最好的版本。

《疏证》除广仓学宭丛书本外，有《遗书》本，曾两次印布；初名《王忠悫公遗书》，所收《疏证》系铅印本；续印名《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系石印本。今据《遗书》两本互校，有初印不误而续印诸误者，亦有续印改正者，皆择是而从，其有两本皆误，或所据今本有误为王氏所未正者，略出案语，以为说明。

　　昔元和惠定宇征君作《古文尚书考》，始取伪古文《尚书》之事实文句，一一疏其所出，而梅书之伪益明。仁和孙颐谷御复用其法，作《家语疏证》，吾乡陈仲鱼孝廉叙之曰：“是犹捕盗者之获得真赃。”诚哉是言也。余治《竹书纪年》，既成《古本辑校》一卷，复怪今本《纪年》为后人搜辑，其迹甚着，乃近三百年学者疑之者固多，信之者亦且过半。乃复用惠、孙二家法，一一求其所出，始知今本所载殆无一不袭他书。其不见他书者，不过百分之一，又率空洞无事实，所增加者年月而已。且其所出，本非一源，古今杂陈，矛盾斯起。既有违异，乃生调停，纠纷之因，皆可剖析。夫事实既具他书，则此书为无用；年月又多杜撰，则其说为无征。无用无征，则废此书可，又此《疏证》亦不作可也。然余惧后世复有陈逢衡辈为是纷纷也，故写而刊之，俾与《古本辑校》并行焉。丁巳孟夏，海宁王国维。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魏国的史书，此书原来没有书名，后来人们从它编年体的体例来命名为《纪年》，原书本是竹简，所以称为《竹书》，一般的都称为《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共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定次序。有不少地方与传统记载不同，比较接近史实真相，此外，有的还与甲骨文、金文的记载吻合。　　《史记》记载的战国年代常常有矛盾，《纪年》可以做有益的补充印证。所以，《纪年》对于现在研究先秦史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又称汉纪，荀悦（148-209）撰。字仲豫，颖川郡颖阴县（今河南许昌市）人。祖淑，有名于世，当时名贤李固、李膺等皆师宗之。有子八人，号称“八龙”，其中以悦叔爽最著名。董卓专政，拉拢名士，辟用爽等爽自到任至进拜司空，仅九十五日。爽虽被卓破例拔用，但仍乃心汉室，暗中图谋诛卓。悦早失父、年十二，能说《春秋》，性沈静，好著述。汉未政在阉官，悦隐居不仕。悦从弟彧，为曹操所重用。及献帝都许，乃征悦，为黄门侍郎，迁秘书监。献帝颇好文学，荀悦、荀或及孔融侍讲禁中。建安三年（198年），献帝以《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编年体《左传》撰《汉纪》，至建安五年（200年）书成。

　　《汉纪》的取材，绝大多数来自《汉书》，自己也稍有增删。如谏大夫王仁、侍中王闳的谏疏，皆《汉书》所无；关于壶关三老茂，《汉书》无姓，《汉纪》则云姓令狐；朱云请尚方剑，《汉书》作“斩马剑”，《汉纪》乃作“断马剑”。据唐张渭诗：“愿得上方断马剑，斩取朱门公子头”，证明《汉书》有误字。是知《汉纪》自有剪裁，非一味抄袭者比。《后汉书。荀悦传》言：“时政移曹氏，天子恭已而已，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五篇”。所谓《申鉴》，即申论前事，以为后世鉴戒之意，仅从此题目观之，即知悦著书并非脱离政治音，献帝自建安元年被曹操移至许，虽然生活得到安定，然操对献帝的监视和控制，远远胜过已往凉州军阀，而献帝亦企图诛操。在这种情况下，悦势不得保持中立，历来学者多以为荀悦不满曹操专政，其著书的目的即在于规劝曹操作一汉室忠臣，而勿为王莽篡夺，遗臭万年。但也有个别史家不同意这个意见。依我看，荀悦出身于儒门世家，个人并不怎样热中于权势名利，故栖迟衡门，年逾半百，始行出仕。从他的阅历和家世看，他不可能参预诛操谋划。但从他所撰《申鉴》及《汉纪》的思想内容看，连他自己都不回避乃“有监戒焉”。所以他在《申鉴》中要“在上者……肃恭其心，慎修其行，内不回惑，外无异望，则民志乎矣”。这是明确劝告曹操修德慎行，内不回惑伤忠贞，外无异望图汉鼎。继之又言，“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朝有二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君举必书，善恶成败，天不存焉……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惧焉”。这是告诫曹操，要黾勉作周公，永远留典型于后世，获荣誉于万代，切勿作王莽，逞快于一时，遭诟辱于千载。

　　荀悦《汉纪》的地位，主要体现在促进了《春秋》和《左传》所用的编年体形式的成熟化。通过他的努力，编年体逐渐完善起来，成为和纪传体并重的两种基本史书体裁。书中常用“荀悦曰”的形式发表有见地的史论，行文流畅，成就很高，受到后人赞扬。现在，常见的版本是《四部丛刊》本。

此书获1991年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二等奖。

《后汉纪》是记载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历史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三十卷，作者是东晋的袁宏。袁宏字彦伯，曾在安西将军谢尚属下做参议军事，后来升任大司马桓温府的记室，又曾做东阳太守。他很擅长写文章，著作有《竹林名士传》等。

书中所记内容开始于淮阳王刘玄更始元年（公元23年），止于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写此书前，当时已经有《东观汉记》和谢承、司马彪等人的史书面世。但袁宏觉得这些书编撰庞杂，所载史实也不一致，出入较多。袁宏在参考各家著作的基础上，又参照《汉山阳公载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以及各郡的相关史料，前后用了四年功夫，终于写成了《后汉纪》。后来，他看到张写的《后汉纪》中记载的东汉历史比较详细，又参考着进行了补充。

袁宏的著作并不是简单的参考前人的著作，然后进行编辑。他下了很大的功夫来搜集整理史料，内容丰富，语言简略明了，是现在东汉史研究者必不可少的参考史料，其历史价值也很高。现在流行的版本是《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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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帝自卫尉卿转右骁卫将军，奉诏为太原道安抚大使。郡文武官治能不称职者，并委帝黜陟选补焉。河东已来兵马仍令帝征发，讨捕所部盗贼。隋大业十二年，炀帝之幸楼烦时也。帝以太原黎庶，陶唐旧民，奉使安抚，不逾本封，因私喜此行，以为天授。所经之处，示以宽仁贤智？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作者郭廷以。是书篇帙浩繁，作为研究中华民国史的工具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错误颇多，诚如编著者生前所云：“惟仍须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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