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刘敬叔撰。敬叔，《宋书》、《南史》俱无传。明胡震亨始采诸书补作之。称敬叔，彭城人。起家小兵参军，元嘉三年为给事黄门郎，太始中卒。又称尝为刘毅郎中令，以事忤毅，为所奏免官。今案书中称毅镇江州，褊躁愈剧。又载毅妻为桓元所得，擅宠有身。多蓄憾诋毁之词，则震亨之言当为可信。惟书中自称义熙十三年，余为长沙景王骠骑参军，以《宋书》长沙景王道怜传考之，时方以骠骑将军领荆州刺史，与敬叔所记相合，而震亨传中未之及，则偶疏也。其书皆言神怪之事，卷数与《隋书。经籍志》所载相合。刘知几《史通》谓《晋书》载武库火，汉高祖斩蛇剑穿屋飞去，乃据此书载入，亦复相合，惟中间《太平御览》所引傅承亡饿一条，此本失载。又称宋高祖为宋武帝裕、直举其国号名讳，亦不似当时臣子之词，疑已不免有所佚脱窜乱。然核其大致，尚为完整，与《博物志》、《述异记》全出後人补缀者不同。且其词旨简澹，无小说家猥琐之习，断非六朝以後所能作，故唐人多所引用。如杜甫诗中陶侃胡奴事，据《世说新语》但知为侃子小名，勘验是书，乃知别有一事，甫之援引为精切。则有裨於考证亦不少矣。

宋叶绍翁撰。绍翁自署龙泉人。又书中载程公许与论真德秀谥议手柬，字之曰靖逸，而厉鹗《宋诗纪事》称其字嗣宗，建安人，与自述互异。考所载高宗航海一条，自称本生祖曰李頴士，建之浦城人，则建安其祖籍欤？其历官始末无考。观所记庚辰京城灾周朝端讽其论事一条，及与真德秀私校殿试卷一条，则似亦尝为朝官，其所居何职则不可详矣。所录分甲、乙、丙、丁、戊五集，凡二百有七条。甲、乙、丙、戊四集皆杂叙高、孝、光、宁四朝轶事，各有标题，不以时代为先後。惟丁集所记仅宁宗受禅、庆元党禁二事，不及其他。绍翁与真德秀游，故其学一以朱子为宗，然卖武夷山一条乃深惜朱在之颓其家声（案：在朱子之子，时官户部侍郎），无所隐讳。则非攀援门户者比，故所论颇属持平。南渡以後诸野史足补史传之阙者，惟李心傅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号为精核，次则绍翁是书。陈郁《藏一话腴》尝摘其误，以刘禹锡题寿安甘棠驿诗为赵仲湜游天竺诗一条，周密《齐东野语》尝摘其光宗内禅慈懿於卧内取玺一条，又摘其函韩侂胄首求和误称由章良能建议一条。又摘其南园香山一条，盖小小讹异，记载家均所不免，不以是废其书也，惟王士祯《居易录》谓其颇涉烦碎，不及李心传书。今核其体裁，所评良允。故心传书入史部，而此书则列小说家焉。

《邵氏闻见后录》三十卷，又称《闻见后录》，《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于子部小说家类，《四库全书》收于子部小说家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是编盖续其父书，故曰《后录》。其中论复孟后诸条，亦有与《前录》重出者。然伯温所记多朝廷大政，可裨史传；是书兼及经义、史论、诗话，又参以神怪俳谐，较《前录》颇为琐杂。”又称：“谈诗亦多可采。”据自序，当成书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邵博论诗谓应于所本之外出以新意。如称“古之诗人多以记境熟语或相类”，“岂相剽窃者耶”。他人赏杜诗之妙在于有所本，邵博则称：“少陵所以独立千载之上者，不但有所本也”。是书考索生词、僻典较详，如考“二八飞泉绕齿寒”之“二八”，考“大刀头”，释杜甫《饮中八仙歌》之“衔杯乐圣蒋世贤”，《赠韦左丞》之“窃笑贡公喜”等，皆可为一家言。又言用事须确切，虽推重苏轼，但指摘其用事之误。此外，论《长恨歌》“孤灯挑尽未成眠”句，论王安石集句体，以及所记诗人轶事、诗本事，亦可参考。

