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战下
语云：“能富而后能强，能强而后能富。”可知非富不能图强，非强不能保富，富与强实相维系也。然富出于商，商出于士、农、工三者之力，所以泰西各国以商富国，以兵卫商，不独以兵为战，且以商为战，况兵战之时短其祸显，商战之时长其祸大。
善于谋国者无不留心各国商务，使士、农、工、商投人所好，益我利源。惟中国不重商务，而士、农、工、商又各自为谋，虽屡为外人所欺，尚不知富强之术。筹饷则聚敛横征，不思惠工商以兴大利；练兵则购船售炮，不知广学业以启聪明。所谓只知形战而不知心战者也。形战者何？以为彼有枪炮，我亦有枪炮；彼有兵舰，我亦有兵舰，是亦足相抵制矣。孰知舍其本而图其末，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心战者何？西人壹志通商，欲益己以损人，兴商立法则心精而力果。于是士有格致之学，工有制造之学，农有种植之学，商有商务之学，无事不学，无人不学。我国欲安内攘外，亟宜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如广设学堂，各专一艺，精益求精，仿宋之司马光求设十科考士之法，以示鼓励，自能人才辈出，日臻富强矣。盖利器为形，利用为心，有利器而不能利用，则人如木偶，安得不以制人者而制于人？故有治法必须有治人。
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国家不惜巨资，备加保护商务者，非但有益民生，且能为国拓土开疆也。昔英、法屡因商务而失和，英迭为通商而灭人国。初与中国开战，亦为通商所致。
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若习故安常，四民之业无一足与西人颉颃，或用之未能尽其所长，不论有无历练，能否胜任，总其事者皆须世家、科甲出身，而与人争胜戛戛乎其难矣！是故国家首贵知人善任，尤要洞识时局。如我力量不足，当忍辱负重，相与羁縻，待力量既足，权操必胜，有机可乘之时，则将平日所立和约，凡于国计民生有碍者，均可删改。如彼重税我出口货者，我亦重税彼进口货以报之，亦以恤我商者制彼商也。（今当轴者不知振兴商务为开辟利源之要端，只知征商以媚上，凡有所需，非以势勒，即以术取。如广东往来内河轮船，每船已报效银若干，尚为各关、卡留难阻滞，而卡员、差役往来附载皆不出舟资。若挂洋旗之船，虽载货闯关，亦惟瞠目视之，无敢勒索。华商之货逢卡纳厘，多遭搜诘，时日耽延，不如洋人三联票子口税之便，安得不纳费洋人，假洋人之名以图利益欤？所以代报关之洋行日见其多，无异为渊驱鱼为丛驱爵耳。）
我中国宜标本兼治，若遗其本而图其末，貌其形而不攻其心，学业不兴，才智不出，将见商败而士、农、工俱败，其孰能力与争衡于富强之世也耶？况乎言富国者必继以强兵，则练兵、铸械、添船，增垒无一非耗费巨款。而府库未充，赋税有限，公用支绌，民借难筹，巧妇宁能为无米之炊？亟宜一变旧法，取法于人，以收富强之实效：一法日本，振工商以求富，为无形之战；一法泰西，讲武备以图强，为有形之战。知己知彼，战守无虞。自然国富兵强，何虑慢藏诲盗？岂非深得古人“能富而后可以致强，能强而后可以保富”之明效也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