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邓子琴
中国旧学家向有四科之目，曰义理、考据、经济、词章。此四者，盖依学人治学之态度不同与因对象不同而异其方法之故，故别以四科，非谓类别学术可以此四者为典要也。
一、义理者，穷万化之源，究天人之故。故者所以义，谓探究天地人物所以生成之理也。其方法虽用思维，而是以体认为主，于日用践履之间随处体认，默识本源，所谓精义入神，至于穷神知化。德之盛者，是此派学者之极诣也。此其所治之学在今即所谓哲学思想是已。治斯学者，其精神必迥出流俗，即决不能苟安于尘凡生活中也，否则以偷陋之心而苟袭之以自文，则无与于此学。
二、考据者，依古文籍而欲从事于某种之考核，必博搜证据，而后下断案。此其方面甚多，如名物度数等等，各画范围而专攻焉。其类别亦难悉举。此等学者为学之态度，皆注重客观事实，隐然有科学家精神。
名物度数者，文字、声音、训诂之学，皆属于名。虽一切事物皆有名，而此中但举文字音训。凡经史中关于天文、地理与草木鸟兽乃至一切器用之研究，通谓之物。度则法度、制度之称，而其涵义甚广，即社会组织与风习流变，无一不摄于此。凡一风习之成，即人人受范于其中，隐然为无形之法度。史家无一不注意于风习者。数即算数。凡考据之学，其所治之对象，无有离于数者，不独类别名物有其数而已。《周官》三百六十，体国经野，纤细毕具，必详于数。音律亦与数理相关。乃至礼义三百、威仪三千，凡精神表象，无不可以数量求也。
吾国考据之业不能发展为科学者，以其但依古文籍所记录之事物而汇详之、博征之，不知于亲所经验之自然界去观察，此所以但成为考古学之一种，毕竟不能发展为科学也。又不知措意于社会、政治与文化等方面之大问题，而但为零碎事件之搜考。学者相习成风而成为无头脑之人。前清汉学家已有此病，今则更成牢不可破之习矣。
三、经济者，为讲求实用之学。古人“经济”一词，其涵义极宽，本经世济民之义。今以计学而翻为经济，则其义已狭，而与此中所云经济殊不相当。又古人为经济之学，亦有通识与专长之分。依据历史与文集及其他专篇而博考典章、制度与军事、边务、赅外交。吏治、律例乃至河工、海防、农桑、盐铁、荒政等等，分门研究，以备当世之用，是谓专长。原本六经，旁及子史，下逮群儒之籍，博考参稽，因以达天化而通群变，古今之迁流，治乱之条贯，人伦之常纪，如信义之不可渝，是谓常纪。兴革之体要，靡不了然于心中，是谓通识。三代之英勿论已，秦汉以来贤相名儒所以佐世成化，未有不具通识者也。明季若王船山、顾亭林诸老先生，有其识而无可用。祸乱循环，又迄于兹，可胜痛哉！
四、词章者，其源出于孔门文学之科。文学所以抒写人生思想，内实则感真，感真故发之自然，自然故美也。孔子定“三百篇”为文学之宗，其论《诗》之辞，皆深妙绝伦，见于《论语》。孟子亦善言《诗》。“三百篇”皆直抒性情，无有矫揉造作，情深而文明，如天地自然之美，一真之流行故耳。及楚《骚》出，乃变为宏博恣肆，然其真自不漓，故可尚也。汉以下，乃有模拟字句，揣习声律者，其中情遂已稍衰。又《骚》之流变而为赋、颂及骈体文等。汉赋辞极典雅，而无思理可言，缺其质矣。六代人诗与其骈文，华而失真，日趋靡薄。不囿于时而独有千古者，其唯陶令之诗耶。唐人诗，虽经心造语，而自有浑成意味，所以可贵；晚唐颇趋险涩，稍失纤小，唯浑成与平易，方是广大气象耳，然较以后来宋诗，犹自远过。若夫小说、词曲、戏剧，唐以下代有作者，其短长非此所及论。然核其流别，要属词章之科。盖以广义言词章，本即文学，非仅以骈四骊六名词章也。或曰：韩愈以后之古文非词章欤？曰：此亦词章家之枝流。人情不能无酬酢，称情而抒怀，即事而纪实，诚亦有可贵者。惟传、状、铭、赞、书、序等品，恣为浮词谄语，自坏心术。又或标题立论，而浅薄无据，空疏无理，猥以论名，果何所当？韩愈、苏轼之徒，皆不学无知，虽擅末技，要是大雅所讳。
总之，四科标名虽由近代，其源实自孔门。义理则相当德行之科，经济则通政事言语二科，言语即外交辞令。词章即文学科。唯孔门考据不别立科。盖诸科学者，无一不治六艺，即无一不有考据工夫故耳。后世别有考据之科，于是言考据者乃有不达义理及昧于经济、短于词章之弊。然学问之事，毕竟古人为其简而后人日习于繁。考据之业，求其博审，欲勿擅精而不得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