本书20卷。作得早年逢王安石变法，中年经过元祐党争，晚年遭遇靖康之祸，故其见闻极为丰富。本书对王安石变法所记颇多，还记载了一些北宋初年的朝章制度及逸闻趣事。《邵氏闻见录》，北宋学者邵伯温所撰，又名《河南邵氏闻见录》或《邵氏闻见前录》，“前”字乃是后人所知，为的是有别于邵伯温之子邵博所撰《邵氏闻见后录》。本书的内容大体有这样几类：一、记录王安石变法中变法者与反对变法者的言行、思想、逸事，甚至连一些家庭琐事也不厌其烦地记入卷中，为后世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具有独特价值的历史资料。邵伯温对这两方的代表人物如王安石、司马光等各有褒贬，但总的来说，他盛赞的还是那些反对变法的人物，对他们思想道德、政治立场的肯定程度要远远大于变法者。二、记载了北宋时期朝廷和宫廷中的一些典章制度、铁闻趣事。本书对邵雍的虚诞文字外，倒也可以使他们从日常起居、过从交游的角度了解这位大学问宵的道德文章。本书也有很多纪事不实至恶意诽谤之处，产生这些缺点的主要原因在于邵伯温对于变法的政治偏见和党争之见。总括来看，《邵氏闻见录》是一部研究宋代历史尤其是变法历史的有价值的史料，对于研究反对王安石变法一派人物更具有重要的价值。

宋王铚撰。铚有《补侍儿小名录》，已著录。此编多载汴都朝野遗闻，末一条乃考正陈思王《感甄赋》事。周煇《清波杂志》尝疑其记尹洙扼吭之妄。又其中所引《江南野史》李后主小周后事，参校马、陆二家《南唐书》，无此文，则亦不能无误。然铚熟於掌故，所言可据者居多。如宋太祖以周世宗幼子赐潘美为子事，似不近理，而证以王巩所记，乃并其子孙世系一一有徵，则尹洙事或传者巳甚，巩未察而书之。小周后事则今本《江南野史》已非完书，其文在佚篇之内，均未可知，未必尽构虚词也。惟所记王朴引周世宗夜至五文河旁见火轮小儿，知宋将代周一事，涉於语怪。颇近小说家言，不可据为实录耳。

旧本或题钱彦远撰。或题钱愐撰，或题钱世昭撰。钱曾《读书敏求记》定为钱愐。其说曰，愐为彭城王第三子，昭陵之甥，故记熙宁尚主玉仙求嗣事独详。其称大父宝谟阁知台州回者，乃冀国公讳暄，字载阳，以父荫累官驾部郎中，知抚州，移台州进少府监，权盐铁副使时也。彭城王讳景臻，字道邃，冀国公第九子，建炎二年追封，故称先王。俗子以为起居舍人彦远之笔，不知彦远乃忠逊之孙，翰林学士易之子，与彭城为再从叔侄。世次犁然，安得反有先王之称？所辨良是。然此书末有钱世昭序，谓叔父太尉昭陵之甥。凡耳目之所接，事出一时，语流千载者，皆广记而备言之。世昭敬请其说，得数万言，叙而集之，名曰《钱氏私志》。据此，则是书固非彦远所为，亦非尽愐所纂。盖愐尝记所闻见，而世昭叙而集之尔。序称叔父太尉，则世昭愐之犹子也。《宋史。奏鲁国大长公主本传》，主为仁宗第十四女，以延祐五年封庆寿，即是书中所云钱某可尚庆寿公主。而《通考》前列秦鲁国大长公主適钱景臻，後列庆寿公主而不言所適，则以庆寿公主与奏鲁国大长公主分为二人，证以是书，与《宋史》相合，可知《通考》之误。惟其以《五代史。吴越世家》及《归田录》贬斥钱氏之嫌，诋欧阳修甚力，似非公论。然其末自称皆报东门之役，则亦不自讳其挟怨矣。

