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7日，中国小说学会2017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发布，我在微信朋友圈写道：“排行榜，好书榜，年度多少种好书，某某报、某某周刊、某某网站年度十本好书，年度不能错过的多少本好书，榜榜皆江湖。”隔天，《亚洲周刊》2017年十大小说发布，我又发一条微信：“又一个榜单，和昨天中国小说学会发布的2017年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竟然无一重合。我很好奇，大家读的都是2017年中国长篇小说吗？”

要回答这个疑问，首先的问题，中国每年有多少和文学相关的榜？我粗略地再检索了下，一共找到35个，包含综合的图书榜、专门文学榜和分文体的小说、诗歌、散文榜等。这肯定是一个不完全的数字。就我手上的35个榜单看，最早的是2017年11月发布的第二届中国长篇小说年度金榜，“金榜领衔作品”是刚刚去世的红柯的《太阳深处的火焰》。最迟的是今年2月底出榜的《扬子江评论》（《扬子江评论》2020第1期更名为《扬子江文学评论》）2017年度文学排行榜和中国作家协会年度网络小说排行榜。其中，《扬子江评论》2017年度文学排行榜是“全国38位中青年批评家和6位重要文学期刊主编参与提名，全国14位著名批评家（含7位权威学术期刊主编）参加终评”的结果，是该年度评委阵容最豪华的榜单。

仔细看这些榜的发布，有原创文学刊物和专业文学批评刊物的，比如已届29年的《北京文学》当代文学作品排行榜、第十四届《当代》长篇小说年度论坛、第二届《收获》文学排行榜以及首届《扬子江评论》年度文学排行榜等；有文学研究团体的，如已经连续发布18年的中国小说学会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有新浪读书、豆瓣读书、腾讯等网站的好书榜，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的“本版”十大好书，有《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现代快报》《华西都市报》《人民日报》《中华读书周报》《中国青年报》《出版人》《作家文摘》等报刊年度好书，有深圳、昆明等城市读书月好书推荐，有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好书，有中国出版家协会文学好书榜、国家广电优秀网络文学作品推介、中国作家协会年度网络小说榜，有文学评论家王春林的“一个人的小说排行榜”……几乎我们能够想到的文学的管理、生产和消费环节都介入了“排榜”嘉年华。

统计发现，35个榜前21位（最后5部入榜次数相同）的长篇作品和中短篇作品集按入榜次数多寡排列分别是：《劳燕》（张翎）、《梁光正的光》（梁鸿）、《平原客》（李佩甫）、《重庆之眼》（范稳）、《心灵外史》（石一枫）、《回望》（金宇澄）、《芳华》（严歌苓）、《早上九点叫醒我》（阿乙）、《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刘震云）、《中关村笔记》（宁肯）、《国王与抒情诗》（李宏伟）、《飞行家》（双雪涛）、《奔月》（鲁敏）、《唇典》（刘庆）、《好人宋没用》（任晓雯）、《青苔不会消失》（袁凌）、《甲马》（默音）、《金谷银山》（关仁山）、《驱魔》（韩松）、《温柔之歌》（斯利玛尼）、《撒旦探戈》（拉斯洛），入榜次数靠前的《劳燕》和《梁光正的光》均为9次，没有一部作品获得各类型榜单一致性的“共识”认同，包括改编成电影引起广泛讨论的《芳华》。20世纪80年代举国共读争说一部文学作品的盛况再难重现。这是文学在我们今天时代影响力式微到可以忽略不计，还是普通读者“分层”“分众”，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趣味分裂的结果？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对比上榜的两部外国长篇小说《温柔之歌》和《撒旦探戈》，能发现当下中国长篇小说普遍缺少对公共事件正面强攻和文学表达的激情和能力，同时亦未对文学形式革命提供新的可能性，而从文学启蒙教育开始就没有得到充分发育的国民审美趣味直接造成快餐速食式阅读产品生产的畸形繁荣，粗鄙的文学读物吸附了最大量的阅读者。所谓精英文学、严肃文学或者纯文学的阅读生态持续恶化，短时间不会有大的改观，而且这一类文学的从业者也逐渐接受了“小圈子”这一事实。时间既久，“小圈子”的“小文学”习焉不察。

