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注本。二十一卷,《诗序》一卷。清王鸿绪等奉敕编。始于康熙末年,成于雍正五年(1727)。编者在序言中提出:“《集传》一书,参考众说,探求古始,独得精意。”实际上代表了康熙王朝官方的评价。此书的编辑,“皆以朱子之说为宗”,将《诗集传》有关诗旨大义、章句训诂以及所标赋、比、兴作法,分别录入各篇各章之首,而对《毛传》、《郑笺》、《孔疏》和其他诸家之说有可取者,皆列于“集说”或“附录”之中。是书之出,可谓朱熹《诗集传》登峰造极的最后一瞬。迨至乾隆二十年(1755),敕编《诗义折中》,“分章多准康成,征事率从小序”,虽云“折中”,实则存心提倡汉学,《集传》一派,从此而日见式微。本书特色之一是内容简明醒目。编者总论,介绍篇义章旨,言简意赅,条理清楚,颇便初学。本书案语,着重推崇《集传》,树朱学的权威。《邶风·静女》、《桧风·羔裘》诸篇,也曾对朱说提出质疑,不过措辞比较委婉。本书采录自汉迄明有关《诗经》的论述凡二百六十家,其中汉至唐代(包括五代)五十五家(汉以前唯引荀况一家),宋代九十四家,元代二十三家,明代八十七家,所引宋、元、明三朝超过二百家以上,占全书的五分之四。宋代的诗学革新,在朱熹之前,较著者有欧阳修、郑樵、王质诸家,朱熹受他们的影响很大,本书收录欧、郑、王的论述较多。朱熹以后,南宋后期的辅广、蔡沈、王柏,元代的许谦、刘瑾、梁益、朱公迁,明代的朱善、胡广等,相继羽翼并发明朱熹的学说,他们的著作,实际上可以视作《集传》的笺疏。本书大量收录上述诸家的论述,穷源溯流,源流俱备,可谓集朱学之大成。将原来散出各处的资料汇为一编,对于研究诗经学史上的“宋学”,非常有用。《诗经传说汇纂》有《四库全书》本、清同治七年(1868)马新贻刻本、1968年台湾维新书局影印本。

简称《同文韵统》。是用满汉两种文字翻译并拼写梵文和藏文经咒的文字学音韵学著作。允禄(康熙十六子)奉乾隆皇帝之命监纂，由章嘉呼图克图(名贝白多杰，为章嘉三世，1717～?) 纂修，刘统勋 (1720～1804) 等汇纂。成书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全书共6卷。卷首附乾隆《御制同文韵统序》和允禄等人的奏本，主要内容包括梵文字母谱、梵文音韵翻切配合字谱、西番字母配合字谱、梵藏文阴阳字谱、大藏经典字母同异考、华梵字母合璧谱。各卷前后均有说明和诠释。其中卷1、卷6为全书主要部分。卷1中所增10余个满文新字母，以解决满文字母之不足，卷6用梵文字母、藏文字母及满文十二字头同“三十六字母”等韵“四呼”作比较对照，说明字音的原理。在反切的改良、字母的等呼的论述方面，对研究音韵学有较高价值。

