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天津的日子

我在天津的日子

老年得子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老年得子都是一件特大喜事。特别前面都是女孩,终于生个大胖小子,那绝对比天上掉个大元宝都美。

我是我家唯一的男孩。我上面有五个姐姐,五朵金花,人见人夸。但我小时候总想,这要是有五个哥哥多好,看这条街上谁敢欺负我!后来大了,明白了事理,吓了一跳,多亏有这五个姐姐,要是五个哥哥,这世上有没有我,还得两说着。道理呢,很简单,一家五个野小子,一个比一个能吃,一个比一个不省心,即使那年月没有节育手段,可再生第六个小子,肯定就不受待见,说不定一生下来就送人了。

1951年我妈生我时都四十三岁了。那年月女人老得快,老藤结瓜稀里哗啦。那时正赶上我家的日子很艰难,多一张嘴就是多一份负担。这要是家里有五个小子,我一旦闹病,小命难保,没准就丢野地里喂狗了。谢天谢地,就因为有了五个姐姐,再有了我,家里就像保护眼珠子一样,砸锅卖铁也要保住这千顷地里一棵苗。连我们全胡同的街坊邻居,都跟着爱护。说来是太感人了。

天津的城墙是八国联军打进城后拆的,变成东西南北四条马路,现在也这么称呼。东马路上有个路口叫二道街,二道街里有个小胡同叫“解元里”,我童年的家就在这里。这个胡同有来历,早年这个胡同的名字极为不雅,叫裤裆胡同,后来这里出了个学子叫张彭龄,在清光绪元年(1875年)乡试中考了第一名,称之“解元”,从此改名解元里,文雅了。

解元里南北走向,南口是二道街,里面左右有九个院,然后就到头了,实巷,俗称死胡同。我家住7号,7号有六户人家,是个大杂院。这个“杂”字体现在有好几家从外地过来的:我家来自东北,对面屋郝大叔是山东,还有孔家是山西,还有河北的。只有住南房的张娘、李娘两家是老天津卫。若干年后,在老城里快拆到解元里时我和三姐去过一趟,只见院里又隔成若干小院,原先的老户多数已搬走,再后来这里就凤凰涅槃,变成了古楼文化街的一片地方。

话说回来,当初这大院里,是我的天堂。何娘的老儿子,跟各家自己的老儿子一样。谁家有好吃的,都想着给何娘的老儿子送点。张娘的女儿和我一般大,张娘比我妈岁数要小,干净利索,家里的窗台都镶着带花纹的小瓷砖,擦得光亮,宛若摆了真的花草。张娘爱抱我,嘴里喊着宝贝,然后就拿好吃的。

我在这院里一直长到八岁,从没见过邻里之间生气,更没有抬杠拌嘴的。夏天太热时,晚上各家就在院里搭铺睡,把我乐得不行,到处窜。我小时有点浑,在胡同里玩着玩着不知怎么就跟人打起来。我一个人,人家都是哥儿几个,按说我该吃亏,但只要有大人见了,马上就拦住对方,然后喊:“何娘,你老儿子又打架了!”等于保护了我。

老城秋日

秋光灿烂,我四五岁时,我家的日子有了明显的改观。解放好几年了,政策宽松,天津老城里商业气氛空前活跃,我们胡同、院里各家各户都快乐地谋着自己的生计。

卖水果的,拉胶皮的,还有养鹌鹑的。我家对面屋的郝叔回山东老家养鸭子去了,我爸和郝婶等人,就在堂屋置了几台“捣子”(手摇冲床),砸“山字”,即收音机里山字形的磁体片。别看是小作坊给工厂做配活,但架不住积极性高,不光大人干,大点的孩子都能干。成品送去,钱马上就回来,常是干到小半夜,谁都不困,我爸就拿钱叫我四姐带我去“一品香”买小八件——都买了,别找钱!那叫一个豪气。

“一品香”在东马路水阁大街把角,老字号,专卖糕点。二道街黑,我们就绕东门里大街,沿路见不少前店后宅的都不睡忙活着,挣钱挣得喜气洋洋。“小八件”用纸包纸绳捆,连拎带抱,到家放开吃,大人吃着商量再添设备,孩子们吃几口就去院里藏猫猫。日子好了,人也就不馋了。而一旦吃不上,就馋,越馋越觉得吃不上。

要说这多叫政府省心呀。我家是1948年从东北过来的。我爸十五岁在大连商号学徒,东北叫“住地方”。他和一帮伙计到天津是投奔东家,但这时东家死了,成了西家。他死了,咱们得活呀,为养家糊口,他们几个弟兄就重操旧业,合伙做小生意,赔了本散了伙,我爸就无业了好几年。这一做小手工业,不但把自己救了,还不给政府添麻烦。

我大姐那时已经工作,在城厢区委,地址就在鼓楼(有地名没有楼)前,是一座青砖大院,院墙挺高,把头有个大门。我去过多次,跟住家差不多,里面办公人员也不多,桌椅板凳都是旧的。于是给我一种感觉,机关是穷地方,因为它什么都不生产。但它周围可不一样了,周围都是买卖家生意兴隆。可不像现在有的地方,那天我到一个镇里,一条街就镇政府大院热闹,车水马龙,左右新建的商铺多数都空着。

秋日的老城里,在那些年里就如同丰收的田地,处处有诱人的果实。当时我要会唱歌,非唱“老城里的天,是晴朗朗的天,老城里的人们好喜欢”。但往下的事谁都知道,没多久就敲锣打鼓,各家的小买卖小作坊都不让干了,合并了。我们家那些捣子什么的都拉走了,鹌鹑也都死了,胶皮也不让老头拉了,改蹬三轮。我从广播里听明白,这是“公私合营”了。