同样，涉及文学期刊原创中短篇小说的中国小说学会、《收获》《扬子江评论》以及《北京文学》四大榜，大满贯的只有王安忆的中篇小说《向西向西向南》一部，入榜三次的也仅有孙频和张悦然的中篇小说《松林夜宴图》《大乔小乔》，万玛才旦、苏童和毕飞宇的短篇小说《气球》《玛多娜生意》和《两瓶酒》。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个榜单的评委都是业界专业的批评家，且四个榜单的评委多有重复。如何解释“文学共同体”遴选出差异如此巨大的榜单？是因为每个榜单的文学立场、态度和趣味不同？应该有这个因素在。《北京文学》当代文学作品排行榜，一方面强调“客观公正、优中选优”；另一方面又认为“新时代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故事是此次（2017年）上榜作品的一大亮点”，如此的“偏见”和“偏重”，如何保证榜单对该年度整体性不同风格中国文学的“客观公正”？按照中国小说学会会长雷达的说法：“本年度的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与近期已出的一些排行榜相比，上榜作品很少重复，交叉，恰好说明本年度小说作品可供选择的对象之丰富，文学创作持续繁荣的景象可喜可贺。”我有一点疑问的是在文学趣味相对固化、趋同的背景下，“可供选择的对象的丰富，持续繁荣的创作景象可喜”能不能产生“很少重复，交叉”的必然结果？还是不同榜单只是换了不同的人，但文学趣味依然是接近的？事实上，即使不按照雷达的说法，中国小说学会中国小说排行榜标识的在“公平、公正、准确的原则指导下”体现“学术性、专业性、民间性特色”理所应当也应该是有自己的立场、态度和趣味，但这带来另一个疑问，“学术性、专业性”和“民间性”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他们之间可以并列吗？一个基本的常识，在当下中国文学“学术性和专业性”往往和“民间性”相忤的。同样有意思的是，中国小说学会入榜的五部长篇小说和文学评论家王春林“一个人的小说排行榜”前五部完全一样，只是排列顺序不同，而五部里排名第二，未能进入“《收获》榜”前十的鲁敏《奔月》原发刊物恰恰是《作家》，其他四部作品都来自《收获》。“2017收获文学排行榜”也有自己明确的立场、态度和趣味：“文学性、经典性和独立性”以及“以更宽阔的文学理解来包涵和捕捉时代精品”“公正、客观、权威”“无论是科幻元素还是非虚构体裁，都在文学的天空下一视同仁同场竞争。作者，无论是文坛老将还刚冒尖的文学新秀，都平等地拥有被阅读、被关注的机会”。我当然不能就此揣度鲁敏的《奔月》不符合“《收获》榜”的立场、态度和趣味，但现在结果的差异也就体现在这一部作品上，我们当然有理由去想，如果不是文学的立场、态度和趣味，这个结果产生的原因会是什么？再有，“《收获》榜”单独拎出“科幻元素”和“文学新秀”，但还以榜单中的中短篇小说为例，没有一部小说有鲜明的“科幻元素”，而能够称得上新人的也只有万玛才旦、胡迁和董夏青青，这和科幻文学以及90后文学被广泛关注的2017年文学现场形成强烈反差。换句话说，“《收获》榜”并没有能兑现预期的对新兴文学的发现。以上分析也许不完全准确，但至少提醒我们注意，当下的文学研究者有多少真正地在“文学现场”。

面对可能的歧义纷呈，《扬子江评论》年度文学排行榜明确提出“共识视野”：“‘《扬子江评论》2017年度文学排行榜’的设立，旨在通过评论家的共识视野，发现大时代里具有大格局、大气象的文学作品，推动当代文学繁荣发展。”“老中青三代批评家共同参与，体现了批评家共识视野下的思想认知和文学审美。”“共识视野”确实是一个有价值的观点。但如果所谓“共识视野”只是因为大家信奉的一脉相承的文学教条达成的“共识”，而不是彼此独立的文学观交锋之后的辨识和甄别，这样的“共识视野”其实是放大的文学教条。相反，如果基本的文学立场迥异，如何追求“共识视野”？“独立视野”的前提下，追求“共识视野”显然需要参与者充分的对话和协商。如果我们对比列年来《亚洲周刊》十大中文小说和中国小说学会中国小说排行榜，他们之间的文学立场、态度和趣味一直存在分歧，但和前几年相比，像这次的完全不同还是第一次。我们不能把这种差异性简单指认为不同文学空间背后的非文学力量在作祟。应该意识到，中国大陆近二十年文学生态和文学创作的巨大变化，与此同时文学研究和批评却没有有力地回应这种巨大的文学变化。不同文学榜单少重复不交叉并不意味着参与榜单的个体之间文学观的差异，相反，建立在不同文学观的个体之间的交锋和对话恰恰能够在动态中生成我们时代文学的“共识视野”。现在不同榜单入榜“人”的差异性可能掩盖了我们文学观的守旧和固化，入榜作家的鲜少重复交叉固然是事实，但入榜的不同作家之间几如一面，这要么是我们时代的文学匮乏创造力，要么是我们的研究和批评匮乏对文学现场的回应能力，就像我多年前以阎连科为例指出的，我们的文学批评家已经远远落后于作家。文学榜单，尤其是专业榜单的“文学新秀”不只是生理年龄的“新秀”，生理年龄的年轻同样可能写出谨守文学教条腐朽陈旧的文学，就像现在大量的“90后”作家写作。“新秀”是对文学可能性大的勘探和拓殖，因此，在这一方面，专业性文学榜单尤其要承担“新文学”前瞻的发微。

