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文须论声律，其说始于魏晋之际，而遗文粲然可见者，惟士衡《文赋》数言。其言曰：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虽逝止之无常，固崎锜而难便；苟达变而识次，犹开流以纳泉；如失机而后会，恒操末以续颠；谬玄黄之袟叙，故淟涊而不鲜。细审其旨，盖谓文章音节须令谐调，本之《诗序》情发于声，成文为音之说，稽之《左氏》琴瑟专壹，谁能听之之言，故非士衡所创获也。其后范蔚宗自谓识宫商，别清浊，能适艰难，济轻重，遂乃讥诃古今文人，谓其多不全了此处。沈约作《宋书》，于《谢灵运传》后为论云：灵均以来，此秘未睹。或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其说勇于自崇，而皆忘士衡导其先路，所以来韩卿之议也。然声律之论，实以永明为极盛之时。《南史·陆厥传》云：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音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轻重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夫王谢诸贤，身皆贵显，佐以词华，宜其致士流之景慕，为文苑别辟术阡。即实论之，文固以音节谐适为宜，至于襞积细微，务为琐屑，笑古人之未工，诧此秘为独得，则亦贤哲之过也。彦和生于齐世，适当王沈之时，又《文心》初成，将欲取定沈约，不得不枉道从人，以期见誉。观《南史》舍人传，言约既取读，大重之，谓深得文理，知隐侯所赏，独在此一篇矣。当其时，独持己说，不随波而靡者，惟有钟记室一人，其《诗品》下篇诋诃王谢沈三子，皆平心之论，非由于报宿憾而为之。若举此一节而言，记室固优于舍人无算也。嗟乎！学贵随时，人忌介立，舍人亦诚有不得已者乎！自梁以来，声律之学，愈为精密，至于唐世，文则渐成四六，诗则别有近体，推原其溯，不能不归其绩于隐侯，此韩卿所云质文时异，今古好殊，谓积重难反则可，谓理本宜然则不可也。纪氏于《文心》它篇，往往无故而加攻难，其于此篇则曰：齐梁文格卑靡，独此学独有千古，钟记室以私憾排之，未为公论也。夫言声韵之学，在今日诚不能废四声，至于言文，又何必为此拘忌？纪氏盖以声韵之学与声律之文并为一谈，因以献谀于刘氏。元遗山诗云：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纪氏之于《文心》亦若此矣。详文章原于言语，疾徐高下，本自天倪，宣之于口而顺，听之于耳而调，斯已矣。典乐教胄子以诗歌，成均教国子以乐语，斯并文贵声音之明验。观夫虞夏之籍，姬孔之书，诸子之文，辞人之作，虽高下洪细，判然有殊，至于便籀诵、利称说者，总归一揆，亦何必拘拘于浮切，龂龂于宫徵，然后为贵乎？至于古代诗歌，皆先成文章，而后被声乐，谐适与否，断以胸怀，亦非若后世之词曲，必按谱以为之也。自声律之论兴，拘者则留情于四声八病，矫之者则务欲隳废之，至于佶屈蹇吃而后己，斯皆未为中道。善乎钟记室之言曰：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斯可谓晓音节之理，药声律之拘。《庄子》云：市南宜僚弄丸，而两家之难解。惟钟君其足以与此哉。今仍顺释舍人之文，附沈陆钟三君之说于后。
《诗大序》疏云：原夫作乐之始，乐写人音，人音有小大高下之殊，乐器有宫徵商羽之异，依人音而制乐，托乐器以写人，是乐本效人，非人效乐。案冲远此论，与彦和有如合符矣。
案彦和此数语之意，即云言语已具宫商。文章下当脱二字，者下一豆，神明枢机四字一豆，吐纳律吕四字一豆。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曰：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诎之，其声反清徵者乃教之。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宫，徐呼中徵，疾不中宫，徐不中徵，不可谓教。案韩非之言，乃验声之术，彦和引用以为声音自然之准，意与韩子微异。
案此二句有讹字。当云宫商响高，徵羽声下。《周语》曰：大不逾宫，细不逾羽。《礼记·月令》郑注云：凡声尊卑取象五行，数多者浊，数少者清。案宫数八十一，商数七十二，角数六十四，徵数五十四，羽数四十八，是宫商为浊，徵羽为清，角清浊中。彦和此文为误无疑。
此言声所从发，非蒙上为言。
《乐记》云：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注曰：曲直，歌之曲折也，繁瘠廉肉，声之鸿杀也；节奏，阕作进止所应也。《正义》曰：曲谓声音回曲，直谓声音放直，繁谓繁多，瘠谓省约，廉谓廉棱，肉谓肥满。案从郑注，廉肉属乐器言，不属人声言。
言声乐不调，可以闻而得之，独于文章声病往往不憭。
此即隐侯所云前有浮声，后须切响，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者也。飞谓平清，沉谓仄浊。双声者二字同纽，叠韵者二字同韵。一句之内，如杂用两同声之字，或用二同韵之字，则读时不便，所谓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也。一句纯用仄浊，或一句纯用平清，则读时亦不便，所谓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扬不还也。辘轳交往二语，言声势不顺。黄注引《诗评》释之，大谬。
此与士衡音声迭代，五色相宣之说同旨，究其治之之术，亦用口耳而已，无他妙巧也。记室云：清浊通流，口吻调利。盖亦有寻讨之功焉，非得之自然也。
即谓文。扬子《法言》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
案下吟咏二字衍。
案一句之内，声病悉祛，抑扬高下，合于唇吻，即谓之和矣。沈约云：十字之文，颠倒相配。正谓此耳。
案此谓能自然合节与不能自然合节者之分。曹潘能自然合节者也，陆左不能自然合节者也。纪评未憭。
此诗人对下《楚辞》而言，则指三百篇之诗人。
案《文赋》云：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彦和盖引其言以明士衡多楚。不以张公之言而变，知楚二字乃涉上文而讹。
此言文中用韵，取其谐调，若杂以方音，反成诘诎。今人作文杂以古韵者，亦不可不知此。
南，原作东。孙云：《新论·审名》篇：东郭吹竽而不知音。袁孝政注亦以齐宣王东郭处士事为释。是古书南郭自有作东郭者，不必定依《韩子》，但滥竽事终与文义不相应。侃谨案：彦和之意，正同《新论》，亦云不知音而能妄成音，故与长风过籁连类而举。章先生云：当作南郭之吹于耳，正与上文相连。《庄子》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此本南郭子綦语，而彦和遂以为南郭事，俪语之文，固多此类，后人不明吹于之义，遂误加竹耳。侃谨案：如师语亦得，但原文实作东郭。自以孙说为长。
槿，《礼记》作堇。《释文》曰：菜也。
言声病既祛，宫商自正也。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
