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张君劢
闻主张书院制较学校为优。弟则谓两者不容偏废。凡自然科学之研究，需有宏大之规制与设备，自非有大学及研究院不可。若文哲、历史、政治、社会诸学科，则尽可于大学文法诸学院之外，得由践履笃实、学术深醇之儒别立书院，以补大学教育之不及。盖今之大学，教授与生徒之关系太疏漠，此为根本病。向在“复性讲词”中曾略言之。又今各大学研究所及中央研究院皆尚考据之风。向者宰平云：今之业考据者，比乾嘉诸老尤狭隘。如江慎修先生虽精考据，而必以义理为宗，今则无此风也。昨有徐生过此，与谈及斯，亦深不以时俗为然。弟尝谓清儒自标榜其业为汉学，实乃大谬。汉学非清儒所可貌袭也。西汉经师，其长略说以四：一、于义理虽无所发挥，而保存古义确属不少。二、诸经儒之于古义也，非但为供训说而已，而确见之身体力行，皆有敦庞朴重之风。三、通经致用为诸师一贯精神，朝廷政令及疑狱，多以经义折衷，故公卿、循吏，无不深于经术者。四、经师有实行经说中天下为公之旨，于君权极盛时代，悍然据经义上书皇帝，请其退位。如眭孟、盖宽饶等当昭宣之世，朝无莽操，野乏伏戎，其人又本无私党，而执经义，以求贤禅位责天子，至杀身而不悔。以上四端，皆可证汉师非如清儒只事考据而已，其精神特别注重在服膺经义而实践之，内以立己，外以治世，无不由乎经义，此岂清儒所得有者乎？而以汉学自鸣可乎？今之为考据者，又且不若清儒。民族衰敝，振起之道当由学术。吾欲于大学教育外，别设书院者，以此也。又今大学法学院，在学生只有终南捷径之心，冀得文凭为仕进地；在教者亦只授以求仕进之资具而已。至于克己奉公与仁民爱物，及牺牲身命以利国家之精神，凡古代贤将相及循吏之所终身持循，贤师儒之所终身切磋而不敢背所闻者，当其少年就学师传时，所读之书与所闻诸师，其熏染已甚久且深故也。今法学院有是乎？吾意大学法科卒业生若能入书院自修数年，随侍道德崇高之师，于国学加以精究，则其献身社会必有可观。总之，书院之优点甚多，今不暇深论。唯有难者，一则苟非其人，道不虚行；二则有其人矣，今之生活情形不同往昔，虽朱子、阳明复生，不能以私人聚徒讲学也，必政府知所提倡，社会有识者能尽力扶持，相与成立一有经济基础之学团，而后教者、学者得尽心力于其间。此事在今日盖难言之，不卜战事结束后有可图否？
附记：抗倭战事期间，曾有试办书院者。其初颇为社会所属望，后以其少成绩也，遂甚漠视之。近时至不喜谈“书院”二字。吾谓书院之名，今或不必沿用，然其意义，则不外民间自由讲学而已。今之私立学术机关如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之类，亦与古者书院意义相近，未尝无成绩也。是在主其事者坚苦不拔，而又必社会各方面有以扶助之耳。复性书院近注重刻书，此事极重要，亦望其能支持永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