关于近年来图书和文学排行榜的大热，不能不考虑到新媒体的日新月异。某种程度上，“排榜”大热是新媒体时代的自然结果，如果没有大众对媒体资源的分享是不可能有这么多榜，有这么多榜也没有意义。而正是新媒体最大可能地介入到每个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文学的“排榜”就不仅仅是一种封闭的“文学批评”实践。如果不仅仅考虑“排榜”的文学价值，当下时代更多的文学“榜单”其实是“一种注意”，而“一种注意”除了文学价值，更多期待带来“注意力经济”，通过不断转发和复现，强迫受众“注意到”，但这种“注意到”并不必然带来更深入深刻的文学阅读。因此，在一个“排榜”时代，我们除了“注意到”榜单，就文学本身而言，如果肯定地“以假乱真”，以为是文学的繁荣，文学和我们之间的关系，至多是“假装被注意到的文学”。年头岁尾“嘉年华”一样的集中发榜，咸与转发，而转发就是最后结果，以至于“一种注意”成为“一种疲惫”。

即便文学“排榜”是媒体行为掩埋了文学行为，但研究这些榜以及这些榜背后不同力量的博弈还是有意义的。排榜即权力，也就是我说的“江湖”。谁在制作榜单？专业研究者要为文学立法，出版机构要套现，读者要表达意见，媒体要热闹，如此等等。当下的汉语文学世界已经分裂成不同的文学空间，这些不同的文学空间不是新世纪之前的彼此对立和对抗，而是相安无事，不相往来。不同的文学空间对应着是不同的阅读空间和读者群落，比如网络文学，就和我们传统文学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弱。网络文学既不需要依赖传统媒介生产和传播，也不借助传统的文学评价和批评机制去经典化，这反映在排行榜中，除了基于对网络文学管理和引导的国家广电优秀网络文学作品推介和中国作家协会年度网络小说榜外，没有一个榜单关注到这个在当下有着庞大读者群的文学样态。不只是年度榜单，网络文学发展至今已经二十年，网络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版图的改写并没有被更大范围的所谓“学术性和专业性”人士注意到，像中国小说学会，作为一个专门的小说研究团体，其榜单都如此轻忽网络文学，不能不说遗憾。其实不只是网络文学，几乎和新世纪同步的类型小说崛起的客观事实在专业文学榜单很少被体现，相比较而言，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却表现出更宽容的文学趣味，像80后作家默音的《甲马》进入的三个榜单就分别是“豆瓣读书”“新浪读书”和《南方周末》（年度虚构类）。对照中国小说学会榜单和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几乎是茅盾文学奖的“备选”，既然如此，那自然不能要求它对“中国小说”有更宽广的接纳。这种接纳不只是应该是文学风格、类型和趣味意义上，比如，也是不同地理空间上的。和《亚洲周刊》十大中文小说面对整个华语写作不同，大陆几乎所有的榜单都不包括大陆之外的华语写作，也很少“多民族文学”在当下中国文学的呈现，这同样是一些遗憾。对于中国当下文学生态而言，“专业”和“专家”不能成为文学视野和趣味“专且狭”的代名词，期待文学榜单制造者的丰富，也期待自各种榜单可以看到更丰富的“中国当代文学”。

2017年榜单有一个榜单值得关注，就是“2017年度豆瓣读书榜单中国文学（小说类）”。这个包含了袁哲生、严歌苓、默音、双雪涛、刘震云、文珍、李静睿、弋舟、孙频和张怡微等小说家的榜单，一定意义上是一个普通读者的“阅读”榜单，而不是专业读者的“研究”榜单。在整个2017年文学榜单中，这是一个最“年轻态”的榜单，十位小说家中80后作家占了其中6席。“豆瓣读书”这样的新文学媒介，寄生网络，却不生产和消费我们常说的“网络文学”，类似的还有“one一个”“简书”等，还有大量的微信公号，比如“未来文学”“骚客文艺”“飞地”“正午”等等，他们中大多数是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新人类，也有从以纸媒为发表和阅读平台的传统文学领地迁移过来的“遗民”和“移民”。他们正在集结新的文学群落，滋生新的文学趣味，同时也正在获得新文学命名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