宋吴处厚撰。处厚字伯固，邵武人。皇祐五年进士，初为将作丞。以王珪荐，授馆职，出知汉阳军。後擢知卫州，卒。其书皆记当代杂事，亦多诗话。晁公武《读书志》谓所记多失实，又讥其记成都置交子务，误以寇瑊为张咏。案处厚以干进不遂，挟怨罗织蔡确车盖亭诗，骤得迁擢，为论者所薄，故公武恶其人，并恶其书。今观所记，如以冯道为大人之类，颇乖风教不但记录之讹。然处厚本工吟咏，《宣和画谱》载其题王正升隐景亭诗一首，《剡史》载其自诸暨抵剡诗二首，皆绰有唐人格意。故其论诗往往可取，亦不必尽以人废也。

宋钱易撰。旧本卷首题籛後人，盖以《姓谱》载钱氏出籛铿也。易字希白，吴越王倧之子。真宗朝官至翰林学士。是书乃其大中祥符间知开封县时所作。皆记唐时故事，间及五代，多录轶闻琐语，而朝章国典，因革损益，亦杂载其中。故虽小说家言，而不似他书之侈谈迂怪，於考证尚属有裨。晁公武《读书志》作五卷，焦竑《国史经籍志》作十卷。今考其标题，自甲至癸、以十干为记则作十卷为是。公武所记，殆别一合并之本也。世所行本，传写者以意去取，多寡不一。别有一本，从曾慥《类说》中摘录成，帙半经删削，阙漏尤甚。此本共八百馀条，首尾完具，以诸本兼校，皆不及其全备，当为足本矣。

宋张齐贤撰。齐贤字师亮，曹州人，徙居洛阳。太平兴国二年进士，累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司空致仕。卒谥文定。事迹具《宋史》本传。是书前题乙巳岁，乃真宗景德二年齐贤以兵部尚书知青州时所作。皆述梁、唐以还洛城旧事，凡二十一篇，分为五卷。《书录解题》目次与此本合，独晁氏《读书志》作十卷。今按自序，明言五卷，而检《永乐大典》所载此书之文，亦无出此本外者，则《读书志》字误明矣。书中多据传说之词，约载事实以为劝戒。自称凡与正史差异者，并存而录之，亦别传外传之比。然如衡阳周令妻报应、洛阳染工见冤鬼、焦生见亡妻诸条，俱不免涉於语怪。又如李少师贤妻一条，称契丹降王东丹，朝廷密害之非，命而死契丹巳知之，李肃奉命护丧柩送归，忧沮不知其计云云。案《通鉴》、《五代史》，东丹即辽太袓长子，太宗之兄，奔唐为昭信节度使，赐名赞华。因太宗助石晋起兵，潞王遣宦者秦继旻、皇城使李彦绅杀之於其第。是东丹之死，实缘潞王以兵败逞忿，旋即灭亡。晋高祖後为之备礼送归。时隔两朝。在晋人本无密害之事，又何所嫌疑而遽形忧沮？此事殆出传闻之讹，殊不可信。至如纪张全义治洛之功，极为详备，则旧史多采用之。其他佚事，亦颇有足资博览者，固可与《五代史阙文》诸书同备读史之考证也。

案此书书名，撰人诸本互异。《唐志》作《松窗录》一卷，不著撰人。《宋志》作《松窗小录》一卷，题李濬撰。《文献通考》作《松窗杂录》一卷，题韦濬撰。历代小史则书名与《通考》同，人名与《宋志》同。盖传刻舛讹，未详孰是。此本为范氏天一阁旧抄，书名、人名并与历代小史同，今姑从以著录，亦三占从二之义也。其文与历代小史所刻大概相同，惟多中宗召宰相一条及姚崇姨母卢氏一条，以司马光《通鉴考异》证之，其中宗一条实原书所有，知小史为佚脱矣。书中记唐明皇事颇详整可观，载李泌对德宗语论明皇得失亦了若指掌。《通鉴》所载泌事，多采取李蘩《邺侯家传》，纤悉必录，而独不及此语，是亦足以补史阙。惟谓中宗召宰相苏环、李峤子进见，二子皆童年，因令奏所通书。颋应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峤子亦进曰：斮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上曰：苏瑰有子，李峤无儿云云。案颋於则天长安二年已为御史，环为相时，颋为中书舍人，父子同掌枢密，并非童年。故司马光深斥其说，颇不免於诬妄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