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我的母亲
说起我的母亲，我只知道她是“浙江海宁查氏”，至今不知道她有什么名字！这件小事也可表示今昔时代的不同。现在的女子未出嫁的固然很“勇敢”地公开着她的名字，就是出嫁了的，也一样地公开着她的名字。不久以前，出嫁后的女子还大多数要在自己的姓上面加上丈夫的姓；通常人们的姓名只有三个字，嫁后女子的姓名往往有四个字。在我年幼的时候，知道担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妇女杂志》笔政的朱胡彬夏，在当时算是有革命性的“前进的”女子了，她反抗了家里替她订的旧式婚姻，以致她的顽固的叔父宣言要用手枪打死她，但是她却仍在“胡”字上面加着一个“朱”字！近来的女子就有很多在嫁后仍只由自己的姓名，不加不减。这意义表示女子渐渐地有着她们自己的独立的地位，不是属于任何人所有的了。但是在我的母亲的时代，不但不能学“朱胡彬夏”的用法，简直根本就好像没有名字！我说“好像”，因为那时的女子也未尝没有名字，但在实际上似乎就用不着。像我的母亲，我听见她的娘家的人们叫她做“十六小姐”，男家大家族里的人们叫她做“十四少奶”，后来我的父亲做官，人们便叫做“太太”始终没有用她自己名字的机会！我觉得这种情形也可以暗示妇女在封建社会里所处的地位。
我的母亲在我十三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生的那一年是在九月里生的，她死的那一年是在五月里死的，所以我们母子两人在实际上相聚的时候只有十一年零九个月。我在这篇文里对于母亲的零星追忆，只是这十一年里的前尘影事。
我现在所能记得的最初对于母亲的印象，大约在两三岁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夜里，我独自一人睡在床上，由梦里醒来，朦胧中睁开眼睛，模糊中看见由垂着的帐门射进来的微微的灯光。在这微微的灯光里瞥见一个青年妇人拉开帐门，微笑着把我抱起来。她嘴里叫我什么，并对我说了什么，现在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她把我负在她的背上，跑到一个灯光灿烂人影憧憧往来的大客厅里，走来走去“巡阅”着。大概是元宵吧，这大客厅里除有不少成人谈笑着外，有二三十个孩童提着各色各样的纸灯，里面燃着蜡烛，三五成群地跑着玩。我此时伏在母亲的背上，半醒半睡似的微张着眼看这个，望那个。那时我的父亲还在和祖父同住，过着“少爷”的生活；父亲有十来个弟兄，有好几个都结了婚，所以这大家族里看着这么多的孩子。母亲也做了这大家族里的一分子。她十五岁就出嫁，十六岁那年养我，这个时候才十七八岁。我由现在追想当时伏在她的背上睡眼惺松所见着的她的容态，还感觉到她的活泼的欢悦的柔和的青春的美。我生平所见过的女子，我的母亲是最美的一个，就是当时伏在母亲背上的我，也能觉到在那个大客厅里许多妇女里面：没有一个及得到母亲的可爱。我现在想来，大概在我睡在房里的时候，母亲看见许多孩子玩灯热闹，便想起了我，也许蹑手蹑脚到我床前看了好几次，见我醒了，便负我出去一饱眼福。这是我对母亲最初的感觉，虽则在当时的幼稚脑袋里当然不知道什么叫做母爱。
后来祖父年老告退，父亲自己带着家眷在福州做候补官。我当时大概有了五六岁，比我小两岁的二弟已生了。家里除父亲母亲和这个小弟弟外，只有母亲由娘家带来的一个青年女仆，名叫妹仔。“做官”似乎怪好听，但是当时父亲赤手空拳出来做官，家里一贫如洗。我还记得，父亲一天到晚不在家里，大概是到“官场”里“应酬”去了，家里没有米下锅；妹仔替我们到附近施米给穷人的一个大庙里去领“仓米”，要先在庙前人山人海里面拥挤着领到竹签，然后拿着竹签再从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中，带着粗布袋挤到里面去领米；母亲在家里横抱着哭涕着的二弟踱来踱去，我在旁坐在一只小椅上呆呆地望着母亲，当时不知道这就是穷的景象，只诧异着母亲的脸何以那样苍白，她那样静寂无语地好像有着满腔无处诉的心事。妹仔和母亲非常亲热，她们竟好像母女，共患难，直到母亲病得将死的时候，她还是不肯离开她，把孝女自居，寝食俱废地照顾着母亲。