我爸和郝婶开始起早去上班,月底发工资。日子还行,但再没见他拿钱让我四姐带我去“一品香”买小八件,更没了“都买了,别找钱”那种豪气了。

老城过年

天津过年的年味浓,天津老城里过年的年味更浓。那时小孩没现在这么金贵,我胆子也大,寒假里就带几个同学去了趟娘娘宫。先从劝业场那找着海河,再沿河一直走到东浮桥,再去娘娘宫,就不迷路了。别看都在市内,我那些同学多住五大道,都是第一次来,看了好新鲜。他们都是家里有钱的,见了鞭炮猛买,见卖吊钱就不认得了,我说这是贴在窗外的,风一吹呼啦啦飘可好看了,就都买了几张,回头一问,谁家大人都不让贴。那边过去是租界地,可见不同文化的影响力有多大。

早先天后宫即娘娘宫在我眼里有点吓人,主要是前面山门的四大金刚。那时娘娘宫古老神秘加残破,传说这娘娘身下坐着海眼,她不能动,一起身就发大水了。这太可怕了,同时也表明这娘娘法力好大。每年到腊月,宫前大街就都是红红绿绿的地摊,人流如潮,说白了就是庙会。即便不买东西,也想来逛,何况年货不怕多,来了总有可买的。

我来主要盯着两样东西,一是鞭炮,二是空竹,即闷葫芦。我抖得不错,还能扔挺高再接住。但也失手摔坏,就要买新的。卖空竹的就在庙内侧房,挨着送娃娃大哥的房子,隔窗看得清楚,小男孩似的娃娃穿衣戴帽站着一群。那时没宫墙,但我四姐每次都要拉着五姐和我从前殿穿过。我知道她的用意:我在家无法无天,她又舍不得动我一个手指头,又想让我变得老实点,这就是个好场所。但我也有主意,一进去就不抬头,你说啥我都忍着,反正出了门还是我。再进正殿看娘娘,娘娘坐在一个玻璃罩子里,形象模糊,但感觉很慈祥。那时以为这娘娘不定多大岁数,跟王母娘娘差不多吧,后来才知道妈祖本是少女,很是神奇。

那时金汤桥在人们称呼中还是东浮桥,中间走车,两边人行道是木板的,为节省材料,还留着比巴掌窄些的缝儿。人是掉不下去,但看河下水或冰都是真真亮亮的。特别是夏天发水时,浊浪滚滚,我一上去就来尿。幸亏那时女的很少穿高跟鞋,否则鞋下不去鞋跟儿下去了。我四姐当时的学校36中正对着这桥,那学校的校舍像欧洲的城堡,很有特色,后来没保留下来。

城里年前年后还要去南市,过南马路后,再下一个大坡子就到了。南市临街二层楼不少都带花檐廊,楼上楼下,各色招牌铺天盖地,商铺饭馆戏园子澡堂子旅店多得分不出个数,还有居民住的小窄胡同,生人乍来绝对看着眼晕,但我们至此就如鱼入大海,钻来串去,该吃该玩该买东西方便得很。

我老爸爱看戏,常带我去南市的戏园子。除了演评剧的黄河大剧院大些,别的都不大,木结构,楼梯又窄又陡,坐二楼头排,就像坐在演员头顶上。倒也好,没有扩音,听得清楚,但唱的什么词,又不知道。反正我是去了先买些零食吃,然后有武场就瞪眼珠看,演文戏时,就看别处,看看就睡了……戏散了,顶着星星迷糊着回家。年根儿里,煮肉的香气弥漫在大小胡同里,老远才有一个路灯,把人的影子照得大了小、小了大。赶到影子大时,我就想,什么时候我才能长成这样……

老城开蒙

我在天津老城里生活到八岁半,这期间念了小学一年级。那时没有学前教育,就是一伙顽童可胡同可大街玩疯后,家长说可不行了,赶紧上学收收性儿。领到学校报名,老师说从1数到100。这对我太简单了。人家看看我的大脑袋说:不笨,行啦。我就成了小学生。

南马路小学。临街一堵青砖墙,一个拱门,长条院,平房,很简陋。旁边的大楼好气派,课间和俩同学过去看,还有扛枪站岗的,喊小孩一边去。看大牌子,法院,审犯人的,快跑。回去教室门都关了,老师发怒:回家去吧!那好吧,得听老师的话,拎着小书包真回家了。我妈问怎么这么早放学,我说是今天我最早。张娘的女儿小荣和我一个班,比我懂事多了,放学回来喊:何娘,他是让老师撵回来的!我说是老师让我回来的。

老城里的胡同太多了,从解元里到南马路且得拐来绕去。于是就锻炼了记路的能力,以至日后到一个生地方,只要走过去,我就能找回来。特别是到国外,语言文字都不行,一个人上街,不走太远,就不会迷路。

那个时候小学课程简单,说实话,老城里的小学更简单,无非学生字讲加减法。别看我一时弄不清是“撵”还是“让”,但这点功课对我纯属小菜一碟。我爱看书,拿张报纸磕磕绊绊能念不少标题。我家胡同对面的胡同里有个小人书铺,这对我的吸引力与今天孩子上网吧相同。可看小人书要钱,没钱了,掌柜的想买点什么,又出不去,我就帮他买。他挺喜欢我,就免费让我多看几本。我爱看古时候打仗和侠客的,看不懂也看。那些小人书纸很薄,是木版印刷的,人形大,文字就在图中人物的嘴边引出的方框里:一员大将被绑,旁边坐着的人头上的方框里写“你降也不降?”大将的方框里写“要杀便杀,不必啰唆”。这是文字少的。一般有女子一出现,往往是密密麻麻一满框字。看来还是女人爱说。

