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卷。元赵汸撰。此书撮举孔子之“特笔”与《春秋》之大例，以事之同类者互相推勘，研究其异同，以明其属于正例变例。如以隐二年“无骇帅师入极”与桓十一年“柔会宋公盟于折”合为一条，其下云：“春秋以前征伐之不下于大夫也，而大夫专兵自无骇之帅师入极始；春秋以前礼乐之权不下于大夫也，而大夫专盟自柔之会宋盟折始。圣人于无骇去其氏者，谨大夫专兵之始也；于柔去其氏者，谨大夫专盟之始也。”又如以庄十三年“齐侯宋人会于北杏”与庄十五年“宋齐伐郳”合为一条，其下云：“伯主专天下礼乐之权，自齐桓北杏之会始；伯主专天下征伐之权，自齐桓伐郳之役始，《春秋》于北杏之会人四国之君者，谨其从佝之始，所以不与伯主礼乐之权也。于伐郳役加采于齐上者，谨其楼诸侯之始，所以不与伯主以征伐之权。”其书大旨以《春秋》之初，主于抑诸侯；《春秋》之末，主于抑大夫；中间齐晋主盟，则视尊王与否而进退之。其书体例与宋沈棐《春秋比例》大体相近。现存元刻本、《学海类编》本、孔氏微波榭刻本、《学津讨原》本、《翠琅玕馆丛书》本、光绪《藏书堂丛书》本。

相传今本《孟子》七篇之外尚有四篇,称为《外书》。东汉赵岐《孟子题辞》:“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汉代流传之《外书》四篇已佚。今本系明人姚士粦伪造。

三卷,清毛奇龄著。此书取《春秋》内、外传所载占筮,以明古代《易》学。实为《易》作,不为《春秋》作。自汉以来,言占筮者不一家,而取象玩占存于世可验者,莫早于《春秋》。故从《春秋》推求古代筮法,实能探本溯源。《西河合集》本。此书采摭《左传》、《国语》(合称《春秋内外传》)中所载占筮之例,以揭明古人之《易》学,故名曰《春秋占筮书》。《四库全书提要》指出:“自汉以来,言占筮者不一家,而取象玩占存于世而可验者,莫先于《春秋传》。

经学著作。南宋陈大猷撰。2卷。此书继《尚书集传》之后而作,仿朱熹《四书或问》之例,辨疑问难,阐明《尚书集传》取舍诸说的缘故。大旨主陆九渊、杨简心学,所引朱熹、蔡沈之说,往往持有异论。嘉熙二年(1238)与《尚书集传》同表进于朝。有宋、元刊本。《四库全书》著录。

清代批评王阳明学说的著作。一卷,附录一卷。清初张烈著。张烈(1622—1685),字武承,号孜堂。大兴(今属北京市)人。康熙进士。曾任内阁中书、翰林院编修、右春坊右赞善。参与修《明史》,分纂明孝宗、明武宗两朝。全书分《心即理也》、《致知格物》、《知行合一》、《杂论》、《总论》等五篇。据作者自序称:早年笃信修习王守仁心学,“沈浸于宗门者十五、六年”,后渐觉其非,遂以程朱之学为宗。此书主要以程朱理学观点对王守仁的《传习录》

四十八卷。清鄂尔泰等奉旨撰。1748年钦定《三礼义疏》第二部。此书诠释七例：“正义”、“辨正”、“通论”、“余论”、“存疑”、“存异”、“总论”，与《钦定周官义疏》同。分经文四十卷，冠以《纲领》、《释宫》各一卷不入卷数，《礼器图》四卷，《礼节图》四卷，总四十八卷。《仪礼义疏》大致以敖继公《仪礼集说》为宗，参核诸家以补正其错乱疏漏。至于今文、古文之异同，均用郑注。分章节则多以朱熹《仪礼经传统解》为主，并与杨复《仪礼图》、《仪礼旁通图》、敖继公《仪礼集说》相互参校；《经》、《记》文之顺序，以古文为主，不用割附之说；《释宫》用朱熹点定、李如圭的《仪礼释宫》；《礼器》用聂崇义《三礼图》；《礼节》用杨复《仪礼图》，并一一刊其错误，拾其疏漏。《仪礼义疏》工程浩大任务艰巨。《四库全书总目》评之“举数百年度阁之类编，搜剔疏爬，使疑义奥词，涣然冰释，先王旧典，可沿溯得以其津涯，考证之功，实较他经为倍蓰”，颇为中肯。《钦定仪礼义疏》总结了清以前几百年间学者研究《仪礼》之成就，功劳巨大。版本有内府刊本、外省翻本、乾隆间《四库全书荟要》本。