母亲喜欢看小说，那些旧小说，她常常把所看的内容讲给妹仔听。她讲得媚媚动听，妹仔听着忽而笑容满面，忽而愁眉双锁。章回的长篇小说一下讲不完，妹仔就很不耐地等着母亲再看下去，看后再讲给她听。往往讲到孤女患难，或义妇含冤的凄惨的情形，她两人便都热泪盈眶，泪珠尽往颊上涌流着。那时的我立在旁边瞧着，莫名其妙，心里不明白她们为什么那样无缘无故地挥泪痛哭一顿，和在上面看到穷的景象一样地不明白其所以然。现在想来，才感觉到母亲的情感的丰富，并觉得她的讲故事能那样地感动着妹仔。如果母亲生在现在，有机会把自己造成一个教员，必可成为一个循循善诱的良师。
我六岁的时候，由父亲自己为我“发蒙”，读的是《三字经》，第一天上的课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一点儿莫名其妙！一个人坐在一个小客厅的炕床上“朗诵”了半天，苦不堪言！母亲觉得非请一位“西席”老夫子，总教不好，所以家里虽一贫如洗，情愿节衣缩食，把省下的钱请一位老夫子。说来可笑，第一个请来的这位老夫子，每月束脩只须四块大洋（当然供膳宿），虽则这四块大洋，在母亲已是一件很费筹措的事情。我到十岁的时候，读的是“孟子见梁惠王”，教师的每月束脩已加到十二元，算增加了三倍。到年底的时候，父亲要“清算”我平日的功课，在夜里亲自听我背书，很严厉，桌上放着一根两指阔的竹板。我的背向着他立着背书，背不出的时候，他提一个字，就叫我回转身来把手掌展放在桌上，他拿起这根竹板很重地打下来。我吃了这一下苦头，痛是血肉的身体所无法避免的感觉，当然失声地哭了，但是还要忍住哭，回过身去再背。不幸又有一处中断，背不下去，经他再提一字，再打一下。呜呜咽咽地背着那位前世冤家的“见梁惠王”的“孟子”！我自己呜咽着背，同时听得见坐在旁边缝着的母亲也唏唏嘘嘘地泪如泉涌地哭着。我心里知道她见我被打，她也觉得好像刺心的痛苦，和我表着十二分的同情，但她却时时从呜咽着的断断续续的声音里勉强说着“打得好！”她的饮泣吞声，为的是爱她的儿子；勉强硬着头皮说声“打得好”，为的是希望她的儿子上进。由现在看来，这样的教育方法真是野蛮之至！但于我不敢怪我的母亲，因为那个时候就只有这样野蛮的教育法；如今想起母亲见我被打，陪着我一同哭，那样的母爱，仍然使我感念着我的慈爱的母亲。背完了半本“梁惠王”，右手掌打得发肿有半寸高，偷向灯光中一照，通亮，好像满肚子装着已成熟的丝的蚕身一样。母亲含着泪抱我上床，轻轻把被窝盖上，向我额上吻了几吻。
当我八岁的时候，二弟六岁，还有一个妹妹三岁。三个人的衣服鞋袜，没有一件不是母亲自己做的。她还时常收到一些外面的女红来做，所以很忙。我在七八岁时，看见母亲那样辛苦，心里已知道感觉不安。记得有一个夏天的深夜，我忽然从睡梦中醒了起来，因为我的床背就紧接着母亲的床背，所以从帐里望得见母亲独自一人在灯下做鞋底，我心里又想起母亲的劳苦，辗转反侧睡不着，很想起来陪陪母亲。但是小孩子深夜不好好的睡，是要受到大人的责备的，就说是要起来陪陪母亲，一定也要被申斥几句，万不会被准许的（这至少是当时我的心理），于是想出一个借口来试试看，便叫声母亲，说太热睡不着，要起来坐一会儿。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母亲居然许我起来坐在她的身边。我眼巴巴地望着她额上的汗珠往下流，手上一针不停地做着布鞋──做给我穿的。这时万籁俱寂，只听到滴搭的钟声，和可以微闻得到的母亲的呼吸。我心里暗自想念着，为着我要穿鞋，累母亲深夜工作不休，心上感到说不出的歉疚，又感到坐着陪陪母亲，似乎可以减轻些心里的不安成分。当时一肚子里充满着这些心事，却不敢对母亲说出一句。才坐了一会儿，又被母亲赶上床去睡觉，她说小孩子不好好的睡，起来干什么！现在我的母亲不在了，她始终不知道她这个小儿子心里有过这样的一段不敢说出的心理状态。