院里的张娘李娘都爱说,我妈话少。东门里有家小电影院,她们三人去看《秦香莲》,评剧,小白玉霜演的,带了我去。进去张娘就开说,嗓门又大,李娘也不示弱,说着俩人就争论这秦香莲该不该去京城找陈世美。张娘刚强,说要我就自己带孩子过;李娘说凭什么,就该找。说得前面人扭头喊:听你们的还是听人家的。后来等秦香莲一唱“三年前,你为赶考奔京路,临行时,我千言万语……”冬哥春妹再一叫爹、娘,她们全哑巴了。

过一会儿再看我身边这三个女人,那眼泪哗哗流呀流。张娘干净,掏手帕擦了又擦;李娘邋遢,摸一把鼻涕就往地下甩;我妈性格刚强,也哭。我都顾不上看电影,净看她们了。

在城里小学那一年,我好像没学到什么。外面的世界太精彩,小小的校园,满足不了我的好奇。南市、估衣街、鸟市我要去,大姐二姐的单位我要瞅瞅,四姐五姐去同学家,也带我。去了一看,深宅大院老先生,一说这是同学的老弟弟,还就爱和我说话。我天生不怕生人,知道点什么还爱说出来,老先生一夸这孩子真聪明,我姐赶忙拉我走,怕我得意忘形,再说出些着三不着四的话。

古来孩童正宗的开蒙,多是从念《三字经》《百家姓》开始。我们那个年代,那些东西都成了糟粕,日后红太阳打头的课本还没来到,我们学的就是“大小多少人口马牛羊”,实在没什么意思。9月1日开学,10月1日到东马路看游行,游行的人都拿个三角小彩旗,一举一举的。游行队伍快散时,有人就把小旗给了路边的四五岁的小孩。我们虽然也在小孩之列,但不可爱,没人给。不给没关系,看准这一行是青年女工,齐喊着“阿姨好”,一群狼似的扑过去,没等她们反应过来,抢了旗就跑。当然,人家也没说不给。又上课了,老师问国庆节都干什么了,我也举手,举得胳膊都酸了,才叫我,我说:抢小旗去了。老师狠瞪一眼:坐下!

后来我和不少作家朋友聊天,发现我们小时候都不怎么受老师待见。我们多爱看闲书,爱胡思乱想,爱说话,爱看热闹,爱出风头(即便表面低调,心里极想),而这些都是当作家所需要的。成天就爱关屋里做算术,长大了是陈景润。作家莫言,别以为话少,是话太多了,才提醒自己“莫言”。

天津老城开蒙了我,不光认识了“大小多少”,更使我开始接触社会,尤其感受了这个五彩缤纷内涵丰盈的津门故里,这一切,让我终身受用。

老城美味

我小的时候,要说饭馆子也不少,可要是全家人说咱去吃一顿,绝对不容易,甚至有些奢侈。即便你有钱,旁人也会说:这家子,不会过。要是让单位知道了,一上纲上线,说你贪图享受,你就且“进步”不了啦。

上世纪50年代还好点。有一天东北的表哥来了,他在沈阳杂技团工作,戴前进帽穿皮夹克大皮鞋,倍儿帅。我领路,他去东马路火车票预售处买票,排大队。他可真行,让我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排着,他出去逛。排到地方了他还不回来。我脑瓜还行,一个一个把后边的让到前面,等他回来了,马上就买了。

他挺高兴,夸我。我说你不光动动嘴就拉倒,他说咱下馆子吧。公私合营后,就没有个人再开饭馆,原有的也不装修,破旧得一个个都像老字号。老城东西南北角为交通枢纽,繁华,馆子集中,我俩在东南角进了一家。晌午了,也没几个吃客,人家一看小伙这打扮,说楼上请。楼梯一踩吱吱响,时光退回几十年,要一个咕咾肉还有什么,我也饿了,一顿猛吃。表哥吃几口不吃了,要碗汤。我说你怎么不吃,他说怕胖。“胖怎么了?”“我演空中飞人。”噢,胖子,飞不起来。

回家跟我妈说我不演飞人,你也做个那样的菜。我妈说尽量多放些油吧。我妈东北女人,心大,舍得花钱。这会儿我爸和三个姐姐都工作,日子不错。平时家里总有槽子糕呀小八件呀什么的,她就往我嘴里塞,以至于我十多岁后就胖。同学先给我起的外号叫“得得”(逮逮,后字念二声),这俩字可能就咱天津人懂,非常形象:身上肉多,一跑,肉颤。其实我没那么胖,是壮,主要是当时的人都偏瘦,小孩更一个个猴似的。等到上初中我瘦下来,脑袋显大,绰号大头。那会儿同学之间若叫名字,说明关系一般,关系好的都叫外号,没人反感。几十年后忽然通电话,说我是谁谁谁,想不起来,那边急了,说我是“大梨”,这边哎哟一声,连当初上课一回答问题他就揉鼻子都想起来了。

