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战爆发后之枣宜战役

欧战爆发后之枣宜战役

李宗仁

敌人自在随枣地区受创之后,短期内无力再犯,我方亦得一喘息机会,军事委员会乃将五、六两战区作战地境略作调整。

第五战区在当时辖地最广。不特在敌后的大别山地区仍归我直接指挥,即鲁南、苏北名义上亦属五战区战斗序列之内。但是自武汉失守,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因素为蒋先生所宠信而身兼数要职,然事实上未能常川坐镇前方,指挥作战。军委会乃将其辖区分割,另成立第九战区,任命薛岳为司令长官。另将宜昌以下的江防,由五战区划出,改归陈诚指挥。五战区重心既已北移,则襄樊已不是中心所在。民国28年秋,我乃将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迁往光化县的老河口。

迁老河口后的第一项设施,便是在市外约五里地的杨林铺成立第五战区干部训练班,由我担任主任。调本战区校官以上各级军官前来受训,旨在提高战斗精神,检讨作战经验,增进战斗技术,并联络感情,收效极宏。另于襄河西岸距老河口约90里地的草店成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八分校。校址设于武当山下诸宫殿式建筑的驿站中。该校除招收知识青年外,并调各军下级干部前来受训,故有学生队与学员队之分。因抗战已过三年,全国军队久经战斗,下级军官伤亡甚巨,亟待补充之故。

第八分校校长名义上为蒋委员长兼任,实际上,设一教育长负其全责。第一期,我呈请中央调桂林绥靖公署中将参谋长张任民为教育长。第二期,调五战区参谋长徐祖诒中将担任。徐的遗缺则由副参谋长王鸿韶接替。徐、王二人都是我国军界难得的人才,各有所长。然二人在长官部工作,意见时时相左,此亦中外所恒有的人事问题,足使身为主管长官的,有难为左右袒之苦,适祖诒有意担任斯职,我乃特为举荐,以作一事两全的安排。

此时在敌我对峙的休战状态中,我乃用全副精神主持干部训练班事宜。

民国28年9月初,希特勒忽出兵侵略波兰,英、法两国与波兰缔有军事同盟条约,遂被迫对德宣战。欧战爆发了。为应付这个突如其来的新局面,蒋委员长特地在重庆召集军事会议,加以商讨。我便应召赴渝。其实在会上所讨论的,仍然只是一些国内战事的问题罢了。

在重庆会毕,我乘机向蒋委员长告假半月,回桂林省亲。因家母年高多病,很想看看我。军事委员会乃特地为我预备一架小飞机,直飞桂林。这是七七事变后我第一次返乡。桂林各界欢迎的热烈,与母子相见的欢愉,自不待言。

我自桂林回到老河口不久,便接获可靠情报,敌人受德国闪电战胜利的刺激,也预备和我们来一个闪电战。(民国)28年9月,敌方成立所谓“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以西尾寿造为总司令,板垣征四郎为总参谋长。(民国)29年4月中旬,集中了六七个师团的兵力,要再到随枣地区来扫荡我第五战区。

我方的部署,大致是:(一)以精锐的黄琪翔第十一集团军第八十四军守襄花公路正面;(二)以川军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许绍宗代总司令)部守襄河以东地区;(三)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守襄河西岸;(四)以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守北线桐柏山以北地区。

战事于5月1日开始。敌军仍分三路西进,大致如前次随枣会战时的姿态。不过,此次敌方对我正面只是佯攻,以吸引我主力。另以重兵配以坦克百余辆和飞机七八十架,自襄河东岸北进,猛攻我许绍宗部。许部不支,退入大洪山核心。敌遂长驱直入,直捣双沟,拟与北部会师,对我方主力进行大包围的歼灭战。我即令黄琪翔迅速北撤,以免被围。敌于5月8日冲入枣阳,与我掩护撤退的第一七三师发生激战。我方以众寡不敌,且战且走,节节抵抗。第一七三师自师长钟毅以下,大半于新野县境殉国。而我方主力却赖以撤出敌人包围圈。敌人既扑一个空,我军乃自外线实行反包围,由两翼将敌军向中央压缩,加以歼灭。双方战斗至为激烈。至11日,敌卒不支,向东南撤退。16日,我军且一度克复枣阳。

此时我方防守襄河西岸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尚有一部未参战,我乃电令张总司令自忠“派有力部队,迅速渡河,向敌后出击”,以便将襄河东岸之敌拦腰斩断。自忠乃亲率其总司令部直属的特务营和七十四师的两个团,遵令渡河。于南瓜店附近一举将敌军截为两段。敌军被斩,乃密集重兵,自南北两路向张部夹攻。大兵万余人,如潮涌而来。自忠所部仅两团一营,断不能抵御,随行参谋人员暨俄顾问都劝自忠迅速脱离战场。孰知自忠已下必死决心,欲将敌军拖住,以便友军反攻,坚持直至所部将士伤亡殆尽,自忠亦受重伤倒地,才对身旁卫士说:“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平安。大家要杀敌报仇!”遂壮烈殉国,为抗战八年中,集团军总司令督战殉国唯一的一人。

自忠在奉命渡河时,曾有亲笔信致该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略谓:“因战区全面战争关系,及本身的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如不能与各师取得联络,本着最后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做好做坏,一切求良心得此安慰,以后公私,请弟负责。由现在起,或暂别,或永别,不得而知。”足见自忠在渡河前已抱必死的决心。

回忆抗战开始时,自忠自北平南下,在南京几被人诬为汉奸而遭受审判。我当时只觉得不应冤枉好人,故设法加以解脱,绝未稍存望报之心。孰知张自忠竟是这样一位血性汉子,一旦沉冤获雪,便决心以死报国。在他瞑目前的一刹那,“国家”“民族”之外,对我这位“司令长官”犹念念不忘。我国古代的仁人志士都以“杀身报国”,以及以“死”来报答“知己”为最高德行,张自忠将军实兼而有之了。

张自忠死后,我方虽损一员能将,然敌在随、枣一带,终不得逞。各路敌军与我军均陷入胶着状态。

敌人在五战区既无法越雷池一步,乃在6月初再度增援,舍开五战区正面,在襄河下游强渡,向六战区采取攻势,与陈诚将军展开宜昌争夺战。6月1日,敌人一度侵入襄阳、樊城。经我们自外线反击,敌人不敢死守,乃将襄、樊焚毁一空,于6月3日向南窜撤。我军乃于6月3日连克襄樊与枣阳。唯六战区方面之敌,于6月14日侵入宜昌,据城死守,我军屡攻不克,宜昌遂为敌所有。

自此我五战区通往重庆后方的水路被阻,以后只有自老河口翻越崇山峻岭,改走巴东一线了。

敌人虽占有宜昌,然襄、樊和大洪山一带,我军对其威胁始终无法解除。(民国)29年9月我军为策应长沙会战,曾对宜昌之敌发动反攻,以牵制其兵力。故敌人对随、枣一带我军根据地,终视为眼中钉,必去之而后快。是年11月,汪精卫在南京组织的伪政府正式获得敌方承认。敌人以军事配合政治,又以几个师团兵力再向随枣地区进攻。自11月24日至30日,经七昼夜的苦战,襄花路上敌遗尸数千具,仍一无所获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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