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有缘之人，曾经是非常喜欢的人。”——深夜的越洋电话
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的晚上，我正在酒店的餐厅里跟当地的制片人一起吃晚餐，有人过来跟我说：“有电话找您。”
我拿起餐厅里的电话话筒一听，果不其然，是高仓先生打过来的。我想起曾经向他提过自己在德黑兰入住的酒店名称。这的确让我诚惶诚恐。
“您顺利到达了吗？”
“已办完入住手续，但房间还没收拾好，所以就先吃晚饭啦。蒙您挂念，非常感谢！”说完，就挂断了电话。此后，我时不时地会将第二天的作息时间表，连同下一个准备入住的酒店名称都告诉他。于是，他经常通过电话或是传真对漂泊中的我表示关心。
在伊朗当时的第二大城市伊斯法罕，我所入住的酒店正是高仓健先生拍摄《骷髅13》（1973年）期间曾经下榻的地方。他曾满怀留恋之情地向我讲述了当时的情形：
“我在伊斯法罕拍摄外景期间，入住的是沙·阿巴斯酒店（即现在的阿巴斯酒店）的套房。有位服务生站在房门前给我当保安，看上去还是个少年。到达酒店的第一天，我就把所需小费一股脑儿全给了他。结果每次一回到酒店，不管我人在哪里，小伙子都会飞也似的跑过来，跑前跑后地为我忙活个不停。看那架势，简直是要跟我片刻不离呢！（笑）”
他还跟我聊起非常私密的事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主题是“与我有缘的人”。
“拍摄《骷髅13》之前的一段往事，在我人生旅程中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十月份开机之前长达半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海外旅行。待得最多的地方是洛杉矶。
“在那之前的两年前，我跟有缘之人分开了（即离婚）。
“那个有缘之人，是个非常好的人。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我们的缘分并没有断绝。直到有一天，那个有缘之人的律师送来了律师函，自那之后就终结了。
“打那之后，我就不相信纸质的东西了。若真的情意相通的话，那张纸质的东西根本就不需要吧？我开始较劲儿，心想，岂能让一张纸给捆绑住手脚？！重要的是人的心。如今想起这些事情来，我仍然是胆粗气壮。今天光是听我一个人唠叨这么多，对不住呀。以后再跟你接着说。”
后来，高仓先生又絮絮叨叨地跟我聊了更多更深入的话题。我很困惑，但是还是耐心地扮演听众角色，把话听到了底儿。
“你给我马上回来！! ”
出外景时，基本是靠汽车移动，每天行进300公里，有时每天行驶500公里的情况也稀松平常。德黑兰、库姆、亚兹德、伊斯法罕、波斯波利斯、设拉子……一旦离开城区，接下来的路况就变得非常恶劣，路面没有铺设，也没有安装路灯，我们就是在这样的道路上翻山越岭，日夜兼程。
奔赴里海沿岸城市拉姆萨尔的那天，上午就早早结束了在德黑兰的拍摄工作。我们一边在心中暗自期盼着能够在天黑之前赶到目的地，一边驱车驶入了盘山公路。可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发动机出故障了！此前，我曾多次通过随行译员向那位当地人司机抱怨：“总觉得车子声响不对劲，车内的气味有些怪怪的，能不能趁天还亮着好好检查一下车况？”可是那位司机满脸笑盈盈的，根本不予理会，仍然我行我素地使着性子来。
正上着坡呢，动力却没了，车子开始后溜。好不容易把车子停到了路肩旁，司机才忙着修理车。太阳落山了。好在大家都不是吃素的，常年在外拍摄外景，遇到形形色色的事故如同家常便饭。大家心知肚明，哪怕你急得跺脚也无济于事，所以大伙儿表现得很达观。