我小时候不怎么好好吃饭,但架不住老城里零食诱人,比如胡同口哨子般的一响,就是来卖大梨糕(小孩都这么称呼)的,一串木碗相互扣着冒热气,打开,雪白,豆馅,再浇红色透明的酸糖汁。其实这东西是看着好吃,说实话,饿了不管用,饱了没感觉。还有爆米花、棉花糖等,但甜的我不爱吃。我最爱吃刚出锅的乌豆。用纸卷一个锥形桶,装得带尖,实际没多少。乌豆不能拿回家吃,那就凉了,讲究趁热在街上边走边吃。那时街上没垃圾桶,用手一挤,带点芽的蚕豆香喷喷咸滋滋地进了嘴,皮儿往路边树坑一扔。这东西我吃多少没够,日后我净自己在家生蚕豆,有时煮多了,上顿下顿地吃,媳妇乐了,说这倒省了做菜了。

二道街将近东马路有纵向胡同,把角有大饼铺,还有卖熟肉的,主要卖“杂样”。大饼卷杂样,好吃,但这个不能在路上吃。在路上两手抓着饼卷子往嘴里塞,头发再长点,就像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杂样现在人们都不稀得吃了,那时得隔几天才舍得买一斤半斤的,用草纸包,到家油都不透。杂样,顾名思义,就是猪头肉、心、肝、肺,还有粉肠等的组合。其中最差的是肺,买时要说掌柜少盛肺,掌柜的才不听呢。我最爱吃粉肠,一般是到家了,粉肠也没了。

还有卖羊杂碎的,上午煮,下午卖。夏天差点,到了冬天,小风一吹,香出去多半条街。这东西,可能也就咱天津是捞出来切碎了卖,当下酒菜。在内蒙古东北承德那一带,都是连杂碎带汤成了“羊汤”,就热烧饼吃。一大碗羊汤,一个烧饼(比天津的个儿大),早上吃了,饭量小的能顶到晚上。缺点是咸,吃时不觉得,完事你就喝水吧。所以,一般晚上不吃,吃也少喝汤,要不然这一宿你就喝了尿、尿了喝吧。

老城的风味小吃有好多,我那时小,玩是最重要的,吃次要,但还是记住了些。说来,对吃的东西印象最深是低指标时。人饿极了,吃了什么才记得深记得牢。我上面说的与那时就差二三年。早知道就多吃多塞,像狗熊冬眠前打好底,好迎战“瓜菜代”,即粮食不够吃,用瓜菜代替。这也是1960年至1963年的代称。

民园笛声

1959年暑假,终于不用每天上学了,本来我想痛痛快快玩一气,谁知搬家了。我不知搬到哪里,就觉得离城里好远。一开始我跟着走,后来太累,我钻进车上的大缸里。东北人家冬天要积酸菜,所以过日子必须有口缸。积了也不都是自己吃,天津人也爱吃,每年差不多有一半送邻居们。

搬到和平区的黄家花园,感觉这边环境比城里要干净整洁得多,街上人也少。只是我不习惯,住大院一天到晚过节似的,一家的热闹事,也是全院的热闹事。住楼不行,只有楼道一两盏昏黄的灯是共用,有话都在自家屋里说。

梦中还在城里,醒来人到民园。9月1日新学年,我进民园小学上二年级,坐在教室,顿时发蒙,人家讲的,我有点听不懂。比如上音乐课,在南马路小学压根就没讲过音符1234567。一开始我还奇怪,这七个数怎么能唱呢?还好,都是全班同学一齐唱,估计也不光我一个滥竽充数的,慢慢也就对付过去了。

那年是新中国成立十年大庆,节前一派喜气洋洋。学校、个人家不必说,连街上都整得干干净净,墙和树干齐胸下刷成白色,看上去那叫一个舒服。大人们都忙,好晚才从单位回来。学校里处处是歌舞声。我五姐和我一个学校,上五年级,她和同学跳舞蹈。我嗓门大,被选进合唱队,天天站成排,准备国庆节的演出。就几首歌,也不发歌词曲谱,老师一句我们一句,还分部唱,挺像那么回事的。等到快到日子了,彩排,要求男孩子白上衣、蓝裤子、白球鞋,女孩花裙子,这就成了问题,特别是白上衣,能有一半人没有。我就没有,一个秃小子,可地弹球拍毛片再上树爬墙,家长还给你做白上衣?你能穿出白色来吗?

正好,那些天我借了几本小人书,就想回家往窗边床上一躺,好好欣赏一番。我说没白上衣,我不唱了。老师发火说你敢,你嗓门大,一个顶好几个,不能不唱。然后又说你唱的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点困难怎么都克服不了!我说好吧,能不能当上接班人,那就看我妈了。老师又要发火,我说本来嘛,我妈要是给我弄了白上衣,我就唱。

要说那年月人的精神状态确实好,有时都好大劲了,可就是要啥缺啥。我妈还真不错,把这难题解决了,用我四姐穿过的白上衣改了一下,穿到学校还有同学嘲笑,说你这是女式的,领子是圆的。还真得佩服人家,长知识。这就开始演,在常德道一个礼堂,再去少年宫什么地方演。

还停课在民园体育场组字,一个挨一个坐在看台上,一人手里有几牌彩色块子,有人在下面指挥:一声哨,举什么颜色,又一声哨,再举什么颜色的。不能走神,更不能动,说这样组成的字才好看。但最终组成的是什么字,我们是一概不知道。民园的看台是水泥麻面,晒一中午,下午去了一坐,烫屁股。那也得硬往下坐,烫得直放屁。坐两三个钟头,胖子还能坚持,瘦子龇牙咧嘴,硌得尾巴骨疼。

盼呀盼,到了10月1日,早上要挂国旗。楼里的国旗放在我家,我爸很郑重地从箱子里取出,插上竹竿,成七十五度角悬挂在楼门口。每家楼门口都挂,一眼望去,整条街都是红的。二年级学生太小,不参加游行。中午大人都回来,我就去稻香村打啤酒买熟肉,然后和我爸我姐夫们坐一个桌上吃喝,听他们说这说那。别看我小,我跟他们一个系列。我妈我姐姐她们端碗捞面,娘几个在另一边乐和。