史臣曰：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刚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六义所因，四始攸系，升降讴谣，纷披风什，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或无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广，王褒、刘向、杨、班、崔、蔡之徒，异轨同奔，递相师祖，虽清辞丽曲，时发乎篇，芜音累气，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艳发，文以情变，绝唱高踪，久无嗣响。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自汉至魏，四百馀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工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源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徒以赏好异情，故意制相诡。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馀烈，事极江左。有晋中兴，玄风独扇，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殚乎此。自建武暨于义熙，历载将百，虽比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若夫敷衽论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数，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上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均，取高前式。自灵均以来，多历年代，虽文体稍精，而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弥远，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谬。如曰不然，请待来哲。
陆厥与沈约书
范詹事《自序》：性别宫商，识清浊，特能适轻重，济艰难，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尚书亦云：自灵均以来，此秘未睹，或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弥远。大旨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辞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观历代众贤，似不都暗此，而云此秘未睹，近于诬乎。案范云不从根本中来，尚书云匪由思至，斯可谓揣情谬于玄黄，擿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时有会此者，尚书云或暗与理合，则美咏清讴，有辞章调韵者，虽有差谬，亦有会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离，前哲同所不免，文有开塞，即事不得无之。子建所以好人讥弹，士衡所以遗恨终篇，既曰遗恨，非尽美之作，理可诋诃。君子执其诋诃，便谓合理为暗，岂如指其合理，而寄诋诃为遗恨邪！自魏文属论，深以清浊为言，刘桢奏书，大明体势之致， 妥帖之谈，操末续颠之说，兴玄黄于律吕，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睹，兹论为何所指邪？故愚谓前英已早识宫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论所申，至于掩瑕藏疾，合少谬多，则临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无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谓不改则不知，斯曹陆又称竭情多悔不可力强者也。今许以有病有悔为言，则必自知无悔无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为暗，何独诬其一了一合之明乎！意者亦质文时异，古今好殊，将急在情物而缓于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犹且美恶相半，章句意之所缓，故合少而谬多，义在于斯，必非不知明矣。《长门》、《上林》，殆非一家之赋，《洛神》、《池雁》，便成二体之作；孟坚精整，《咏史》无亏于东主，平子恢富，《羽猎》不累于凭虚；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称是，杨修敏捷，《暑赋》弥日不献。率意寡尤，则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赊于七步。一人之思，迟速天悬，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独宫商律吕，必责其如一邪？论者乃可言未穷其致，不得言曾无先觉也。
沈约答陆厥书
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繁，配五声之约，高下低昂，非思力所举。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何况复过于此者乎？灵均以来，未经用之于怀抱，固无从得其仿佛矣。若斯之妙而圣人不尚，何邪？此盖曲折声韵之巧，无当于训义，非圣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云譬之雕虫篆刻，云壮夫不为。自古辞人，岂不知宫羽之殊，商徵之别。虽知五音之异，而其中参差变动，所昧实多，故鄙意所谓此秘未睹者也。以此而推，则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处。若以文章之音韵，同弦管之声曲，则美恶妍蚩，不得顿相乖反，譬犹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阐缓失调之声。以《洛神》比陈思他赋，有如异手之作，故知天机启则律吕自调，六情滞则音律顿舛也。士衡虽云炳若缛锦，宁有濯色江波，其中复有一片是卫文之服，此则陆生之言，即复不尽者矣。韵与不韵，复有精粗，轮扁不能言，老夫亦不尽辨此。
诗品下序
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或谓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尝试言之曰：古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为韵之首，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者异矣。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韵耶？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唯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常欲造《知音论》，未就。王元长创其首，谢、沈约扬其波，三贤咸贵公子孙，幼有文辨，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转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于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
沈休文酷裁八病，令人苦之。所谓八病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是也。记室云：蜂腰鹤膝，闾里已具。盖谓虽寻常歌谣，亦自然不犯之，可毋严设科禁也。兹檃括《诗纪》别集二所说释八病如次。
平头。
上尾。
蜂腰。
鹤膝。
大韵。
小韵。
旁纽。
正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