母亲死的时候才廿九岁，留下了三男三女。在临终的那一夜，她神志非常清楚，忍泪叫着一个一个子女嘱咐一番。她临去最舍不得的就是她这一群的子女。我的母亲只是一个平凡的母亲，但是我觉得她的可爱的性格，她的努力的精神，她的能干的才具，都埋没在封建社会的一个家族里，都葬送在没有什么意义的事务上，否则她一定可以成为社会上一个更有贡献的分子。我也觉得，像我的母亲这样被埋没葬送掉的女子不知有多少！
一九三六，一，十日，深夜
工程师的幻想
我的父亲所以把我送进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因为他希望我将来能做一个工程师。当时的南洋公学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工程学校，由附属小学毕业可直接升中院（即附属中学），中院毕业可直接升上院（即大学），所以一跨进了附属小学，就好像是在准备做工程师了。我在那个时候，不知道工程师究竟有多大贡献，模模糊糊的观念只是以为工程师能造铁路，在铁路上做了工程师，每月有着一千或八百元的丰富的薪俸，父亲既叫我准备做工程师，我也就冒冒失失地准备做工程师。其实讲到我的天性，实在不配做工程师。要做工程师，至少对于算学、物理一类的科目能感到浓厚的兴趣和特殊的机敏。我在这方面的缺憾，看到我的弟弟在这方面的特长，更为显著。我们年纪很小还在私塾的时候，所好便不同。当时我们请了一位老夫子在家里教着“诗云子曰”，并没有什么算学的功课，但是我的弟弟看见家里用的厨子记帐的时候打着算盘，就感觉到深刻的兴趣，立刻去买了一本“珠算歌诀”，独自一人学起什么“九归”来了。我看了一点不感觉兴味，连袖手旁观都不干。我只有趣味于看纲鉴，读史论。后来进了小学，最怕的科目便是算学。当时教算学的是吴叔厘先生。他的资格很老，做了十几年的算学教员，用的课本就是他自己编的。我看他真是熟透了，课本里的每题答数大概他都背得出来！他上课的时候，在黑板上写着一个题目，或在书上指定一个题目，大家就立刻在自己桌上所放着的那块小石板上，用石笔的的答答地算着。不一会儿，他老先生手上拿着一个记分数的小簿子，走过一个一个的桌旁，看见你的石板上的答数是对的，他在小簿上记一个记号；看见你的石板上的答数不对，他在小簿上另记一个记号。我愈是着急，他跑到我的桌旁似乎也愈快！我的答数对的少而错的多，那是不消说的。如我存心撒烂污，那也可以处之泰然，但是我却很认真，所以心里格外地难过，每遇着上算学课，简直是好像上断头台！当时如有什么职业指导的先生，我这样的情形一定可供给他一种研究的材料，至少可以劝我不必准备做什么工程师了。但是当时没有人顾问到这件事情，我自己也在糊里糊涂中过日子。小学毕业的时候，我的算学考得不好，但是总平均仍算是最多，在名次上仍占着便宜。刚升到中院后，师友们都把我当作成绩优异的学生，只有我自己知道在实际上是不行的。
但是大家既把我误看作成绩优异的学生，我为着虚荣心所推动，也就勉为其难，拼命用功，什么“代数”哪、“几何”哪，我都勉强地学习，考的成绩居然很好，大考的结果仍侥幸得到最前的名次；但是我心里对这些课目，实在感觉不到一点兴趣。这时候我的弟弟也在同一学校里求学，我们住在一个房间里。我看他做算学问题的时候，无论怎样难的题目，在几分钟内就很顺手地得到正确的答数；我总是想了好些时候才勉强得到，心里有着说不出的烦闷。我把这些题目勉强做好之后，便赶紧把课本搁在一边，希望和它永别，留出时间来看我自己所要看的书。这样看来，一个人在学校里表面上的成绩，以及较高的名次，都是靠不住的，惟一的要点是你对于你所学的是否心里真正觉得很喜欢，是否真有浓厚的兴趣和特殊的机敏；这只有你自己知道，旁人总是隔膜的。
