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状况之部分的推想
自虞夏至春秋，阅时千六七百年。其间社会物质上之嬗变，不知凡几。三代各异其都，至春秋而文物分化发展，所被幅员，比今十省。各地民俗物宜不齐，欲将千余年时间万余里空间之一切经济状况概括叙述，谈何容易。本论所云，不敢云遍，一部分而已；不敢云真，推想而已。
吾侪所最欲知者，古代田制——或关于应用土地之习惯——变迁之迹何如？凡社会在猎牧时代，其土地必为全部落人所公有，如现在蒙古青海皆以“某盟某旗牧地”为区域名称，即其遗影也。盖猎牧非广场不可，故地只能公用而无所谓私有，及初进为农耕时，则亦因其旧，以可耕之地为全族共同产业。《诗·周颂》云：
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思文》）
此诗歌颂后稷功德，言上帝所赐之麦种，普遍播殖，无彼我疆界之分。最古之土地制度盖如是。其后部落渐进为国家，则将此观念扩大，认土地为国有。故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北山》）此种国有土地，人民以何种形式使用之耶？（《诗》云：“无此疆尔界”。是则作诗时必已有彼我疆界，故追念古迹而重言其特色也。此诗假定为周成康时作，则其时土地私有权当已成立。）据孟子云：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滕文公上》）
孟子所说，是否为历史上之事实，虽未敢尽信，但吾侪所能以情理揣度者。一、农耕既兴以后，农民对于土地所下之劳力，恒希望其继续报酬，故不能如猎牧时代土地之纯属公用，必须划出某处面积属于某人或某家之使用权。二、当时地广人稀，有能耕之人，则必有可耕之田，故每人或每家有专用之田五七十亩乃至百亩，其事为可能。三、古代部落，各因其俗宜以自然发展，制度断不能划一。夏、殷、周三国，各千年世长其土，自应有其各异之田制。以此三事，故吾认孟子之说为比较的可信，即根据之以研究此三种田制之内容何如。
一、贡。贡者，人民使用此土地，而将土地所产之利益，输纳其一部分于公家也。据孟子所说，则其特色在“校数岁之中以为常”而立一定额焉。据《禹贡》所记，则其所纳农产品之种类，亦因地而殊，所谓“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是也。《禹贡》又将“田”与“赋”各分为九等，而规定其税率高下。孟子所谓“贡制”殆兼指此。但此种课税法，似须土地所有权确立以后始能发生，是否为夏禹时代所曾行，吾不敢言。所敢言者，孟子以前，必已有某时代、某国家曾用此制耳。
二、助。孟子释助字之义云：“助者藉也。”其述助制云：“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此或是孟子理想的制度，古代未必能如此整齐画一。且其制度是否确为殷代所曾行，是否确为殷代所专有，皆不可知。要之古代各种复杂纷歧之土地习惯中，必曾有一种焉，在各区耕地面积内，划出一部分为“公田”，而藉借人民之力以耕之。此种组织，名之为助，有公田则助之特色也。公田对私田而言。（《夏小正》云：“初服于公田。”《夏小正》所记天体现象，经学者考定为西纪前一千年中国北方所见者，故其书当为商周之际之著作。）《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大田》）据此则公田之制，为商周间人所习见而共晓矣。土地一部分充公家使用，一部分充私家使用，私人即以助耕公田之劳力代租税，则助之义也。
三、彻。《诗》：“彻田为粮。”（《公刘》）所咏为公刘时事，似周人当夏商时已行彻制。彻法如何，孟子无说。但彼又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意谓耕者之所入九分而取其一，殆即所谓彻也。孟子此言，当非杜撰，盖征诸《论语》所记：“哀公问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公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可见彻确为九分或十分而取其一。鲁哀公时已倍取之，故曰“二吾犹不足”，二对一言也。观哀公有若问答之直捷，可知彻制之内容，在春秋时尚人人能了，今则书阙有间，其与贡助不同之点安在，竟无从知之。《国语》记：“季康子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不对，私于冉有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远近。……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鲁语》）藉田以力则似助，砥其远近则似贡，此所说若即彻法，则似贡助混合之制也。此法周人在邠岐时，盖习行之，其克商有天下之后，是否继续，吾未敢言。
