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墨子
张溥泉君常欲提倡墨学。民国以来，墨学由新人物之宣扬，早已成为显学，而溥泉犹欲加提倡何耶？新人物之所弘扬者，逻辑也。墨子注重逻辑之精神，诚为后人所当承续而不容忽视，其在逻辑上之所发明，亦有可与印度西洋古代逻辑家言，互相参稽比较之处。但古学毕竟简略，要不过历史上之价值而已，若谓墨学精采只在此，则毋乃太悖。吾悼墨学之大全，久湮而不彰也，常欲为专篇以发之，其目略如下：一、墨学渊源；二、墨子之天志说与伦理思想；三、墨子之政治与社会理想；四、墨子之逻辑；五、墨家团体组织与其运动涂径并其流派。以上五目，余虽拟定，但今犹不能着笔，一则余方有极重要之工作未曾下手，不暇遽及此事；二则乱离中参考书籍太缺乏；三则老来颠沛，意兴又太不足也。
吾于此有欲略提及者，则墨子平生愿力所在，实即第三目中所谓政治社会理想，其根本原则即“兼相爱”“交相利”六字尽之。墨子生竞争之世，悼人相食之祸，而谋全人类之安宁，固承孔子《春秋》太平、《礼运》大同之旨而发挥之。谓墨子于儒学为异端，则非知墨者也。世儒徒见孟氏辟墨，不悟孟子只于伦理思想方面力辟之。儒家以孝弟为天性之发端处特别着重，养得此端倪方可扩而充之，仁民爱物，以至通神明光四海之盛。若将父兄与民物看作一例而谈兼爱，则恐爱根已薄，非从人情自然之节文上涵养扩充去。“人情自然之节文”一语，宜深玩。人情未即是天理，于人情上而有自然之节文方是天理。易言之，乃于情见性也。而兼爱只是知解上认为理当如此，却未涵养得真情出，如何济得事？不唯不济事，且将以兼爱之名而为祸人之实矣。世界上服膺博爱教义之民族，何尝稍抑其侵略之雄心耶？王船山先生《四书义》，于《有子孝弟为仁之本》一章中，痛辟佛家外人伦而侈言大悲，教人在念虑中空持大愿，却不从人伦日用或家国天下事为之际切实去陶养，只空空悬想无量众生沦溺生死海中而作意去发大悲大愿。其行出世，故不露破绽；使其涉世，则败阙立见。船山所云，确有至理。余老来教学者，只依四书，虽研佛学，而不敢轻取其大悲大愿之文以腾诸口说。德性须于天伦处立根基，于日用践履中陶养，不可于心上空作大悲大愿想，自居救主而卑视众生，反损其本来万物一体之性分。悲愿非不当谈，却须如孔孟谈仁谈志始得。吾怀此意久，未及发抒，他日当别为论。孟子辟墨之兼爱，船山辟佛之空谈悲愿，佛经中谈悲愿，多托为神话，造作种种故事，如马鸣《庄严经论》中可见一斑。均有深旨。非于人生有深切领会及于生活真留意者，难与论此义。孟子以能言距墨为圣人之徒，其自任如此之重，诚不偶然。但孟子融摄墨义处却亦不少，如云“天下定于一”，云“善战者服上刑”，此皆与墨氏主张相通。其曰“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与墨子抵抗侵略之意亦近。其称墨子曰“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则为之”，亦可谓尊仰之极已。庄子仅叹为天下之好也，才士也夫，则犹未道得墨子之精神也，孰谓孟子一概辟墨耶？道家本放任主义，其于墨氏救世之积极精神，故不深体之，而孟子远矣。墨子盖深受儒家思想之影响，而卒与之反。其于老氏或亦不无关，如非乐、节葬等等主张，与反朴守俭意思皆相通。老子当稍后于孔子，但相距决不远。道家之徒伪托老为孔子师，可见其时代较接近。孔、老皆于玄学或哲学特有发明，墨子却不谈玄、哲而唯依信仰，独崇天志。其所谓天志，非必谓大神也，盖一极超越的理念而为一切道德规律之所自出耳。墨子并未常以天志来说明宇宙，只以全人类兼相爱、交相利之一大原则为本于天志，其伦理思想之根据在此，其政治社会思想之根据皆在此。墨子之天志，既不是宗教家之神，又不同玄学或哲学家要组成一套理论，彼直诉诸其超脱知识与计较之最高纯洁信念而承认之，此等信念简单而有力，其能摩顶放踵以利天下，非偶然也。然墨子当各种思想发达之世，单提此等信念，又恐人之莫我从也，故又提倡逻辑，欲使人类思想避免错误，使皆得到正确的知识，即知兼相爱、交相利者为顺于天志，为人生合理的生活，是为真知，否则悖。在《墨辨》中随处可见此等密意。
墨子不唯言兼爱，而必益以交相利，此最切实有用。世界经济问题，唯依此一大原则乃有大同太平之休。只要人类的思想能免除自私自利的错误，此事并不难做到。
墨子极富于信仰的宗教精神，又具有极理智的科学态度，此在世界思想史上是一个最奇特的人，不独在中国为仅见而已。
然今欲提倡墨学，不仅在其逻辑，而在其具有坚实深厚的信仰。对于真理无信仰，只搬弄浮泛知识，此为人生堕落而不成乎人之一种衰象，尤以吾国人今日为更可哀。墨学如何提倡得起？吾不禁感慨系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