对啦,当时我们的男音乐老师会吹笛子,让男生每人买一支,教了几次,然后一个一个上台吹。结果,全班就我一个人让他选中,进了全校的少年笛子队。这下可麻烦了,一直到六年级,我始终是这个队的骨干,到处跟着演出,几乎所有寒暑假都玩不了几天。那时营养跟不上,练半天,光得出气,完事一站起来都迷糊。等上了中学,老师问谁会吹笛子,我一声不吭。打那就没再正式吹过,但现在拿起来,还能吹,而且别人一听准说“原先吹过”。

那时,民园小学的笛子队,全天津独一份。在东马路少年宫演出,二三十人吹成像一个人吹的,可不容易。

墙子河边

在黄家花园,我最常去玩的地方之一,就是墙子河。那时墙子河两边有上海道和南京路,日后挖没了河,三合一,就有了今天的南京路。上海道窄,临河垂柳院门半掩。南京路有公交车,“三”路,傍着河堤缓缓地开。长街人稀,坡岸碧绿,晩风送爽,夕阳林梢。走在今天南京路上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当初这里还曾有过这么一道风景线。

当时墙子河水可不臭,挺清亮的。教堂河边园清池,有名的大澡堂子,好几层楼,越往上洗越贵,地震后都挤一楼洗,好跑。园清池往外放水,冬天那一段河面不结冰,腾腾冒白汽。教堂前面滨江道桥是铁的,夏天从河岸树荫走到那儿,定去路口把角制人造冰的厂子看热闹。大块的白冰从窗口唰地滑出来,冒凉气,用铁钩一钩,叭一声落地,砸出不少碎冰块。小孩们捡了啃、嚼,梆硬,叭又一声,牙崩去一角。那冰吃了不闹肚子,是凉开水制的,直接做刨冰卖。

墙子河上的桥名同道名,营口桥、长沙桥、山西桥、河北桥、湖北桥等都是一个造型,单孔,水泥结构,坚实厚重美观。车道居中,人行道在两侧高出一尺,安全,车开不上来。由于两岸地势不均,从南京路上看,有些河段就是地上河,故堤岸高大宽展,树木由此也就有生长空间。那时孩子玩的都是原生态:弹弓打鸟,竿粘蜻蜓,隔河开仗,比谁水漂打得多。大人也去溜达,晩上则是搞对象的好地方。大家相安无事,挺祥和的。

可过了一两年不行了,“瓜菜代”了,吃不饱,也顾不上环境卫生,河水说臭就臭了。还不错,河边一早一晚变成“黑市”——自由市场。虽然价格贵,但终能买到些商店买不到的东西。我们小孩再去河边,肚子里缺油水,也没劲玩。一股香味飘来,炸荷包蛋,好馋人,只能看,心想什么时候能管够造一顿呀!

有个小要饭的定是饿极了,抓块摊上的点心,边跑边往嘴里塞。一个胳膊戴红箍的追上就是一脚,还要踢,众人说算啦算啦怪可怜的,我们起哄喊“大人打小孩不要脸”。那家伙还不依不饶,指着我们说也不是好东西,早晩蹲笆篱子。

笆篱子是嘛?问人,人家说是监狱。“这王八蛋他咒咱们。”我们中间有高年级的,不服。天擦黑,“红箍”在桥根临水处拉屎。嘿,说咱们“蹲”,他在那儿蹲着呢!我们一人抓一块土坷垃,在桥上喊一二三,一齐朝下扔,就听水声骂声乍起,然后就憋口气猛跑,散伙,十多天内不敢再来。

后来我上34中,一开始走山西桥过保定道。但保定道松寿里有一拨小子截道欺负人,就改走河北桥。学习雷锋后,放学过桥是上坡,就做好事,推三轮。三轮车是当时城市里主要运输工具,满载平路还行,上坡太费劲,谁在后边帮着推一下,轻松不少。上了桥人家是真感谢呀。咱肚子更饿,但心里高兴。别看这等小事,就养成我们这代人一辈子崇尚助人为乐。为什么老了爱上当受骗,跟这都有关系。路边有学生模样的求助,说回家路费丢了,那可得帮一把。过好几天又见到,问你咋又丢了?还给。回家挨儿女数叨,也不长记性!

等到1966年夏天,有一阵我不去河边了,有人跳河自杀泡得好大,吓人。我还奇怪,这河水不深,怎么就能淹死人呢?那年秋天学校组织学生劳动挖河,水放光,弄清了:淤泥太多太臭,人下去即使不淹死,熏也熏死了。看来不是运动逼得人没了活路,是不会一头扎到这河里来的。

挖时说加小心可能有好东西,真有,瓷器,还有银圆,布包着,一卷子二十多块。地点在桥边,肯定是谁一看要抄家,这东西留着是祸害,快扔。挖出来一擦,银白雪亮,袁大头原来胖乎乎还挺好看的。赶紧上缴,也不知落谁手里。接着再挖,咣,碰着硬的了,喊又挖着了!呼啦都围过来,说是金元宝吧,这么大个儿!

好不容易从泥里挖出来,死沉死沉,抬上岸,用水一冲,大伙一看全跑了——炮弹!

