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闺秀艺文略》序
单不庵先生把他的姊姊钱夫人士厘女士的《清闺秀艺文略》五卷送给我看，问我愿不愿做一篇序。我看了这部书，很有点感想，遂写出来请钱夫人和不庵先生指教！
这部《闺秀艺文》目录起于明末殉难忠臣祁彪佳的夫人商景兰，讫于现代生存的作者，其间不过三百年，而入录的女作家共有二千三百十人之多。钱夫人一个人的见闻无论如何广博，搜求无论如何勤劳，总不免有不少的遗漏。然而她一个人的记载已使我们知道这三百年之中，至少有二千三百多个女作家，近三千种的女子作品了。凡事物若不经细密的统计，若仅仅用泛泛的笼统数字，决不能叫人相信。钱夫人十年的功力便能使我们深信这三百年间，有过二千三百多个女作家，这是文化史上的一大发现，我们不能不感谢她的。
我又把这本《艺文》目录里的女作家，依她们的籍贯，作一个分省的统计，便得着下列的结果：
省别 人数 百分比
江苏 748 32.3
浙江 706 30.5
安徽 119 5.1
福建 97 4.2
湖南 71 3
江西 57
直隶 51
山东 44
满洲 42（汉军不在内）
广东 38
湖北 20
四川 19
河南 18
广西 15
山西 13
陕西 10
贵州 10
汉军 10
云南 6
甘肃 4
未详 212
总计 2310
这里面，江苏和浙江各占全国近三分之一。江浙两省加上安徽，便占了全国整整三分之二以上，再加上福建，湖南，便整整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三。
这种比例，并不是偶然的。从前顾颉刚先生做了一部《清代著述考》，全书至今未完，但他曾依各人的籍贯，分省分县作一个统计表。他的结果也是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作家为最多。三省之中，各县也有多寡的不同：如江苏则以苏，松，常，太各属为最多；浙江则以杭，嘉，湖为最多；安徽则以安庆，徽州两府为最多。钱夫人的目录，如果分府分县统计起来，一定也可得同样的结果。这都可见女作家的地域分配确然和各地域的文化状况成比例，决不是偶然的。
三百年之中，有二千三百多个女作家见于记载，这是很可以注意的事实。在一个向来轻视女子，不肯教育女子的国家里，这种统计是很可惊异的了。这种很可惊异的现象，我想起来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环境虽然恶劣，而天才终是压不住的，故有天才的女子，往往不需要多大的栽培，自然有她们的成就；第二，在“书香”的人家，环境本不很坏，有天才的女子在她的父兄的文学环境之下受着一点教育，自然有相当的成就。
钱夫人的目录里有旌德某氏三姊妹的著作，她们的父亲是一个成功的八股家，他对于他的几个儿子存着很大的期望，用种种很严厉的手段督教他们。儿子背不出书，要罚跪在大街上，甚至被牵出去游街。一个儿子受不过这样野蛮的羞辱，遂服毒自杀了。乡里的人都不平，有人编出一本《某翰林逼子》的新戏来。这位翰林公花了不少钱，才得不开演。然而他的三个女儿在外家长大，受了一点教育，不用罚跪，不用游街，都成了女诗人。这不是“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故事吗？这三百年中的女子作家，大概有许多人是这样的吧！
钱夫人的目录里又有崔东壁的夫人成静兰的《绣余集》与《爨余集》。最近，我见着她的原书，有自序一篇，其中说自己的作诗的经过道：
余从先大人宦关中，时年十有一矣，先孺人始教之识字，读唐人诗数十首。先君公事之暇，时命与兄姊为偶语，暨年十四五，侍先君侧，见人有以诗呈者，则喜动颜色，辄不自揣，遂学弄韵，欲承一日之欢。然先孺人课女红严，无暇读书，亦未知讲求声律，是故所作多小儿语，亦有不成章者。于归后，家綦贫，无人代操井臼，诸劳苦琐事，无不身亲，是以更无暇学诗，然舅姑喜读书，因未尽弃旧业。舅多病，每呈诗至，则无一破颜失所苦，而小娘亦略知声律，常唱和于针线刀尺间。……其后数年，随良人设帐于外，颇有暇时，而客中亦多感触，故诗多异乡之作……。
这便是我所谓女作家的环境。“课女红严”，“于归后，家綦贫，诸劳苦事，无不身亲，是以更无暇学诗”，这都是不适宜的环境。然而她的父亲“见人有以诗呈者，则喜动颜色”，她的公公见她“呈诗至则为一破颜失所苦”；她的小娘又懂一点声律，她的丈夫又是一个大学者，这都是适宜的环境。有点天才的女子自能战胜不适宜的环境，自能充分运用适宜的环境，故少时读了几十首唐诗，也会产生一个女诗人了。
故三百年中有这么多的女作家见于记载，并不是环境适宜于产生女作家，只是女作家偶然出于不适宜的环境之中，如果有更好的家庭境地和教育制度，这三百年的女子不应该只有这一点点成绩。
