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

山

梁山之在雍州其见于诗、书者，凡两出：《禹贡》“治梁及岐”，此“梁”即在同州韩城县西北。韩奕之诗曰“奕奕梁山，维禹甸之”者是也。“太王去邠，腧梁山”，即在奉天县西，非《禹贡》之梁矣。韩城之梁，诗语明以归禹，则自无可辨，而奉天之梁，知为“去邠”所腧之山者，唐地理可考也。“太王去豳”，豳即邠州也。奉天在邠南一百三十里，岐山又在奉天之西百余里，则自邠而南之梁山。自梁山循渭西上以至岐下，与“率西水浒”之言应。故知此山当为周诗之梁而不为《禹贡》之梁也。春秋时，梁山崩，壅河三日，水不流。晋侯以传问伯宗，此则同州之梁也。山能壅河，使之不流，故《禹》之既载壶口而急来治梁者，此之梁山，如或壅河，即冀都水必皆逆行泛溢也。同州自在奉天东北，奉天梁山之距同州治五百里。诸家多混合以言，误矣。秦皇作梁山宫，它日登之，望见丞相车骑者，是奉天梁山也。唐乾陵在其地，故县名奉天。

终南山横亘关中南面，西起秦陇，东彻蓝田。凡壅、岐、眉、户、长安、万年，相去且八百里而连绵峙据其南者，皆此之一山也。既高且广，多出物产。故《禹贡》曰“终南厚物也。厚物也者，即《东方朔传》所记，谓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而百王可以取给，万民可以仰足者也。《秦诗》曰：“终南何有，有条有梅。”条、梅，其物也，兼有此者，明其富也，举一以见余也。毛氏曰：“终南，周之名山中南也。”中南即终南也。《关中记》曰：“中南，言居天之中、都之南也。”郑《笺》曰：“问‘何有’者，意以为名山高大。宜有茂木也。”是自尧、禹以至周、汉，皆言终南之饶物产也，不当别有一山自名“厚物”也。武功县有太一山、垂山，《汉，志》引《古文》而曰“太壹”者，终南也，垂山者，厚物也。信如此言，则是厚物、终南各为一山也。不知其何所本而云然也。

“太一”之名，先秦无之。至汉武帝始用方士言，尊太一以配天帝，而世人始知天神尝有“太一”也。则凡言太一者，皆当在武帝之后也。《水经》之于武功终南则引杜预为据而曰：“此山一名中南〔中南即终南，已见上文〕，亦名太白也。”其曰终南，则无间乎武功之与万年，此山皆在矣。至云太白，则实隶武功，东距万年盖不啻三百里也。为其冬夏积雪，望之皓然，故名以太白也。古《图志》无言太白即为太一者也，《长安志》：万年县炭谷即有太一祠焉，始可命为太一，而非武功之太白矣。则《古文》谓武功之终南即为太一，是殆误认武功之终南，而世人莫或正之焉耳。张衡《西京赋》曰：“终南、太一，隆穹崔举。”潘岳《西征赋》曰：“九峻、裁薛，太一宠苁，面终南而背云阳，跨平原而连蟠冢。”故李吉甫曰：“终南、太一非一山”，而《五经要义》亦以为然也。《关中记》曰：“终南，南山之总名，太一，山之别号。”此其说是也。若武功亦有太一之祠，则虽别称太一，亦自无害也。第不可盖没终南而别出一名耳。

《记》又曰：“终南、太一左右三十里内名福地。”《三秦记》曰：“太一在骊山西，去长安二百里，一名地肺山。”则凡指终南以为太一者，当在万年，不当在武功，此又可审也。而予于此又有见焉。福地、地肺皆道家言。皇甫谧《高士传》则曰：“四皓隐地肺山以待天下之定。秦败，自匿于终南山也。”此又因炭谷有太一祠而借四皓以信道家之语也。若夫南山首末，则不止近在关中而已也。《西域传》曰：“于阗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则自于阗南山以至长安之南山数千里相属，未尝间断，此其所以俱名南山也。李吉甫在元和间核关中终南山所历，而著诸郡县。自户、郧、武功以至长安、万年，每县皆著终南，且曰在县之某方，某方之几里，则南山之在关中者，常相联接，其不谬矣。而夫南山之行乎金城间者，可以见其果与关中南山相接也。是有迹状，不可诬也。