“皇家”美女

上世纪60年代初,尽管“瓜菜代”,又值长身体的年龄,腹中需求旺盛,但一走在黄家花园街上东瞅西望,也就淡忘了。到了1964年,经济形势好转,以西安道山西路十字路口为中心的黄家花园,即复为繁华之处。我家住长沙路,还有五大道靠近河北路的人家,日常买些什么一般都到黄家花园来。

黄家花园有个“小百货公司”,在山西路上,面东临街一溜门店,生意极好。柜台与收款台上空有一条条呈放射状铁线滑轨:四下售货员把小票和钱、布票、线票等往小板上一夹,喊声“收款了”,用手或尺猛推(甩),那板儿嗖地一下就顺着铁丝滑向中心收款台。有的距离远,动力不足半道停了,会有顾客伸手帮着推一下,没见谁伸手给拽下来。后来变成电动的,半空中钱、票来来往往。日后我在景区一坐上缆车,就想起商店里这原生态的运载工具,那应该是缆车的设计原型。

为了度荒,那几年政策宽松,加上年景好转,吃的用的多了,有些洋东西老东西也出来了。西安道上有委托店,我净进去看,什么外国钟表、金银首饰。临街大玻璃窗,隔三岔五就有新奇的物件亮相,有次摆了一辆崭新的英国产的“凤头”牌自行车,引爆眼球。那时谁家有辆飞鸽、永久车子就不错了,比自家孩子还亲,住三楼还天天往屋里扛。“凤头”车后轴有变速装置,走起来嗒嗒响往前蹿,鹤立鸡群。玻璃窗外的人看那车,就跟现在人前些年看奔驰、宝马一般,心里可能都想,自己这辈子恐怕有不了这样一辆自行车。

骑不骑“凤头”没关系,黄家花园的人都挺知足的:早上买得着豆浆馃子,我上学花一两粮票五分钱吃锅巴菜,一毛喝馄饨,还是排骨汤。三分钱一根冰棍,五分钱小豆的,多半载红小豆,饭量小的,吃两三根能顶一顿饭。刨冰一毛一碟,吃到最后喝冰水,酸甜,喝完冰得脑袋发木。人称“大合(作)社”即菜市场,卖菜肉鱼什么的,大木桶里有时还有活螃蟹,哗哗地往上爬再掉下去。大家都知道日子会一点点好起来,说实话,真没有人想再搞一次革命呀——把凤头标说成资本主义砸了?把早点铺说成修正主义改向阳食堂?这都哪儿对哪儿呀,抽风呀,可后来却都干了。

当时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是“大合(作)社”临街是糕点店,我上初中,天天从它门前过。有一阵这店的生意特别好,而且主要是有两截柜台特别好,买者又多是青年男子。一开始我不知这是为什么,后来一个同学书包里总有槽子糕,我说你家够有钱呀。他说有嘛钱,都是他哥为看这里的一个女售货员,天天来买点心,工资月月不够花,把他妈气坏了,说这店里出了狐狸精。

至于吗?有天我妈让我去买点心,看清了,真不假,那女的二十来岁,高个儿,大眼睛,头发乌黑波浪,面似凝脂,待顾客热情又不失稳重。跟那些卖货的大娘大妈站在一起,用鹤立鸡群都不合适,只能是仙女与狼外婆。她的绰号是“皇家美女”,即黄家花园的大美女。就这等模样,一看就不是出自一般人家,分明是“资产阶级小姐”。1963年强调阶级斗争,转年又“四清”,家庭出身就成了考学、工作的重要条件。她要长得丑反倒好,这么招人眼,那就得接受考验。她的柜台前总有人排队,旁人干闲着还不领情。后来就不见她卖糕点,去卖带鱼了。那些小伙又去买带鱼,臭带鱼,从店里出来一个个浑身腥味。

再后来“皇家美女”不见了。我问同学是不是成了你嫂子,同学说可怜我哥呀,白买了那些点心和带鱼。美女,是让一个路过的军官给带走的。这事和普希金的小说《老驿站长》特相似。可以理解,在那个年代,美女虽出身不好,但同样希望自己能生活得更好些。而我再去店里买槽子糕,就不抬头,拿了就走。

残阳夕照

当初民园那一带特别肃静,重庆道和常德道之间看似背靠背都是房子,其实当中有不少空地。但进去得从挺高的墙上走。我有点恐高,人家同学嗖嗖如走平地,我小心翼翼不敢四下张望。忽见一片荒草地和砖头瓦块,就跳下去玩。那些砖瓦搁今天就是金砖银锭。当时,谁能想到有朝一日地皮会这么珍贵,又在五大道上。

怎么就敢上墙头钻荒院呢,没人管?只因为同学家就在这,发现也没事,顶多说小心别让你爷爷看见,他爷是谁同学也不说。去他家,见他爷留着花白胡子坐太师椅腰板笔直,问你爸爸原先干啥事由。我说听我爸说他从小在东北“住地方”。他爷爷眼睛一亮来了精神,说“住地方”是我们东北方言,就是到商号当小伙计,吃住在人家那个“地方”,想当初……后来知道他原是东北军的。还去过几个同学家,都吃着“定息”(公私合营后给资方的股息)。虽然那时似懂非懂,但电影戏剧脸谱化,已把社会上的人分成几类,关系挺紧张的。跟他们一接触,又感觉没那么邪乎。我还想:就他们这些人总想着翻天?一不像,二也办不到呀。

民园体育场那时常年开放。春天杨柳青青,早晨先去那里踢一阵球。阳光灿烂,再在看台上走一圈,乏了仰面一躺,颇有《回延安》“头顶蓝天大明镜”的感觉。特别是过了“低指标”,生活渐渐好起来,普通人对未来生活充满了希望。但有不是“普通人”的,有一天同学爷爷死了,他一点难受的表情也没有。他说他爷爷早年算过卦,说他如果活到八十岁就得化成一团烟,现在七十九,躺在棺材里走的。我俩都认为这卦不准:当时是提倡推行火化,但不强迫。可转年夏天文革闹起来,真就见过抄家时正赶上那家出殡,硬是把人拽出来把棺材给烧了,人火化。不过,如果他爷没赶到那点上呢,所以那卦还是不准。

