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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刚蒙蒙亮，翠鸟叫了几声，陈婆婆睁开眼，看到大儿子站在床边，她忍不住怄气，用手指头隔空戳他：“你哟，渔船卖了九万块钱，也不分给你妈一点，你忘咯，粉刷的三千块钱，都是我出的哒……”儿子没有回答她，依旧站在床边默不作声。然后她真正地醒过来，连忙去蹲在自制的尿桶上，在稀里哗啦的声音里她望向空荡的屋子，才想起来大儿子两年前就得癌症死了。
陈婆婆这一生足够漫长，足够她送走身边所有至亲的男人。漫长的一生之间，阴天落雨，晴日刮风，河边野地的油菜花开了谢了，隔壁檐下的月季开了败了，古镇的新街子街空荡死寂，仿若一座遭受废弃的墓园，往来的鸟雀都不愿落脚。
对于仙市人来说，“陈婆婆”这三个字像是古老的咒语，人们提到时声音会不自觉压低，脸上露出神秘的表情：“就是那个开猫儿店的陈婆婆？”
她实在太矮小了，皱纹和老年斑攻占了她的每一处皮肤，半年前的一场梗阻性黄疸手术差点要了她的命，她也因此瘦脱了相，手臂上的皮肤如同布袋一样，松散地挂在骨架上。手术过后，她不得不整天在腰间挂上一个黄疸引流袋。天气再热，她都会用一件长衣服遮住那个袋子。她长时间地坐卧在躺椅上，嶙峋瘦骨，给人的感觉如同摞在躺椅上的另一张躺椅，但一旦有动静她就会睁开眼睛：“要买点啥子？”
陈婆婆门框上的牌匾写着“渔夫人家”，卖冰棍、矿泉水和塑封的小玩具、不怎么耳熟能详的袋装食品。前些年主要卖茶水，暗地里容留妇女从事性交易。没有人记得住“渔夫人家”这四个字，虽然它们明晃晃地写在招牌上。这里的人们叫的是另一个名字：猫儿店。
“猫儿”，是自贡地区对于性工作者的称呼。
“一辈子有什么难忘的事情？”我问她。
“没有，没有，啥子都差不多，一辈子都为了要吃饭。”她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摸索半天，最后从一个陈旧的木头箱子里掏出身份证，那上面的名字叫作“陈炳芝”。她说上面的出生日期是错的，她今年已经90岁了，而不是按身份证推算的88岁。有时候，陈炳芝的一只手会紧紧抓住一根晾衣竿，就像是她衰弱肢体的延伸，收拾床铺，撑着自己，或许对她而言，晾衣竿是比拐杖更让她感到有尊严的依靠。
1990年，陈炳芝通过熟人担保借贷了些钱，租下半边街的一个门面，又去镇上首富高森林家央告，借钱买了台黑白电视机，开了一个茶馆。这年她58岁。
陈炳芝的茶馆一碗茶水卖五分钱，一天下来，收入也没有多少。据《富顺县物价志》记载，1988年的学费是初中每人每学期八块钱，小学是每人每学期五块钱。但陈炳芝的六个子女没有一个读到初中——“还不是因为穷”，她说。
茶馆开张没多久，从前卖牛的黄居光来给她帮忙，招揽了一群卖牛的贩子，见天在茶馆喝茶、摆龙门阵。90年代的某天，黄居光跟她说：“你这样做生意不行的，啥子钱都赚不到。我帮你想了个赚钱的办法。”
那天大概就是“素”茶馆开始变成猫儿店的肇始。但直到现在，若有人问起这事，陈炳芝还是会对自己经营猫儿店的过往语焉不详，她坚称：“是小姐自己找过来的，至于是不是黄（居光）叫来的，我也没有问过他。”
2019年，陈炳芝被“扫黄打非”抓了，判了个“组织卖淫嫖娼”的罪名，因为年龄太大，两年刑期监外执行。陈炳芝比较忌讳谈论这个话题，但并不是因为羞于启齿。“我没得办法的。要吃饭，要养娃儿。”她的一只眼睛总是不受控制地流出眼泪，但是很快，就消失在皱纹的褶皱之处。她唯一担心的是，“将来要影响孙子的升学就业”——在中国，一个人刑事犯罪留下案底，可能会影响到三代之内的亲属参加公务员考试、征兵、银行、国企、事业单位、军校和警校等的政审。而她的一个儿子正在为政府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