我进了中院以后，仍常常在夜里跑到附属小学沈永癯先生那里去请教。他的书橱里有着全份的《新民丛报》，我几本几本的借出来看，简直看入了迷。我始终觉得梁任公先生一生最有吸引力的文章要算是这个时代的了。他的文章的激昂慷慨，淋漓痛快，对于当前政治的深刻的评判，对于当前实际问题的明锐的建议，在他的那支带着情感的笔端奔腾澎湃着，往往令人非终篇不能释卷。我所苦的是在夜里不得不自修校课，尤其讨厌的是做算学题目；我一面埋头苦算，一面我的心却常常要转到新借来放在桌旁的那几本《新民丛报》！夜里十点钟照章要熄灯睡觉，我偷点着洋蜡烛躲在帐里偷看，往往看到两三点钟才勉强吹熄烛光睡去。睡后还做梦看见意大利三杰和罗兰夫人（这些都是梁任公在《新民丛报》里所发表的有声有色的传记）！这样准备做工程师，当然是很少希望的了！
（原载1936年11月1日上海《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22号）
深挚的友谊
跨进了约翰之后，课程上的烦闷消除了，而经济上的苦窘还是继续着。辛辛苦苦做了几个月的青年“老学究”所获得的经费，一个学期就用得精光了，虽则是栗栗危惧地使用着。约翰是贵族化的学校，富家子弟是很多的。到了星期六，一辆辆的汽车排在校前好像长蛇阵似的来迎接“少爷们”回府，我穿着那样寒酸气十足的衣服跑出门口，连黄包车都不敢坐的一个穷小子，望望这样景象，觉得自己在这个学校简直是个“化外”的人物！但是我并不自馁，因为我打定了“走曲线”的求学办法。
但是我却不得不承认，关于经济方面的应付，无论怎样极力“节流”，总不能一文不花；换句话说，总不能一点“开源”都没有。这却不是完全可由自己作主的了！在南洋附属小学就做同学的老友郁锡范先生，那时已入职业界做事；我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往往到他那里去五块十块钱的借用一下，等想到法子的时候再还。他的经济力并不怎样充分，但是隔几时暂借五块十块钱还觉可能；尤其是他待我的好，信我的深，使我每次借款的时候并不感觉到有着丝毫的难堪或不痛快的情绪，否则我虽穷得没有办法，也是不肯随便向人开口的。在我苦学的时候，郁先生实在可算是我的“鲍叔”。最使我感动的是有一次我的学费不够，他手边也刚巧在周转不灵，竟由他商得他的夫人的同意，把她的首饰都典当了来助我。但是他对于我的信任心虽始终不变，我自己却也很小心，非至万不得已时也绝对不向他开口借钱；第一次的借款未还，绝对不随便向他商量第二次的借款。一则他固然也没有许多款可借；二则如果过于麻烦，任何热心的朋友也难免于要皱眉的。
我因为要极力“节流”，虽不致衣不蔽体，但是往往衣服破烂了，便无力置备新的；别人棉衣上身，我还穿着夹衣。蚊帐破得东一个洞，西一个洞，蚊虫乘机来袭，常在我的脸部留下不少的成绩。这时注意到我的情形的却另有一位好友刘威阁先生。他是在约翰和我同级的，我刚入约翰做新生的时候，第一次和他见面，我们便成了莫逆交。他有一天由家里回到学校，手里抱着一大包的衣物，一团高兴地跑进了我的卧室，打开来一看，原来是一件棉袍，一顶纱帐！我还婉谢着，但是他一定要我留下来用。他那种特别爱护我的深情厚谊，实在是使我一生不能忘的。那时他虽已结了婚，还是和大家族同居的，他的夫人每月向例可分到大家族津贴的零用费十块钱；有一次他的夫人回苏州娘家去了一个月，他就硬把那十块钱给我用。我觉得这十块钱所含蓄的情义，是几十万几百万的巨款所含蓄不了的。