那时小学半日制,下午去学习小组。小组三四人不等,一块做作业。我不愿去小组,经常是上这堂课就把上堂课作业偷着做了,下午光玩儿。但不行,老师要求各小组得有一个功课好的,能辅导别人。有个女生家住民园旁河北路上,楼上楼下,她家有不少成套的连环画即小人书,包括一套崭新的《三国演义》。这可吸引了我,去了,他们做作业,我看小人书。有一天赶上她爸在家,和我聊“三国”,我关张赵马黄挺不含糊地白话一气,后来问您在哪儿工作,他说在16中(耀华中学)教历史。我一下哑巴了,知道遇见了高人。他挺高兴,说这些书天天摆在这儿,我女儿一本都不看,你连人名都背下来,将来搞文学没有问题。

一夸,我又来神儿,问为嘛刘备一死看着就不带劲了呢?他说这证明你看进去了。我等着听,人家上班走了。没能得到16中历史老师面授,很遗憾。16中当时名气很大,我小学毕业曾要报“16”,后来首选“男1”(中),结果去了34中。其中有些文章,这是后话暂不提。

学习小组并不固定,我功课好,别人愿意找。我喜欢和爱看书的来往。有一阵我们几个“话友”每天早早到校,冬天把火点着,然后围着炉子烤馒头,学说在收音机听的《杨家将》《隋唐演义》《水浒传》,还有什么书,当然必有相声。

渐渐老师知道我能讲,赶上自习课,说你给大伙讲故事吧,他走了,我站前面一通神侃。先背一通隋唐好汉排名,从第一条好汉李元霸到十六条秦琼。讲半堂课讲累了,就研讨黄骠马和赤兔马哪个跑得快,大伙争论起来,乱成一锅粥,我也就歇着换别人了。日后我不怵头在人多的场合即席讲话,人越多讲得越好,可能就跟在民园小学的经历有关。民园小学和民园体育场那一带,留给我心中的画面就是生机勃发的春天,很美、很美。等运动一来,就完了。

二池碧波

二池,就是西安道和长沙路把角的第二游泳池。上世纪60年代,和平区一、二、三池,二池条件最好。一池小,三池呢?我有天中午去,见池里一个人也没有,心中大喜,纵身而入,然后咣地一下,就感觉脑门子撞墙一般,赶紧爬起来,水面刚及膝盖,浅池!好悬,大青包好长时间才消下去,再不去了。

夏天游泳,对一般人来说就为凉快。但1963年以后,渐渐就提升到革命与否的高度,凡革命者得到“大风大浪里经受考验和锻炼”。要“大风大浪”就得去海边,去北戴河不易,那咋办?只好自己兴风作浪了:列大队推着大标语还背着枪在海河里顺流扑腾一气;还组织万人横渡水上公园西湖;等等。说是激发反帝反修斗志,实际等于上班游泳,会水都愿意参加。历史证明,凡搞轰动的大事,说是大多数人都拥护,其实呢,天天唱歌有说有笑,不干活工资照发,傻子才反对。

那时天津市区周边大水坑甚多,都是窑场挖土挖出的深坑。没有哪个水面前立牌告诫禁止游泳这里危险,海河一到夏天就跟煮饺子似的。断不了就有溺水的,远看河边有块破席子,下面就是冤魂一条。旁人跟没看见一样照游不误,特像《动物世界》角马群面对同类遭难而继续吃草。毕竟天津夏天太热,当时连电扇都少见,难得到水里凉快一下,也就顾不上许多了。

二池离我家近,又安全,我就在这儿游。一张票五分钱,游一个小时。内中浅池深池各一个,深池人少,但得考试:踩水三十秒,连续游一百米。合格,在游泳证上盖章,存衣服时给条红带,系脖上,就可以出入深池了。一开始很羡慕人家系红带的,练了一阵自己也过关了。又羡慕人家皮肤油黑肌肉发达,然后就练双杠单杠还专拣中午去游,身上沾水太阳一晒,皮肤就由白变红再黑里发亮,有点皮实健壮的样子了。

二池的水是循环的,有一个大水塔不断地把水抽出,雪白的浪花在半空中绽开,再流淌下来在太阳光下晒、消毒。浅池是长五十米宽二十五米的标准比赛用池,瓷砖雪白一池碧波,经常有国家级的比赛在这里举行。电影《水上春秋》里好多场景就是在这儿拍的。穆祥雄是天津人,获世界冠军,也激发了天津人对游泳的热爱。

盛夏里二池还开夜场,两毛钱一张票,是青年男女的专场。谈着恋爱还锻炼了身体,比现在吃喝完找个包厢关门吼强多了。二池旁边的复兴花园有转椅铁索桥单杠,还有铁棍组成的樊笼,正好替代双杠练双肩支撑,俗称“揣块儿”,上初中后我每天的目标是二百个,练一夏天胸大肌就鼓起来,再加上游泳,练的结果都给上山下乡打了基础,身强力壮,下乡头一年就挣满分。

二池的碧波映射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到冬天二池在泳池前的空地还铺冰场。大冷天站在我家三楼阳台能看见冰场一个角,灯光闪烁人如飞燕,歌曲有张振富耿连凤的《逛新城》。人家父女走得欢,我心里直发痒。那时自己有冰鞋的极少,我滑过两次,租鞋,挺贵,不好意思找家里要钱,就很自觉地不再去了。