据此种极贫乏且蒙混之史料以从事推论，大抵三代之时，原则上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而使用权则耕者享之。国家对于耕者，征输其地力所产什之一或九之一。此所征者，纯属公法上之义务，而非私法上之酬偿。除国家外，无论何人，对于土地，只能使用，不能“所有”也。然而使用权享之既久，则其性质亦渐与所有权逼近矣。故谓古代凡能耕之民，即能“所有”其土地使用权，亦无不可。换言之，则谓土地私有制在事实上已成立，亦无不可。惟使用权是否可以买卖，史籍中无明文可考。（《曲礼》言：“田里不鬻”，似土地不能买卖。然又言：“献田宅者操书致”，则是有地契矣。要之《戴记》所述多秦汉时之事实或其时学者之理想，未可遽据以论定古制。）在此事未得确证以前，未可遽认私有制为完全存在也。
其后土地私有制又换一方向以发展焉。夫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者，本属公权的意味。质言之，则土地国有而已。虽然，事实上既以君主代表国家，君与国易混为一谈，寖假而公权私权之观念亦混。于是发生一种畸形的思想，认土地为天子所有。天子既“所有”此土地，即可以自由赐予与人，故用封建的形式“锡土姓”（《书·禹贡》文）。“锡之山川，土田附庸”（《诗·宫》文），是即天子将其土地所有权移转于诸侯也。诸侯既“所有”此土地，又得自由以转赐其所亲昵，故卿大夫有“采地”有“食邑”。——此种事实，《左传》、《国语》及其他古籍中记载极详，今不枚举。——是即土地所有权移转于诸国之臣下也，于此有极当注意者一事焉。（汉后儒者，喜谈封建井田，辄谓此两制同时并行。不知井田为土地国有制，而此制与封建制下之食邑采地实不相容也。）即此所谓移转者，实为所有权而非使用权。盖所有此土地之人，并非耕用此土地之人也。以吾所推度，土地私有制盖与封建制骈进，最迟到西周末春秋初，盖已承认私有为原则。《诗》曰：“人有土田，女反有之。”（《瞻卬》）“人有”者，谓吾本有此土田之使用权也。“女反有之”者，谓夺吾之使用权变为汝之所有权也。至是既无复“王土”之可言矣。
在此种状态之下，吾侪所亟欲研究者，则前此享有“土地使用权”之农民，其地位今复何如？前此所耕为“王土”，以公法上之义务输地力所产之一部分以供国用，于情理为甚平。今所耕者，什九皆贵族采地也。彼贵族者皆不耕而仰食于农，故诗人讥之曰：“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伐檀》）农民使用此土地，除国家正供外，尚须出其一大部分以奉田主。于是民殆不堪命，晏婴述当时齐国人之生活状况曰：“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左·昭三》）他国如何？虽史无明文，度亦不相远。夫农业国家唯一之生产机关在土地，土地利益之分配，偏宕至于此极。此则贵族政治所以不能不崩坏，而社会问题，所以日萦于当时学者之脑，而汲汲谋解决也。
附录四 《春秋》“作税亩”、“用田赋”释义
《春秋宣十五年》，“初税亩”。《左传》云：“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公羊传》云：“……讥始屡亩而税也。何讥乎始屡亩而税？古者什一而藉。……”后儒多解初税亩为初坏井田，似是而实非也。古代之课于田者，皆以其地力所产比例而课之，无论田之井不井皆如是，除此外别无课也。税亩者，除课地力所产外又增一税目以课地之本身——即英语所谓Land Tax。不管有无所产，专以亩为计算单位，有一亩税一亩，故曰屡亩而税。鲁国当时何故行此制，以吾度之，盖前此所课地力产品以供国用者，今地既变为私人食邑，此部分之收入，已为“食”之者所得，食邑愈多，国家收入愈蚀，乃别立屡亩而税之一税源以补之。自“税亩”以后，农民乃由一重负担而变为两重负担，是以《春秋》讥之也。
《春秋·哀十二年》，“用田赋”。后儒或又以为破坏井田之始。井田有无且勿论，藉如彼辈说，宣十五年已破坏矣，又何物再供数十年后之破坏。今置是说，专言“税亩”与“田赋”之区别。赋者，“出车徒供繇役”，即孟子所谓“力役之征”也。初时为本属人的课税，其性质略如汉之“口算”，唐宋以来之“丁役”。哀公时之用田赋，殆将此项课税加征于田亩中，略如清初“一条鞭”之制。此制行而田乃有三重负担矣。此民之所以日困也。