我国有句俗话，叫做“救急不救穷”，就个人的能力说，确是经验之谈。因为救急是偶然的、临时的；救穷却是长时期的。我所得到的深挚的友谊和热诚的赞助，已是很难得的了，但是经常方面还需要有相当的办法。我于是开始翻译杜威所著的《民治与教育》。但是巨著的译述，有远水不救近火之苦，最后还是靠私家教课的职务。这职务的得到，并不是靠什么职业介绍所，或自己登报自荐，却是和我在南洋时一样，承蒙同学的信任，刚巧碰到他们正在替亲戚物色这样的教师。我每日下午下课后就要往外奔，教两小时后再奔回学校。这在经济上当然有着相当的救济，可是在时间上却弄得更忙。忙有什么办法？只有硬着头皮向前干去。白天的时间不够用，只有常在夜里“开夜车”。
后来我的三弟进南洋中学，我和我的二弟每月各人还要设法拿几块钱给他零用，我经济上又加上了一点负担。幸而约翰的图书馆要雇用一个夜里的助理员，每夜一小时，每月薪金七块钱。我作毛遂自荐，居然被校长核准了。这样才勉强捱过难关。
毕云程先生乘汽车赶来借给我一笔学费，也在这个时期里，这也是我所不能忘的一件事，曾经在《萍踪寄语》初集里面谈起过，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深挚的友情是最足感人的。就我们自己说，我们要能多得到深挚的友谊，也许还要多多注意自己怎样做人，不辜负好友们的知人之明。
（原载1937年4月上海生活书店《经历》）
萧伯纳的夫人
英国的萧伯纳是现代的一位名震世界的文学家，他幼年对于自己个性及特长之爱惜，与后来投身社会之奋斗生涯，记者曾两次为文叙述其概略。诚以一个人在学问或事业上真能有所树立，闻者往往眩于他的声誉震动寰宇，但见其光耀境域，而初未想到天下无不劳而获的真正学问，无不劳而获的真正事业，此种光耀境域的底面，实含有艰苦困难的处境，咬紧牙根的努力，所以像萧伯纳那样的经历，很值得我们的注意。我现在要谈谈这位文豪的家庭，所以要接着做这篇短文，把萧伯纳夫人之为人，介绍给读者诸君。
萧伯纳夫人在未嫁以前是平汤馨女士（Charlotte Frances Pagne-Townshend），对于社会服务，非常尽力，所以关于社会改造的各种运动，她无不用全副精神参加。她富有组织的能力和管理的能力，但她不喜欢出风头，因此在实地去做的方面常看见她在那里欣欣然尽其心力的干，在报纸上和可以吸引公众注意的场所，却不大看见她的名字和踪迹。
她遇着萧伯纳和他做朋友的时候，老萧还是一个无名小卒，还是一个正在努力竞存的新闻记者，但是她已经很敬重他的才学，很敬重他的为人。有一次萧伯纳因意外受伤，一病几至不起，由女士尽心看护，竟获痊愈，痊愈后他感于女士的情谊，就在1898年和女士结婚，得女士的鼓励和安慰，使他能够弃新闻业而专心致志于他天性及特长所近的事业——戏剧的著作。当时萧伯纳已经四十二岁了。有志努力的人，四十二岁也还是可以努力的，不怕迟；年纪更小于此的，更是不必自馁了。所最可怕的是年未老而精神先老，体格先老，志气先老，那就虽然不是“老朽”，却已是“朽木不可雕也”的青年或壮年，实际上已成了“青朽”或“壮朽”了。
萧伯纳至今谈起他们俩举行结婚礼时候的一段笑话，还笑不可抑。据他说，当时他们俩的婚礼是定在一个注册局里举行的。他预先在许多朋友里面请定两位做证人，这两位之中有一位就是很著名的社会哲学家瓦勒斯（Graham Wallas）。他们这两位朋友逢此盛会，都把最好的衣服穿在身上，比那天的新郎不知道好了多少，因为当时的萧伯纳所有的衣服，简直没有一件够得上“最好的”形容词。那位新郎虽在那里起劲得很，但是那位准备主持婚礼的注册办事员却不以为他是新郎，所以当行礼的时候，证人和新郎新娘立在一起，那位注册办事员开口执行主婚的当儿，竟把眼睛望着那位一身穿着“最好的”衣服的瓦勒斯，险些儿把平汤馨女士嫁给他！这个错误当然立刻即被纠正，但当时的那幕情景却令人发噱。
