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渭桥
秦汉唐架渭者凡三桥。在咸阳西十里者名便桥，汉武帝造。在咸阳东南二十二里者为中渭桥。秦始皇造。在万年县东四十里者为东渭桥。东渭桥也者，不知始于何世矣。自此三桥而外，以船渡者十一处，万年〔渭桥渡〕，长安三〔中桥、嘉凌、段留〕，栎阳七〔田五、田家、周、夏、圣力、万安、耿孟渡〕。《六典》载桥之用木为柱者凡三出，而便桥、中桥、东桥柱皆用木也。不知古来三桥之外，别无跨渭之桥也耶？抑其专举雍地而他不预也？汉都城北横门外别有横桥者，予初以为跨渭之数，已而详考，则《黄图》尝曰：“长安城下有池周绕，广三丈，深二丈，石桥各六丈，与街等，则此之横桥乃其跨池为桥者也。池即城壕，不跨渭也，不在三桥之数也。予惟中桥亦名横桥，虑其淆混本制，故具言之。
武帝自作茂陵，在渭北兴平县〔犬丘〕西南十里。帝《纪》曰：“建元三年初，作便门桥。”苏林曰：“去长安四十里。”服虔曰：“在长安西北，茂陵东。”盖秦世已有中桥，亦自可趋兴平，而迂回难达，故于城之西面南来第一门外，对门创桥，以便西往，故此门一名便门，而此桥遂名便桥，亦曰便门桥也。“便”亦作“平”，古“平”、“便”字通。师古曰：“当读如本字。”盖以“径便”为义，其理长也。元帝欲御楼船，用薛广德谏而舍船从桥者，正此地也。颜师古曰：“便门，长安城南西头第一门。”吕丞相《长安图》则谓“南面西头第一门亦名便门”也。颜、吕二说法盖同也。至《水经》则曰：“西出南头第一门名章门，又名便门。”则与颜、吕异矣。今去古远，二说似难意定，然有地望事情可以推求，则《水经》谓为“西头南来第一门”者是也。盖茂陵在长安西北，而便门在长安西面，则于趋陵得以云便也。《元和志》曰：“便门在长安西门，便门与桥相对，故号便桥，则其理尤明也。唐太宗即位之初，颉利入寇，进至渭水便桥之北。太宗出玄武门〔苑北门，可以西趋便桥〕，以万骑径诣渭水。上隔水与颉利语，即日还宫。乙酉幸城西，与颉利盟于便桥之上。太宗语萧瑀曰：“当请和时可汗独在水西”，则桥在城西，不在城南，益可验矣。予故曰桥与长安西面章门相对者是也。若夫吕氏谓为南面之门者，或因南门亦名便门，而误以南便门为西便门焉耳。其事为所著，则《水经》之说长也。
秦宫殿多在咸阳。咸阳，渭北也。至其阿房、长乐宫，则在渭南。南北正隔渭水，故长乐宫北有桥跨渭。而长安、咸阳始通。是以亦名便桥也。《三辅黄图》曰：“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度，以法牵牛。”盖指此之中桥而为若言也。桥之广至及六丈，其柱之多至于七百五十。约其地望，即唐太极宫之西而太仓之北也〔《长安志》〕。此桥旧止单名渭桥。《水经》叙渭曰：“水上有梁，谓之桥”者是也。后世加中以冠桥上者，和长安之西别有便门桥，万年县之东更有东渭桥，故不得不以“中”别也。然汉《张释之传》曰：“文帝出中渭桥”，则似武帝之前已尝冠“中”名于此桥矣。而不然也，张晏曰：“在渭桥中路”，其说是也。言文帝行半渭桥而惊马之人始出也，此时未有东西两桥，不应命此为“中”也。《水经》又名此桥为便门，亦取其通渭，南北往来皆便也，非汉城西门之桥也。
东渭桥在万年县北五十里，灞水合渭之地。奉天之乱，刘德信入援，以东渭桥有转输积粟，进屯此桥〔《通鉴》〕，李西平于此屯兵，亦以军人就粮之故也。其后自咸阳还军，仍驻东桥，竞从此地以入长安也。德宗有碑在桥侧，旌褒西平克复之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