四十八卷。清鄂尔泰等奉敕撰，乾隆十三年(1748)钦定。据雷熔《方苞行状》载为方苞撰，沈廷芳为方苞传亦略同。方苞生平见《周官集注》。《钦定周官义疏》为清政府钦定《三礼义疏》之第一部。《汉志》载《周官经》六篇，《传》四篇。汉儒杜子春、郑兴、郑众、贾逵、卫宏、张衡所注，皆称《周官》，马融、郑玄所注，称《周官礼》，至唐贾公彦作疏开始沿用省文，称为《周礼》，清儒认为《周礼》并非本名，故在钦定时仍用《周官》。《钦定周官义疏》对汉至清之《周礼》研究进行广泛挖掘，并作了概括性总结，内容精赅详实。书首冠以《御制日知答》，对钦定此书予以说明。《御制日知答》中说：论《周官》者十则，以昭千古之权衡。其采掇群言，则分为七例：一、正义，直诂经义，确无疑的；二、辨正，后儒驳正，准确无疑的；三、通论，或以本节本句参证他篇，比类以测义，或引他经与此互相发明的；四、余论，虽非正确而依附经义，与事物之理有所推阐的；五、存疑，各持一说，义亦可通，或已被驳正，而持此论者多，未敢偏废；六、存异，名物象数，久远无传，难得其真，或创立一说，虽未被接受，而不得不存之以资考辨的；七、总论，本节之义已经训解，又合数节而论之，合一职而论之。并认为《周官》六典，其源确出周公，而流传既久，不免有所混乱，不必以为疑，亦不必以为讳。主张说《周官》者以汉郑玄《周礼注》为专门，而训诂既繁，不免有所出入，不可护其缺，亦不可没其长，颇为公正和客观。郑康成以下说礼者，明典制，王安石以下说礼者，阐义理，各执一说，所见皆偏，《钦定周礼义疏》粗精并贯，本末兼赅，博徵约取，持论至平，于《考工记》注奥涩不可解者，不强为之词，实为集汉学宋学之成。版本有：内府刊本、浙江刊本、清抄本。

五十卷，纲领三卷。李明复撰。李明复一名俞，字伯勇，合阳人。李明复认为：知孔子者惟孟轲，知孟轲者惟周敦颐。而周敦颐《春秋》之学，二程得其真传，程颐曾作《春秋传》而程颢则间有及之。张载通过与二程研究而明之，刘绚、谢湜则是见而发明之，范祖禹等人是见而知之，至于胡安国则又是闻而发明之，而李侗诸人则又是闻而知之。虽然以上诸人派别有所不同，但其本源则一。其观点稍有异同，但于尊王贱霸，内中，国外夷狄，即事明纲领以着人君之用的大节上则完全相同。因而他辑录了周敦颐、二程、范祖禹、谢良佐、杨时、侯仲良、尹洙、刘绚、谢湜、胡安国、吕祖谦、胡宏、李侗、朱熹、张栻十六家“或着书以明《春秋》，或讲明他经而及《春秋》，或其说之有合于《春秋》者，皆广搜博访，始乃定其后先，审其精粗。”虽云兼采十六家，然用谢湜之说尤多。其《纲领》三卷，是关于《春秋》宗旨的总论。此书实属宋代诸儒解《春秋》之总汇，较吕本中《春秋集解》更为繁富。此书最早的刻本是宋代巴川王梦应所刻。今本《集义》部分采自无锡邹仪《蕉录草堂藏本》，而《纲领》部分则录自《永乐大典》。现存有元刻本。

元末明初人汪克宽勾辑中国古代礼制的著作。9卷。洪武二年 (1369年) 曾鲁序称，朱熹曾谓 “《周礼》为礼之纲，《仪礼》其本经，而《礼记》其义疏”。属门人黄氏辑录丧、祭二礼，未能有成。汪克宽亦称 “《礼记》乃《仪礼》之传，《仪礼》乃《周礼》之节文。而三礼之要，则在乎吉凶军宾嘉五礼之别也” ( 《自序》，下同) 。他认为古代吉礼12，凶礼5，丧礼4，宾礼8，军礼5，嘉礼6。然 “周之叔世，礼典多散逸，盖不特火于秦而亡于汉也” 。因而遍考《仪礼》、《周礼》、大小戴记、《易》 、《诗》 、《书》、《春秋》三传、《孝经》、《家语》及汉儒记录之合于礼者，列为五礼之篇，次第为吉礼4卷、凶礼2卷、军礼1卷、宾礼1卷、嘉礼9卷。此书不独体例参差无绪，亦多杂春秋诸侯失礼之事，与西周礼制多不合。程敏政跋称，此书曾为人改窜，窃为己有。清人辑《四库全书》，所收此书，或系改窜之本。有通志堂经解本。

