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旧诗归还记
事因起于前年，一次电话里妈说，“你能不能和李斧一起，去邵燕祥家取回我的诗”。我说“没问题，但是你自己要先写封信或者打个电话打一下招呼，我们才好去拿”。
此事又说了多次，不是我忙，就是李斧在美国，一拖几年。
今年妈又提及。终于在一天妈和谢文秀老师的电话里，又说了这件事。没想到的是，谢老师很快回话说，邵老师认为当年是母亲亲自交给他保管，现在也该由他亲自送回并当面移交给她。于是不久后的一天，谢老师来电话说他们已买好车票，要在8月2号专程来南京。
2013年8月2日早上七点半，我接到谢老师电话，他们已到小区门口。我赶紧说我去接你们，谁知谢邵二人已经站在小院铁门外了。
我去开铁门迎进贵客，邵老师说“你的头发也白了”。只见邵老师拖一拉杆小箱，箱色乌秃秃的，谢老师背着两个不算小的提包，我要帮拿那个显得重一点的，她不让。我说：“不是七点半动身吗？”谢老师说：“是七点半到八点之间到。”我说：“妈为你们要来打了好多电话，她有压力，过意不去，叫我来帮忙，否则她招架不住。”谢老师说：“你专门为这事来的？真不好意思。”
这时妈已走出来，能与老朋友见面，老太太今天的精神比前几天好很多。主客都大笑着说话，邵老师坐到高背椅上，谢老师让她坐妈的藤椅，她不愿，要坐到书桌前也是高背椅上。谢老师不让开空调，说空调不好，妈说这里是28度，谢老师也不让开。我就递给邵老师一把扇子，又打开电风扇，问行吗，他们说行。谢老师叫我别站着，也坐下。
邵老师戴上了助听器。妈掏出书桌上准备好的礼物，先是给邵老师写的信，递给了他。妈说：“昨天找到的，小妹看了几遍说太珍贵了。”我说：“就在你的书堆里，我太惊讶了，邵老师写了这么多书！”母亲说这封信夹在最后一本书里。邵老师接过来看了是他写于1989年的信，有种想起来的表情。我又说还有邵老师给我爸的信，是对他的诗的评论，非常好。妈说：“邵老师那时称他赵公，现在送书称我是老太，太好了。”邵老师也笑了。
接着，妈将包好的一个手指大小的礼物递给谢老师：“你们是金婚了吧？”谢老师说：“54年了，1957年结婚的。”我问家里一起纪念过了吧，谢老师说：“孩子们给过的，一起吃的饭。”谢老师问礼物是娃娃吧，我说娃娃礼物在后面，你先看这个。谢老师打开小包，是一只精致的白瓷铃铛，妈叫她看画有玫瑰花的铃铛上印有“50年”字样。我接着递上俄罗斯娃娃，谢老师说娃娃的礼物就不要了，我说给你的女儿吧。我给邵老师的一包材料里：一是舅舅的自传被删掉的章节，译者薛鸿时也很想有一天能恢复出版。一张画是傅靖生画的《哥俩好》，邵老师没听清，谢老师再重复一遍说是傅靖生画的。第三件是我刚发表的文章，写舅舅骨灰撒在小金丝胡同和种纪念树的那些事。邵老师说不用我的纸口袋，他备有文件袋。
谢老师也拿出带来的两包蘑菇，我说蘑菇好，交给妈的生活助理小陈放到厨房去。交换完礼物后，邵老师这时才拿出一个塑料包，笑说：“咱们先说正题吧。”他先递上清单，两页纸，妈一份，我一份。谢老师说这是她打的，清单上写着母亲所有旧诗的目录。
塑料包里第一包是个黑色笔记本，邵老师念上面年号，1938年。我说妈当时是19岁。邵老师对妈说里面还有两张小纸条。他说数了数，80首，加上零散的，有100多首。母亲很惊讶。我说够编本诗集了。
第二包是一本印花的笔记本。
第三包是M的信。邵老师说这些信很重要。
第四包是M的长诗《父与女》，是巫宁坤推荐的。邵老师说现在看也没什么，可以发表。
妈说起她当时怎么东藏西躲这些信，藏过江瑞熙那，还藏过包忠文家。我忙解释说父亲烧照片是出于恐惧。1998年秋天，我在南京曾对父亲说，“爸，你就写一篇忏悔文章，写自己烧妈的相片如何不应该，免得她老怨恨你”。父亲说会写的，可他没来得及写就走了。
妈还说起那年杨炽结婚，“大家在吃饭，江瑞熙来了，找我哥，说M猝死。请我哥帮助出版他的东西，我姐也认为应该帮忙”。
邵老师移交清点完毕后请妈签字，又让我签，我写了：赵蘅见证。
我告诉邵老师舅舅的诗稿是否捐献给图书馆的事，问他“是您让邹霆把诗稿转我保管吧？”他点头。他问除了诗还有别的没？我说有啊，还有文稿，有《我的“文革”十年》《我的学英文经历》《悼念梁实秋》等。可邹霆突然走了，现在他儿子是继承人，他说留在他那没意义，要移交给我，他的母亲老了身体不好，需要的是经济补贴。
邵老师随即表态，态度坚决，千万别捐，到时会像对巴老那样，论斤吆。留在自己家最好，实在留不住到拍卖行拍卖，让他们到拍卖行去花钱买。
聊完正题，我说邵老师的身体比我想象中要好得多。谢老师给邵老师重述了一遍。
妈说几年前要写七老八十的人。邵老师问妈，“你周围没有八十岁以上的朋友了吧？”妈说，都是小友。他自己笑了。
谈到邵老师的心脏手术，谢老师说她都没去，孩子们也没让去，说到时是顾爸还是顾妈。我说看过邵老师的文章，登在《北京青年报》的作家专栏。妈也说看了才知道很严重。
我指指靠墙的书柜里一张北京文化人聚会的照片说：“看那时你们多年轻！”大家站起来看照片，邵老师说当时罗孚病了。我问照片里一个年轻人是谁，邵老师说这是罗孚的女婿。
妈又带他们看沙发旁挂的镜框，丁聪为舅舅生日画的画和大家的签名。还有鄂力，邵说。妈叫两位老师看画上自己的签名。妈说原来是卷轴，后来改成这样，又讲起在小金丝胡同发现它之后的事。
谢老师说他们坐到九点走。我说一起吃饺子吧，他们说不用，原来他们是搭中午的回程车。谢老师说我们坐地铁，然后在地下活动，吃麦当劳，再上车，很快就到家了。妈执意要我送他们到地铁站，谢老师非不让，一再说没问题。邵老师对我笑说：“我们二人要单独走走南京西路，不要第三者。”我马上会意地笑说：“明白，我不当电灯泡！”
送他们走出院门，妈非要站在铁门旁看我们走。三人往外走，我老回头，不放心母亲一个人在家。我小声对谢老师说：“你们要再来啊，不然我妈会认为这是最后一面。”走出10米，邵老师问我多大了，我说68了，他们说不像。
走到又一片绿树丛，我止步了，目送他们俩相依的背影向东门隐去。回头看，妈还站在原位。
2013年8月2日当日追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