遇到这种情况，我的外景地必备品——我称它为“哆啦 A梦百宝箱”——该大显身手了。虽然数量极其有限，但是非常顶用。里面备有药品、随机调配的食物点心、糖果等。尽管如此，时间不饶人。一个小时过去了，马上就是两个小时……心里没有底的是，水眼看着快没了；肚子也开始“咕咕咕”地叫起来。弄不好的话，就得在车子上这么熬一夜了。我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这鬼地方的确令人发怵，甚至脑海里还瞬间掠过了“山贼”二字。
比预定时间晚了五个小时，我们终于抵达了酒店。此时此刻，我脑子里已塞满第二天的工作。
接下来的日子也是问题不断。有时是突然当天变更酒店，有时是酒店里的电话线路不稳定，总掉线，传真发不出去，等等。某天，电话好不容易接通了，高仓先生在电话那头雷霆万钧地咆哮：“我这么为你担惊受怕，你却连电话都没有一个，为什么？！那边情况跟日本不一样，你给我马上回来！”
由于连日睡眠不足，我也稍稍欠缺理性了，口气不佳地说：“眼下这种状况，我不可能放下工作，临阵脱逃。我跟您高仓先生不一样。换作是您，可以回日本了事，但是在工作结束之前，我绝对不能回去。这是我的责任！”
“明白了！你自便吧！”
说完，他就单方面地挂断了电话。打那之后，高仓先生就没有联系我了。虽然心里有些不甘，但是除了逼迫自己转换心情，一天天地数着日子过，我也别无他法。
“再也别去伊朗了！”
伊朗的女性必须头缠“希贾布”（即中东式女士头巾），身裹“卡多尔”（即厚重的中东式长袍）。不过，观光客人可以只缠头巾。随行译员也曾告诉我：“这里外国观光客很多，即使穿牛仔服也没问题。”于是，我就试着以头巾配牛仔服的装束外出转悠，不料差一点儿被便衣警察以暴露臀部为由，把我塞进警车里带走。
后来听人说，由于我的面相长得像当地女性，所以警察误会了。自那之后，出于安全考虑，我在当地紧急购买了长袍裹在身上，不过，活动受限制造成的压力之大，是超乎想象的。
回国前一天，官方审核完我们所拍摄的影片，便再次去确认回国手续。不承想，先不提什么超大型行李如何办理托运手续了，就连理应早在出发前就通过伊朗大使馆安排妥当的伊朗航空公司的机票，都没能够拿到手。于是，我一边盯着与日本之间的时差一边展开交涉。
待到落实了摄制组全体人员的回国航班，我身上的能量也完全消耗尽了。
最后一天给安排的酒店，正是抵达伊朗之日下榻的德黑兰那家宾馆。房间里的摆设十分简单：单人床、淋浴间、周长约一抱大小的玻璃桌子，外加一张椅子。我关上门，脱去头巾与长袍。
之后，我很长时间都没能缓过神，瘫坐在椅子里发呆，连行李都不愿收拾。我透过玻璃窗，神志恍惚地眺望着外面由高层建筑拼凑而成的风景。
无论在哪儿，每天都能听到艾赞（信徒们进行礼拜活动的祷告词，每日五次），在这些声音中，我细细回味着在伊朗经历的许多文化体验。
高仓先生是一个能量超乎常人的人，虽然困惑，我还是接受了这一点。伊朗之行也即将落下帷幕。
就在此时，有人从门缝塞进了一个信封——是来自“高仓先生”的传真。
上面写道：“你已回到德黑兰了吗？今天我终于意识到，这么多年来自己苦苦寻觅着的 ‘微笑的天使’在哪儿了。我都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不管时间早晚，请务必给我来个collect call
。”
“喂，你好，能听到吗？”
时隔十天了，高仓先生的声音显得低沉稳重。我应了一声：“能。”
“我道歉，那天嗓门太大了。我觉得，你所说的很在理。不过，我那么大声音说话，是因为真的担心你。我希望你再也别去伊朗了。余下的话，可以等你回日本后再说吗？”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天空上原本那么渺小的月亮，不知怎么，突然觉得它变大了。
对方付话费的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