诗经注本。二十一卷,《诗序》一卷。清王鸿绪等奉敕编。始于康熙末年,成于雍正五年(1727)。编者在序言中提出:“《集传》一书,参考众说,探求古始,独得精意。”实际上代表了康熙王朝官方的评价。此书的编辑,“皆以朱子之说为宗”,将《诗集传》有关诗旨大义、章句训诂以及所标赋、比、兴作法,分别录入各篇各章之首,而对《毛传》、《郑笺》、《孔疏》和其他诸家之说有可取者,皆列于“集说”或“附录”之中。是书之出,可谓朱熹《诗集传》登峰造极的最后一瞬。迨至乾隆二十年(1755),敕编《诗义折中》,“分章多准康成,征事率从小序”,虽云“折中”,实则存心提倡汉学,《集传》一派,从此而日见式微。本书特色之一是内容简明醒目。编者总论,介绍篇义章旨,言简意赅,条理清楚,颇便初学。本书案语,着重推崇《集传》,树朱学的权威。《邶风·静女》、《桧风·羔裘》诸篇,也曾对朱说提出质疑,不过措辞比较委婉。本书采录自汉迄明有关《诗经》的论述凡二百六十家,其中汉至唐代(包括五代)五十五家(汉以前唯引荀况一家),宋代九十四家,元代二十三家,明代八十七家,所引宋、元、明三朝超过二百家以上,占全书的五分之四。宋代的诗学革新,在朱熹之前,较著者有欧阳修、郑樵、王质诸家,朱熹受他们的影响很大,本书收录欧、郑、王的论述较多。朱熹以后,南宋后期的辅广、蔡沈、王柏,元代的许谦、刘瑾、梁益、朱公迁,明代的朱善、胡广等,相继羽翼并发明朱熹的学说,他们的著作,实际上可以视作《集传》的笺疏。本书大量收录上述诸家的论述,穷源溯流,源流俱备,可谓集朱学之大成。将原来散出各处的资料汇为一编,对于研究诗经学史上的“宋学”,非常有用。《诗经传说汇纂》有《四库全书》本、清同治七年(1868)马新贻刻本、1968年台湾维新书局影印本。

简称《同文韵统》。是用满汉两种文字翻译并拼写梵文和藏文经咒的文字学音韵学著作。允禄(康熙十六子)奉乾隆皇帝之命监纂，由章嘉呼图克图(名贝白多杰，为章嘉三世，1717～?) 纂修，刘统勋 (1720～1804) 等汇纂。成书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全书共6卷。卷首附乾隆《御制同文韵统序》和允禄等人的奏本，主要内容包括梵文字母谱、梵文音韵翻切配合字谱、西番字母配合字谱、梵藏文阴阳字谱、大藏经典字母同异考、华梵字母合璧谱。各卷前后均有说明和诠释。其中卷1、卷6为全书主要部分。卷1中所增10余个满文新字母，以解决满文字母之不足，卷6用梵文字母、藏文字母及满文十二字头同“三十六字母”等韵“四呼”作比较对照，说明字音的原理。在反切的改良、字母的等呼的论述方面，对研究音韵学有较高价值。

四十八卷。清鄂尔泰等奉敕撰，乾隆十三年(1748)钦定。据雷熔《方苞行状》载为方苞撰，沈廷芳为方苞传亦略同。方苞生平见《周官集注》。《钦定周官义疏》为清政府钦定《三礼义疏》之第一部。《汉志》载《周官经》六篇，《传》四篇。汉儒杜子春、郑兴、郑众、贾逵、卫宏、张衡所注，皆称《周官》，马融、郑玄所注，称《周官礼》，至唐贾公彦作疏开始沿用省文，称为《周礼》，清儒认为《周礼》并非本名，故在钦定时仍用《周官》。《钦定周官义疏》对汉至清之《周礼》研究进行广泛挖掘，并作了概括性总结，内容精赅详实。书首冠以《御制日知答》，对钦定此书予以说明。《御制日知答》中说：论《周官》者十则，以昭千古之权衡。其采掇群言，则分为七例：一、正义，直诂经义，确无疑的；二、辨正，后儒驳正，准确无疑的；三、通论，或以本节本句参证他篇，比类以测义，或引他经与此互相发明的；四、余论，虽非正确而依附经义，与事物之理有所推阐的；五、存疑，各持一说，义亦可通，或已被驳正，而持此论者多，未敢偏废；六、存异，名物象数，久远无传，难得其真，或创立一说，虽未被接受，而不得不存之以资考辨的；七、总论，本节之义已经训解，又合数节而论之，合一职而论之。并认为《周官》六典，其源确出周公，而流传既久，不免有所混乱，不必以为疑，亦不必以为讳。主张说《周官》者以汉郑玄《周礼注》为专门，而训诂既繁，不免有所出入，不可护其缺，亦不可没其长，颇为公正和客观。郑康成以下说礼者，明典制，王安石以下说礼者，阐义理，各执一说，所见皆偏，《钦定周礼义疏》粗精并贯，本末兼赅，博徵约取，持论至平，于《考工记》注奥涩不可解者，不强为之词，实为集汉学宋学之成。版本有：内府刊本、浙江刊本、清抄本。

五十卷，纲领三卷。李明复撰。李明复一名俞，字伯勇，合阳人。李明复认为：知孔子者惟孟轲，知孟轲者惟周敦颐。而周敦颐《春秋》之学，二程得其真传，程颐曾作《春秋传》而程颢则间有及之。张载通过与二程研究而明之，刘绚、谢湜则是见而发明之，范祖禹等人是见而知之，至于胡安国则又是闻而发明之，而李侗诸人则又是闻而知之。虽然以上诸人派别有所不同，但其本源则一。其观点稍有异同，但于尊王贱霸，内中，国外夷狄，即事明纲领以着人君之用的大节上则完全相同。因而他辑录了周敦颐、二程、范祖禹、谢良佐、杨时、侯仲良、尹洙、刘绚、谢湜、胡安国、吕祖谦、胡宏、李侗、朱熹、张栻十六家“或着书以明《春秋》，或讲明他经而及《春秋》，或其说之有合于《春秋》者，皆广搜博访，始乃定其后先，审其精粗。”虽云兼采十六家，然用谢湜之说尤多。其《纲领》三卷，是关于《春秋》宗旨的总论。此书实属宋代诸儒解《春秋》之总汇，较吕本中《春秋集解》更为繁富。此书最早的刻本是宋代巴川王梦应所刻。今本《集义》部分采自无锡邹仪《蕉录草堂藏本》，而《纲领》部分则录自《永乐大典》。现存有元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