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

水

汉长安都城，北据龙首山，故子午谷正在南，面迦午则背子矣〔子午道从杜陵直绝南山径汉中〕。樊川、御宿川、沉水、交水、濡水也者，原皆出子午谷。子午谷正在都南，则诸水遂宜径北以入都城矣，而皆向西以行，直至昆明池，正在城西，乃始得折而之北者，其避碍之地可考也。以《吕图》求之，少陵原、凤栖原横据城南，此即水皆碍高，不得贯都之由矣。虽龙首山自樊川入渭亦其碍高之一也。至隋文帝开皇三年，开永安渠后，则交水、坑水皆入城、入苑，始不与汉世流派相应，盖皆有堰坝之类压而入之。《孟子》所谓“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者是也。《王商传》：商尝穿城引沣水入，第至贞观间又堰沣、镐以入昆明，而二水于是乎断流〔《括地志》〕。韦坚堰渭为渠以漕，而灞、浐皆为广运潭之所并淹。若无记载，则沣、镐、浐、灞存亡尚不可考，况于他哉。

唐以渠导水入城者三。一日龙首渠，自城东南导浐至长乐坡酾为二渠，其一北流入苑，其一经通化门、兴庆宫，自皇城入太极宫。二日永安渠，导交水自大安坊西街入城，北流入苑注渭。三曰清明渠，导水自大安坊东街入城，由皇城入太极宫，及至大明宫，则在龙首山上，水不可导矣。大明宫之东有东苑，即在龙首山尽处。地既低下，故东苑中有龙首池，言其资龙首渠水以实池也。

雍境漆、沮其在后世地书名凡四出，而实三派。雍州富平县石川河，一也；邠州新平县漆水，二也；风翔府普润县漆水，三也；郑白渠亦名沮漆，四也。四水之中，惟石川河当为《禹贡》沮漆，而《绵》诗之谓“自土沮漆”者，盖在岐，不在邠也。若郑白亦分沮漆之名则误矣。今分三派而枚辨之，贵其不杂也。

《绵》之诗“序”曰：“文王之兴，本由太王”，言太王迁岐，肇基王迹，而文王有所承藉也。其诗曰：“民之初生，自土沮漆。”言有沮有漆之地，太王荒之，而民命由之以生也。生，如玄鸟之能生商，后稷之能生民也。凡《绵》诗所指，截自古今〔即大王〕迁岐为始，曾无一语上及公刘在豳之初〔古邯、豳同。《诗》及《孟子》可考。唐明皇嫌“豳”字与“幽”字相乱，直改“豳”为“邠”也〕。其文曰：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言民命所生。自迁岐之后，有“瓜瓞之绵绵不绝也”，下文亟及太王亶父，即不与公刘居豳之事一语相关也。而惟郑氏自出其意而曰：“公刘迁豳，居沮漆之地，其世绵绵也。”学者不从诗之本文归沮漆于亶父，而从郑氏之臆归漆沮于公刘，所谓“宁道孔圣误，不言伏郑非”者，非此类也耶？自郑注既行之后，凡谈《诗》而及漆沮者，悉皆主本其说。其实全无古据也。按《水经》：渭水自雍县东下，至岐山与岐水、漆渠水会〔《汉，志》：扶风漆县有漆水。《元和志》曰：普润县城西有漆水。唐普润县即汉漆县也。《志》于“邠州”又曰：漆水在麟游县。麟游县，汉杜阳县也。《水经》亦曰：漆渠水在杜阳县。按漆、杜地相并皆在风翔府北东，水必通行，见者有疑，故详载使有考〕。三水大小相敌，故渭力不能独擅其名。是以犹得名漆也。此三水者，东及周原之北、岐山之南，是为太王之邑。故《诗》曰“居岐之阳，在渭之将”。而《孟子》亦曰“邑乎岐山之下而居焉”者也。然则太王作邑之地，山固名岐矣，而其山南有水焉，亦自名岐也。《水经》岐、漆、渭三水同流而共一名，则岐水之阳亦漆水之阳也。故《周颂》曰：“猗欤漆沮，潜有多鱼。”毛氏释之曰：“漆、沮，岐周之二水。”其说确也〔《诗》兼漆、沮言之，而诸书止言漆，不言沮，不敢强通〕。且夫潜之致颂，为夫岐周之沮漆冬而有鱼可荐，春而有鲔可献也。是为土地所生，自能备物，故以荐先也。则毛氏指漆、沮以为岐周之水者，兼有物产可证也。若夫邠地之在岐北尚二百里，籍使有水亦名漆、沮，而漆、沮有鱼可以致之宗庙。然地之相去如此其远，其在冬荐，犹或可用，若当春献，则矗皆为薨，岂可用也。以此理而测其远近，则知献鱼之漆、沮当属岐周而不属邠土，亦已明矣。世人之于郑说，既不能本经以正其误，乃反屈经以信其语，而《元和志》又从而傅会之，则其说愈实也。若李吉甫之误，则能证其所以矣。汉《志》：“扶风漆县尝有漆水。”此之漆县，其疆境甚阔。唐凤翔之普润暨邠州之新平，其地本皆属漆。今从唐郡县以求古地，则公刘之邠自在邡州新平，而太王之岐则在凤翔之普润，故岐之与邠固皆同隶汉世漆县矣。然而汉《志》漆水特尝一出，无两漆也。《元和志》务合郑说，故遂分汉《志》一漆而著诸两县，故普润、新平皆有漆水，仍于新平明立之说曰：漆水在县西九里，西流注乎泾。今凤翔麟游〔即普润上流〕亦有漆水，与此异也。据《志》此言，则不独一漆分为两漆，而意指所向正谓邠州漆水应《经》，而岐下漆水不与绵应也。夫汉《志》但著一漆，而吉甫直以邠漆为漆，不以岐漆为漆，则酷信郑玄之过也。予详考《经》、《志》而知其误之所起，乃敢明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