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杜光庭撰。原书三十卷,《道藏》本析为五十卷。卷首杜光庭序中列举历代注解《道德经》者凡六十余家。此书前五卷为总论,其中概述全经宗旨,介绍老子生平事迹,并对唐明皇御注序逐句加以疏解。6—50卷为八十一章经文疏释, 皆首列经文,次列唐明皇注,再次为明皇疏,最后为杜光庭疏义,分别标“注”、“疏”、“义”加以区别。杜氏疏义博采众说,而以阐释唐明皇御注为主, 故名《道德真经广圣义》。收入《道藏》第440—448册。

“势”与人们的生存、生活息息相关。有权力的人要“造势”“用势”“驭势”，无权力的人要“度势…借势…附势”，富贵之人担心“失势”，平民百姓期盼“得势”。可以说，“势”是非常重要的，只是人们把它看得过于抽象和高深，这才会望而却步。北宋初期的名臣薛居正对“势”有很深的研究和心得，他把看似玄奧难解的“势”作了通俗实用的论述与解析，其抽丝剥茧的功力和化繁为简的智慧，令今人为之赞叹。透过这本《势胜学》，让有权者如何行权、无权者如何取势、富贵者如何守业、贫贱者如何进取这些人生中大的命题都有了明确具体的答案。这些解答虽不是唯一的，但以“势”的角度作解却是独到的，其价值自然是实际的，对人的启发也是不可替代的。

《汉书·艺文志》著录《鬻子》二十二篇,而南朝梁庾仲容《子钞》、唐马总《意林》所录仅六篇,隋唐宋三《志》则均作一卷。今传本为一卷十四篇,有唐逄行珪注;行珪曾官华州郑县尉,唐高宗时人。

元明之际学者谢应芳著，共4卷15篇，另附录1卷(1937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旨在维护儒家纲常名教，反对崇拜佛教、道教和求神问卜等时俗弊端。《四库全书提要》说，谢氏“因吴俗信鬼神，多拘忌。引古人事迹及先儒议论，一一条析而辨之。”其目的在于“能因风俗而药之，用以开导愚迷，其有益于劝戒。”谢氏认为惑民之说，莫大乎老、释，崇信佛、道有害无益;祈祷鬼神是伤风败俗、费事殚财，违背圣贤古训的异端，要求人们废除神祠。在《死生》篇中，指出死生乃自然之道，非人力所为。不必求神问卜，枉求长生不老。要想长寿，就必须活动、劳动。“禹走天下，乘四载，治百川，可谓劳其形矣，而寿百年。颜子肖然坐于陋巷，箪食瓢饮，外不诱于物，内不动于心，而年不及三十。劳其形者长年，安其乐者短命。禀之于天，非人力所能为。”这些观点，有合理因素，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明代学者曹端“初读谢应芳《辨惑编》，笃好之，一切浮屠、巫觋、风水、时日之说屏不用。上书邑宰，毁淫祠百余，为设里社、里谷坛，使民祈报。年荒劝振，存活甚众。”(《明史·曹端传》)

余嗜书如简中之蠧鱼，读书如瀛莫之谩画。性根弗灵，无强记能，寘一编于几砚间，随笔録之，久而成卷，以类抄聚，其可去者十一，亦有可观者焉，别为一卷，名曰鸡肋。古汴赵崇绚元素云

宋代笔记。3卷。庄绰著。“鸡肋”之名，本“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之意。但此书所记先世旧闻或当代史实，有的可补正史之不足，如绍兴初元兵马钱粮之数，即为他书所不载。所记各地风俗节物，有资于民俗学研究。关于文字音义的杂考小辨，如关于“甄”字读音的材料，即收入日本《大汉和辞典》。书中又有不少涉及农桑、医药、生物学和自然科学的资料。体例与沈括《梦溪笔谈》颇近。《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可与周密《齐东野语》相埒，非《辍耕录》诸书可及。此书在宋代未曾刊行，曾经贾似道点定，钞入《悦先堂随钞》这部宋人丛书里。旧有夏敬观校订、商务印书馆刊行的涵芬楼本，卷首有作者绍兴三年(1133)自序。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于1983年出版点校本，加上目录，后附关于庄绰生平著作的考证文字。萧鲁阳点校。

