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曾祖父
那年，曾祖父还健康，可他对自己的存活已缺乏信心。他牵着我的手在西墙外的沙坡上转悠，俯下身慈爱地问我：你说老爷爷今年死呀还是活呀？我不知什么是死、什么是活，费力地掂量一番，说死呀。他因此就回来给家人念叨，小孩儿说话没空的，我今年估计走呀。
秋天，曾祖父在一轮一轮的批斗声中死了。
他是怎么死的？我没有看见，我忽然之间就看不见他了。
我问大人，老爷爷去哪儿了？大人们说，老爷爷死了。他在哪儿死了？大人们指着南场那面的柳林，说老爷爷在那儿死了。我着急地要去看看，看他是坐着呢还是躺着，可祖母和母亲拦着不让我去看。
爷爷从“群众专政”工地上请假回来，几个人草草率率地将曾祖父送走了。是怎么送走的？我也没看见。
南凉房的房顶上，搁着曾祖父留下的几件简单遗物，一顶落了色的瓜皮小帽、一柄磨得光溜溜的被人踩断了的手杖。
他有过一个随身携带的锡酒壶，那个锡酒壶哪儿去了？早就叫翻家的给拿走啦。
他还曾经有过另外一个锡酒壶，在从新庙到合同庙来回走的半道上，以拜老身份送给打尖过的一个拜侄儿子啦。后来的后来，那个拜侄儿子的孙女，成了我的孩子的妈妈。
当曾祖父去世的时候，他的一个读过书的孙子干干脆脆地说：我要和谁谁谁老汉算清伙食账！
他的另一个读过书的小孙子兴冲冲地说：走，咱去看谁谁谁老汉的丑恶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