这三百年中女作家的人数虽多，但她们的成绩都实在可怜的很！她们的作品绝大多数是毫无价值的。这是我们分析钱夫人的目录所得的最痛苦的印象。
这近三千种女子作品之中，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九是诗词，是“绣余”，“爨余”，“纺余”，“黹余”的诗词。诗词之外，算学只有
江缃芬 《算草》一卷
王贞仪 《算术简存》五卷
《重订策算正譌》
《西洋筹算》
《象数窥余》四卷
《星象图释》二卷
医学只有
曾 懿 《古欢室医学篇》八卷
史学稍多，有
刘文如（阮元之妾） 《四史疑年录》七卷
陈尔士（钱仪吉之妻）《历代后妃表》
汪 清 《国朝列女征略》十六卷
《国朝孝子征略》十卷
葛 定 《历代后妃始末》
曹雪芬 《廿四史列女合传》
经学及音韵训诂之学有
陈尔士 《授经偶笔》
萧道管（陈衍之妻） 《说文重文管见》
《列女传集注》
梁 氏 《音韵纂组》
王照圆（郝懿行之妻）《诗说》二卷
《诗问》七卷
《烈女传补注》八卷
曾 彦 《妇礼通考》
许诵珠 《经说》，《小学说》
沈 绮 《徐庾补注》四卷
戴 礼 《大戴礼注》
叶蕙心 《尔雅古注斠》三卷
此外，尚有评选诗文的，最著名的有汪端的《明三十家诗》十六卷。这二千三百人中，在诗词之外有成绩的，不过这几个人而已。这几个人大都是生于学者的家中，或嫁的是学者的丈夫，也因为环境的薰染，遂有学术上的贡献。我们因此可以推想无数有天才的女子，若生在现代的文明的国家，受了相当的教育，未尝不能有相当的科学贡献，如王贞仪的算学，便是绝好的例。不幸她们生在我们这个畸型的社会里，男子也只会做八股时文，女子更以无才为有德。崔东壁夫人的自序里说，“夫女子以德为贵，诗非所宜”。王光燮作《王采薇传》云：“余以诗非女子所宜，故秘之”。诗尚非女子所宜，何况其他的学问？这两千多个女子所以还能做几句诗，填几首词者，只因为这个畸型社会向来把女子当作玩物，玩物而能做诗填词，岂不更可夸炫于人？岂不更加玩物主人的光宠？所以一般稍通文墨的丈夫都希望有“才女”做他们的玩物，替他们的老婆刻集子送人，要人知道他们的艳福。好在他们的老婆决不敢说老实话，写真实的感情，诉真实的苦痛，大都只是连篇累牍的不痛不痒的诗词而已。既可夸耀于人，又没有出乖露丑的危险，我想一部分的闺秀诗词的刻本都是这样来的吧？其次便是在一个不肯教育女子的国家里，居然有女子会做诗填词，自然令人惊异，所谓“闺阁而工吟咏，事之韵者也”。（叶观国题《长离阁集》）。物稀为贵，故读者对于女子的作品也往往不作严格的批评，正如科举时代考官，对于“北卷”另用一种宽大标准一样。在诗文选本里，闺秀与和尚，道士，同列在卷末，聊备一格而已。因此，女子的作品，正因为是女子的作品，传刻保存的机会也就不少了。再其次，才是真正有文学价值的诗词，如纪映淮，王采薇之流，在这三千种书目里，只占得绝少数而已。
三百年中有两千三百多女子作家，不可算少了。但仔细分析起来，学术的作品不上千分之五；而诗词之中，绝大多数都不痛不痒的作品，很少是本身有文学价值的。这是多么可怜的事实！
我们因此可以知道“无心插柳”，有时也可以成荫。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终是不可逃的定理。不肯教育女子，女子终不能有大成就；不许女子有学问，女子自然没有学说上的成就可说；不许女子说真话，写真情，女子的作品自然只成为不痛不痒的闺阁文艺而已。
最后，我对于钱夫人的书，要表示很诚恳的敬意。她用了十年的功力，使我们对于中国女子问题得着一个统计的基础，使我们知道女子的文化和普通文化区域上的分配是一样的，使我们知道三百年的朴学风气里也产生了几个朴学女子，又使我们知道三百年的八股教育里，女子的文艺也只是近三千种有韵的八股。钱夫人的书，是三百年文化史的一部重要材料，这是无可疑的。
钱夫人的书，考证甚谨严，排比甚明晰。她自己说：
此编于能诗者，母女，姑妇，姑侄，姊妹，家风所衍，风雅所萃，渊源所自，每就知者互举之。（卷一，页一）
这个方法，使人更明瞭我们所谓作者的环境，是于文化史家最有益的。但全书有三点，不能不认为缺陷：第一，各书皆未注明出处；第二，作家年代有可考见者，若能注明，当更有史学价值；第三，各书之下若能注明“存”，“佚”，“知”，“见”，也可增益全书的用处。钱夫人以为如何？
还有一点，也可供作者考虑。这三百年中，有些女子著作了不少的小说，弹词。远者如“心如女史”的《笔生花》，近者如劳邵振华（邵班卿之女，劳玉初之子妇）的《侠义佳人》，也都是三百年中的闺秀作品。以流传之广，影响之大而言，《笔生花》一类的书，要算是三百年中最重要的著作。钱夫人若收集这一类的著作，考订作者的真姓名和年代籍贯，列入这部闺秀文献志里，便可使这部书更完全，而后人对于这三百年的文艺真相也可以更明了了。钱夫人以为如何？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