凡壤地相去绝远而欲行其高卑之实者，必以水准。水之所背，必其地碍高而不可通流者也。从其不可通流之始而求之，则山势高隔从何地而始，虽越数百里以至千万其里，而皆可定矣。积石河之南，其水之大，能并台支流而北向。以入于河者，为派凡二，洮、湟是也。湟水出金城塞外而东北至金城允街县，乃入于河，则是金城以西至允街之西北，其南面皆有大山焉碍水正派，而使之自鄯、兰以北入于河也。此其在南碍水之山岂非南山之在鄯、兰者欤？洮源在益州垫江县西倾山之背，已而北行，过陇山以至金城之袍罕县，乃始入河。是自梁益西北以至正北而达于河，水皆不能向南而行，则凡在南碍水之山岂非南山之在陇西金城者欤？故《西域传》列叙南山首尾而知于阗南山东出金城者，正用此为准也。若夫自金城而属乎汉之南山，则其序又有考矣。陇西于关中为西，中有陇坻。其在西一面则能隔洮水，使不能东，既足以验南山南峙之实矣。陇山东面，则在关中。关中之地有渭水焉，自鸟鼠同穴以至长安，亘五六百里间，凡其在南之水皆碍南山而北合乎渭，以入于河，则又足见陇山渭北之南，其山岗脊不断，而与于阗之南山远相连接者，又可准水以验矣。于是，会其终始，则于阗南山为南山发迹之始，而关中南山为南山东出之终。其终始皆可据信也。《秦诗》作于周世，固已指关中南山以为终南矣，所谓“终南何有，有条有梅”者是也。诗与汉史千载相望，而其言具有本末，知非班固臆说也。

秦得百二，齐得十二

田肯曰：“秦得百二，齐得十二”。其语简隐，故诸家之说纷然。师古独取苏林，其说曰：“百二者，百中之二。是二万人也。秦地险固，二万人足以当百万人也。齐得十二，言得二十万人则可当百万人也。”子恐此说未然也。肯谓“百二也者，言地据险而人力倍。苟得百矣，则其力可二。是得百人，则其力倍之，如二百人也。即无二万足当百万之文也。至谓“齐得十二”，理亦犹是也。言得十人而力可二，是十人可当二十人也，亦无二十万人可当百万之文也。肯之本语可复也，曰：“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隔越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齐，东有琅琊、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千里，持戟百万，隔绝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详其意指，则秦得百二者，言据此险阻，得一百人则可敌二百人也。若定其读，则当以“得百”为一句，而“二焉”自为一句也。是其所从以为“百二”者也。“齐得十二”者，犹云得十人则可当二十人也。亦尝以“得十”为一句，而“二焉”自为一句，则是“得十”而能“二”之，其义自明也。夫得百而二之以为二百，与得十而二之以为十二，皆言其人半而力可倍，正一理矣。而必更易其语如此诘屈者，别有理也。秦险之出国境远矣。自函谷以及潼关近八百里，其右阻河，其左并山，两面河山夹险。敌来犯关也，常在千里之外，故能得百而二之以为二百，其力可常也。若夫齐，亦有险矣。然而地远力分，若未能腧其所恃之险，则十万人之力亦可倍之以为二十万矣。若敌人来犯，已在千里之内，则险阻已自不全。故虽得十，亦不能遽为二十之用也。故秦中得百而二，常在定险之内，齐之得十而二，则在敌未犯险之前。此其分别险要而剖白言之，不一律也。此正古文之出奇者，不可以易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