复次，吾侪所甚欲知者，古代商业状况何如？《皋陶谟》有“懋迁有无化居”语。似商业在唐虞时已发达。虽然，吾前已屡言，《虞夏书》为春秋前后人追述，未可遽据为史实。以情理度之，夏禹以前，当为部落共产时代，未必有商业之可言。《酒诰》云：“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群经中明言商业者，似以此为最古，据此则商周间已颇盛矣。《诗经》：“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氓》），“如贾三倍”（《瞻卬》）。皆足为春秋前商业渐展之证。春秋中叶以后，郑商人弦高，出其货品以纾国难。（《左·僖三十三》）郑子产又言其国君与商人世有盟誓。（《左·昭十六》）则商人地位似甚高。孔子称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论语》）。《史记》称“子贡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范蠡治产积居与时逐……三致千金”（《货殖传》），皆春秋末年事，因此吾辈可以大概推定，春秋时商业盖与农业骈进，但各地状况不同。彼地狭人稠之郑国，发达当最早，其余或仍有甚微微者。（《昭十六》传记晋韩起市环于郑商。子产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据此可推想当时政府对于商人之态度何如。）
于此最当注意者，则货币起原及变迁之迹何如？详言之，则商业何时始由实物交易进为货币交易耶？货币何时始用金属铸造且有一定重量耶？此问题甚重要，因资本制度之发生，其基础在此也。
《系辞传》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孟子》称：“古之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有司者治之耳。”此所记未知为确指何时之制度，但实物交易之习惯，直至汉时犹甚盛行，则古代更可想。（吾旧著《春秋时货币种类及流通状况考》，曾登载《新民丛报》，今意见变迁甚多，然所搜资料，尚有一部分可用。）古代最初之货币为贝壳，故凡关于财货之字皆从贝。五贝排贯，名之曰“朋”。《易·爻辞》言“丧贝”，言“十朋之龟”，《诗》言“锡我百朋”，钟鼎文中记“王赐贝”者颇多，间有记所赐之数者，大率五朋十朋。可见贝在古代极为贵重。贝产水滨，可想见最初之货币交易，起于黄河下游入海各地。其后应用渐广，而实贝不给，则有用他物仿制者。近顷在彰德附近之古殷墟发见骨制之贝，人造货币现存者，当以此为最古。其后渐以铜仿制，俗所称蚁鼻钱，即铜贝也。是为金属货币之始，再进则以铜仿制为刀形为农器形。为刀形者，今钱谱家所谓刀币也；为农器形者，彼辈所称“方足布”、“尖足布”等皆是。此物在古代谓之“钱”，不谓之“布”。钱谱家陋耳。（钱谱家动称某种古钱为少昊时代物，为虞夏赎刑所用物，为太公圜法，为周景王大钱，其实皆以意附会耳。古钱流传至今者，恐无战国以前物，兹事吾当著专篇考之，本书非经济史，不能详及也。）《诗》：“庤乃钱镈。”“钱”为小农器，如今之锄或铲，方尖足布即仿其式。此类之货币，皆由实物交易一转手。当人类发明用铜之后，社会最贵重者，即为铜制之刀及农具，常以他种实物如牲畜、谷米、布帛之类与之交换。其后渐用之为价值公准，于是仿其形而缩小之以为代表，则一定重量之金属货币所由起也。刀及钱皆仿缩原物，而上加一环，穿孔以便贯串，用之既久，其工准为社会所公认，则并其刀与钱（农器）之原形而去之，仅留一圆环，其后更将环之内孔易圆为方，使与“外圆内方”之道德观念结合，则后世“制钱”之所由成立也。
后世言圜法者，盛称太公、管子。钱币之兴，滥觞齐境，或不失为一种史实，虽然，吾细读《左传》，觉其时用金属货币之痕迹甚少。间有一二，亦末叶（昭、定、哀时）事耳。因此吾欲假定春秋中叶以前之商业状况，仍以实物交易为原则，吾所以龂龂考证此事者，因货币未通用以前，资本储藏之量，势不能为无制限的扩张，此于经济社会组织之变迁，其所关最巨也。
贷资取息之行为，在春秋时当然已有。但此种行为，似仍以实物借贷行之。齐晏婴述陈氏专齐之政策，谓“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左·昭三》）。谓贷民以粟，而贷出时与收回时所用之斗量异也。使货币已盛行，借贷者必不复为此笨滞之举。晏子与孔子同时，齐又为用币最早之国，而当时状况犹如是，故可假定为终春秋之世，资本制度未能成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