十七卷。清王植撰。王植有《四书参注》已着录。《正蒙》是张载的重要着作，原只数万言，而其弟子苏炳将这部书分为十七篇，相续成为今存本的样子。这是一部哲学着作，它与《西铭》、《易说》构成了张载的哲学体系。张载提出了“太虚”这一表示物质特性的范畴，在朴素唯物主义发展的道路上，是一个进步。他说：“气坱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易》所谓‘纲缊’，庄生所谓‘生物以息相吹’，‘野马’者与?此虚实动静之机，阴阳刚柔之始(《正蒙·太和篇》。又说：“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太和》)。这就是说，世界的本体是元气，这种气是无形的(不能直接用眼睛看到它)，气的聚合、分解(散)都是暂时的现象(客形)。太虚就是气，不是在气之外还有一个太虚。《正蒙》注释很多。是书，诠释《正蒙》。冉祖、李光地、张伯行之注，列于程朱诸说之后，并采张子《经学理窟》、《语录》、《性理拾遗》相参证，而又各以己见参订于后。其大旨谓张子见道原。从儒释异同处入。故其言“太虚”皆与释氏对照。又谓太虚有三义。又谓程朱多不满此书“太虚”二字。然晰其旨，殊涂同归，正不必执程朱诸论以毁谤。又谓《诗笺》、《书序》、《礼疏》、《旧说》张子所用颇多。今人习见习闻，皆程朱遗泽，遂咤而怪之。当时能破门户之见的，其谓张子自注。又谓十七篇为苏昺所传，张子所，李光地本多割裂，其辨析皆为不苟，称张伯行注出于他人之假名，非所自着，云云，亦足资考证。有明刘玑《正蒙会稿》，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宏道书院刊续编咸丰八年(1858)刊《惜阴轩丛书》本。清王植《正蒙初义》十七卷，清乾隆三十年《四库全书》抄本。民国二十四年(1935)太平洋书局《船山遗书》本，1956年古籍出版社本，1975年中华书局本。

笔记。宋晁说之(1059—1129)撰。一卷。说之有《景迂生集》已著录。辑札记、杂论、朝野见闻而成此编。仿《杜阳杂编》例，每条必记其所语之人，古称“客语”。议论多有关于立身律己之大端。所载熙丰间名流遗事，可与史传互证。其说或参杂儒禅，得自家传。凡与游宾朋苏轼、黄庭坚语录，亦多蜀党倾向，好执一格相绳。解经常持异说，又近于洛党。主“好各则有所不为，好利则无所不为”说，谓“凡财用，于国则奢，于家则俭，人之病也。”论人议事，俱多警语，且考述其出处。用辞简练，文笔流畅，非一般语录可比。记述北宋名人轶事，颇多趣闻，既可补史传之缺，又可资读宋诗文之参考。有清道光八年(1828)待学楼刻本，《四库全书》本，《学海类编》本。

明代笔记。1卷。曹安撰。曹安字以宁，号蓼庄，松江(今属上海)人。正统九年(1444)举人，官安丘县教谕。该笔记前有成化二十二年(1486)曹安自序，说明写作缘起及其书内容：“予少游乡塾，见先生长者嘉言善行，即笔于楮，或于载籍中间见异人异事亦录之，长而奔走四方，所见居多，凡三四帙，因去滇南，道远难将，留于松，今不知何在。滇中重录所见闻者，携来武邑，及承乏安丘，老而弥勤。人皆哂之，予独不倦，暇日一一手录以备遗忘，率皆零碎之辞，何益于事，因名曰《谰言长语》。谰言，逸言也，长语，剩语也，何益于事，徒资达人君子一笑云。”书中多据自己的见闻，发明义理，因而议论经史，议论才学，议论诗文。但水平并不太高，恰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其论诗不中肯綮，所录诸诗，亦大抵不工，盖真德秀《文章正宗》、金履祥《濂洛风雅》之派。至于欲取皋陶赓歌、五子之歌、洪范及诗之三言五言七言体刻为一集，使人习之以复古，尤万不能行之事。”该笔记今存有《四库全书》本。

明代卜大同撰。全书共2卷。上卷分制置、方画、将领、士卒、烽堠、险要、战舸、边储8篇;下卷分奏牍、策议2篇。作者卜大同,字吉夫,秀水(今嘉兴)人。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曾任湖广按察司佥事、布政司参议、福建巡海副使。此书即其在福建任事讲求备倭之术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