《百家姓考略》是清代学者王相所作的考证《百家姓》的著作

九卷。清程廷祚撰。此书为考证《春秋》经传之职官，地名、人名之作。凡《职官考略》五卷，《地名辨异》三卷，《人名辨异》三卷。《职官考略》首为数国共有之官，次为一国特有之官，皆分列排纂。凡与《周礼》异同者，一一根据注疏为之辨正，颇为精核。末有《晋军政始末表》，序晋军八变之制，并详列将佐之名，又以御戎、戎右附表于后，相当完整。《地名辨异》首为地同而名异，次为地异而名同，末附《晋书地理志证今》，因为杜预注《左传》，用的是晋代地名。《人名辨异》自一人二名至一人八名者，皆汇列而分注，大致与后蜀冯继先《春秋名号归一图》互有出入。此书以归类考证为主，简洁是其特色，无烦琐考证，间亦有所发明。如《春秋职官考略》卷上“司城”条云：“春秋宋无司空而有司城，所谓以武公废司空。”认为司城为宋独有之官，但哀公七年《传》有曹伯阳使公孙强为司城以听政之记载，程氏据此云：“司城，宋官，曹不应有。盖曹后衰弱，奉宋之政令已久，其见灭于宋宜矣。”现存《艺海珠尘》本、傅氏刻本、《金陵丛书》本等。

一卷。明陈继儒撰。是陈继儒的一部具有劝喻训导性质的家训著作,是有关日常道德修养、行为规范和修身处世的一篇家训,劝诫人们要行善积德、惜福报恩、修德向贤、戒奢崇俭等，“安得长者言”,本是 《汉书·龚遂传》中语,陈继儒取其以为所著书之名。书首陈继儒序中称:“余少从四方名贤游,有闻辄掌录之,已复死心茅茨之下,霜降水落,时弋一、二言,拈题纸屏上,语不敢文,庶使异日子孙躬耕之暇,若粗识数行字者读之,了了也。如云 ‘安得长者言,而称之,则吾岂敢。”内容多论处世为人之道,间也有抨击时弊之语。

十六卷，清叶酉著。此书多宗其师方苞《春秋通论》，时有异同。对胡安国《春秋传》苛刻之说，《公羊》、《谷梁》附会之例，全弃置不取。于《左传》也多纠正，往往连其事迹也予以怀疑。总体上能准情度理，多得经义。所分变例、特文、隐文、阙文，较他书亦有条理。

二十三卷。南宋熊节编，熊刚大注。熊节字端操，建阳人，官至通直郎，知闽清具事。熊刚大亦建阳人，受业于蔡渊、黄干。为朱熹的再传弟子，嘉定进士，掌建安书院朱文公诸贤从祀祠，仕履则不可考，为宋理宋时人。此书采摭有宋一代诸儒遗文，分类编次。首列濂溪(周敦颐)、明道(程颢)、伊川(程颐)、横渠(张载)、康节(邵雍)、涑水(司马光)、考亭(朱熹)遗像及传道支派，然后分别为《赞》、《训》、《戒》、《箴》、《规》、《铭》、《诗》、《赋》、《序》、《记》、《说》、《录》、《辨》、《论》、《图》、《正蒙》、《皇极经世》、《通书》、《文》、《七贤行实》等二十门目。编者于“七贤”中列司马光，与后来讲学诸家迥异。按朱熹于绍熙五年(1194)冬，筑竹林精舍，率诸生行舍菜之礼于先圣、先师，以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李侗七先生从祀。《集》中载其祝文中有：曰邵曰张，爰及司马，学虽殊辙，道则同归之语。则朱子序列学统，本来有司马光。后来门户日分，讲学者乃排而去之。熊节受业于朱熹，故不敢恣为高论，一仍师制而已。此书中所录之文，亦以“七贤”为主，而杨时、罗仲素、范浚、吕大临、蔡元定、黄干、张栻、胡宏、真德秀等所作也间有采录；其上及范质者，因朱熹撰《小学》曾收录其诗。旁及苏轼者，则因苏轼曾撰司马光《行状》之故。此书将有关“七贤”的遗文汇集在一起，保存了程朱理学的部分原始资料。明永乐中诏修《性理大全》，其所录诸儒之语，皆本《近恩录》而使内容增加；所录诸儒之文，则由此书而丰富。并且其“性理”之名，亦由此书而得。熊刚大所注解，盖为训课童蒙而作，所释甚为浅近。有元刻本，明代范氏天一阁本，《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