黄家花园这一带楼房密集,唯有二池和复兴花园有难得的一池碧水一片绿地。仰面躺在水中,天空好蓝好大。有时真想过将来长大会干什么去哪里,但说什么也想不到会去塞北。

小小少年

1964年考初中前,学校把六年级班级打乱,按平时成绩分甲乙丙仨班,目的明确:确保升学率;力争多考入名校。我们班五十多人,分到甲班的女生十人,男生二人,有我一个。目标16中和男一中。

当时已熬过“低指标”,经济复苏民心安稳,连我一个小小少年都能感觉出来。我爸在渤海无线电厂是新产品试验小组组长,早出晚归。大姐大姐夫在和平区委,二姐二姐夫在天津市委,三姐三姐夫在天津工学院,四姐在商业上,四姐夫在市博物馆,五姐念书。我,功课一点不费劲,有大把的精力去玩。也不光是我,大家都觉得生活内涵已由50年代的激情、简单渐渐变得沉稳而又有点情调了。更何况,天津人本来就特别热爱生活。

电影院,无疑是最吸引人的地方。片子也不都是一味打仗的,国外进口片在艺术馆等电影院放,越剧版《红楼梦》放三小时,把我都看睡着了。一些老戏也挖掘出来演。先前都穿布衣布鞋球鞋,这会儿也有穿皮夹克大皮鞋的在街上嘎嘎走。劝业场惠中饭店与和平路交叉口最早出了擦皮鞋的,看的人远比皮鞋多。擦鞋的美,显手艺,刷子布巾擦得叭叭响,鞋面贼亮光滑,蚊子都站不住,再看,半盒驼鸟牌鞋油下去了。人们心态平和,不想凭什么你吃烤鸭,我喝馄饨,你穿皮鞋,我穿球鞋。要想就想我好好干挣钱,好日子不远了。若问想不想再折腾一回,肯定说前几年的罪还没受够?快饶了老百姓吧……

我常去儿童电影院看电影,五分钱一张票。赶上新片,买票比低指标月初去粮店买粮还挤。售票处木板上掏一半圆小洞,麻竿胳膊也只能伸进去二三条,小手捏着钱喊:两张两点二十的!三张四点五十的!再满头大汗挤出来,自豪得如打了胜仗。为嘛我们这代人特别能吃苦,跟这都有关,看场电影都得玩命!当然,玩命之后的欢乐,是现在年轻人不可想象的。

看电影我还有点便利条件,我二姐后调到文化局,票多。楼下伙伴小宝大我一岁,胆大,净我俩一块儿去。都吃晚饭了,有票,一宫。他骑他母亲的“三枪”高把女车,我骑我爸的“钻石”男车,个儿都没长高,够不到脚蹬子,屁股两边拧着骑得飞快,闸也不灵,到和平路四面钟差点撞了公共汽车。好容易赶到一宫,一掏票,把门的说:这片小孩不让看。可气死人啦。

去干部俱乐部看《兵临城下》首演,散场了天大黑,一辆辆小汽车从身边过,小宝想起电影里的情节说:“这里可能就有国民党的大官。”坏啦,身后一大人就一路跟我们,从佟楼跟到马场道,跟到成都道,小半夜,到了把小宝拉到派出所。找小宝他妈,他妈周婶见过世面,问那傅作义是不是国民党大官?把他们都问哑巴了。到了也不知那位老左是谁,都左到偷听俩小孩的悄悄话了,太可怕了,胜过“东厂”!我妈说得挺准,她说打闹胡子(东北方言,指土匪)她就品出个理儿——但凡日子好一阵子,就该瞎折腾了……

一家子多一半党员干部,谁信她的。往下却不幸被她言中。但在那之前,我才不管那些,集邮(劝业场四楼有专柜),放风筝(四姐夫给的,展品),养热带鱼(自己做鱼缸),逛艺林阁(二楼卖字画,张大千的美女、徐悲鸿的马,四尺竖幅,人民币三十元),斗蛐蛐儿(法国教堂旁胡同专卖),玩得不亦乐乎,比他们上班的都忙。

突然有一天六年级的班主任在操场上叫住我,问:国家建设需要有一批学生去甘肃建设兵团,你响应号召不?我毫无思想准备,只好说:这事得回家问我妈。

老师说:别问了。

他走了,又诈另一个同学去了。

罢了,孩子诚实,终究斗不过狡猾的大人。评语中思想进步不进步,老师就是这么得来的。考完了离校了,也没见哪一个同学去甘肃。然此风未绝且愈演愈烈,以致后来逼得人人都学说假话:下乡了,明明盼着快点返城,还信誓旦旦说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这会儿想想,老脸都发烧。这等做法,可得杜绝,否则这个社会就不会有诚信。

话说回来,自我感觉考得不错,报男一中,发榜,也不公布分数,分哪儿去哪儿——34中。过两年运动起了,在街上见到从我们楼搬走的一个男孩。他小我一岁,全家从农村来,出身贫农无疑,但功课底子薄。这时他胳膊戴着男一中红卫兵袖标。再想我们班五十六个同学,才出了一个红卫兵,我朦胧胧就有点明白升学的主要标准是什么了。

不过,只要环境还没有大变,小小少年,烦恼还是少。1966年盛夏前的黄家花园,还是绿树成荫熙熙攘攘,一派祥和景象。许多和我一样的孩子,还都在编织着自己一个又一个美好的梦。

2017年夏于塞上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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