萧伯纳夫人是一位妩媚悦人蔼然可亲的女子，她的温柔和善的性情和态度，凡是遇着她的人，没有不受感动的。她的幽默的天性，和萧伯纳一样，无论她的家庭在伦敦的什么地方——从前在伦敦的爱德尔飞（Adrlphi），最近在伦敦的怀德荷（Whitehall）——那个地方的许多朋友以及他们的家庭，都觉得她的感化力之伟大。
萧伯纳夫人对于自己家庭的布置安排，异常的简静而合于美术。这种和谐的环境，愈益引起萧伯纳的文思。这种和谐的环境，任何人的躁急性子，都要被它所融化。
萧伯纳夫人是她丈夫的亲密的伴侣；她对于他的事业，对于他的思想，具有十分的热诚与同情，无时不在那里协助他，鼓励他，安慰他。她所以能成为她丈夫的同情伴侣，尤其因为她自己也是有文学的天才，不过因为她丈夫的盛名而掩蔽了不少。
萧伯纳夫人对于英国的舞台上的文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大贡献，便是她不畏艰难的把法国的著名戏剧家白利欧（Eugene Brieux 1858）的剧本介绍到英国来。她敬重白利欧的剧本，好像她丈夫有一时敬重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挪威的著名戏剧家及诗人）的剧本一样。白利欧也是一位社会改造家，他有勇气批评近世文明里的缺点，以及历代相传视为当然的许多问题。萧伯纳夫人自己也是一位社会改造家与理想家，所以对白利欧的著作很表同情，就把他的许多名著，由法文译成英文，译本畅达流利，声誉鹊起，同时因为她自己也是英国舞台协会执行委员之一，用许多方法劝请审查委员会允许白利欧的剧本在英国舞台上演，起初有许多人反对，后来终因她的毅力主持，获得胜利。
平汤馨女士是萧伯纳的活泼的同情的伴侣，萧伯纳在近代文坛上的声誉，在促成他成功的要素里面，这位贤夫人的力量不小。她替世界上成全了这样一位文学家，这不仅是她自己对于丈夫的事情，不仅是她自己对于丈夫的贡献。
（原载1929年4月28日《生活》周刊第4卷第22期）
极怕新闻记者的文学家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所谓“为己”者，是极力求自己获得实际的学问，“为人”者即有了一知半解，或竟一无所知，却不患无可知，但患人之不已知。前者是脚踏实地的做工夫，后者则憧憧往来，以滥出风头自扰心志。像震动科学界的发明家安斯坦极不愿意有人替他做广告，很不喜欢看见新闻记者把他的相片登在报上。现在又有一位极怕新闻记者的文学家，比安斯坦还要厉害。这位文学家就是罕姆森（Kunt Hamsum），挪威人，以能深刻描写农民生活闻于民，曾于192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挪威国得到这位在国际上替祖国争光的文学家，简直把他当作国宝，今年8月4日是他的七十寿辰，挪威全国替他庆祝，简直好像是一件有关全国的大事。这是由于全国人民敬仰他而出于自动的行为，并不是由政府出了什么命令指使的。这总算得是一件很出风头的事情，但是这位文学家却是著名的怕出风头，极怕有人替他吹，因此极怕新闻记者。
这次逢他七十大庆的机会，挪威国的许多新闻记者又想包围他，弄点谈话的材料刊登出来，但是还是失败。在将近他生日的那几天，有许多新闻记者各处寻他，都被他躲掉，后来在他寿辰的前一天，居然有三个新闻记者在克立斯坦孙（Christiansand系挪威南部一个海口）地方寻见他和他的夫人玛利。但他们夫妇俩一觉得有新闻记者追踪，立刻跃入汽车，向树林中急驰，三个记者虽分途赶去，还是赶得一场空。
比较的有点记载登出来的要算是哥本赫根（Copenhagen丹麦国的京城）有一家报纸，名叫“Afterposten”。这家报馆最近有一个新闻记者知道罕姆森因旅行到了该处住在一个旅馆里，他不待通报，闯入旅馆里去自动的寻觅，忽在一个走廊上瞥见罕姆森，当时罕姆森正要步入走廊旁的一个房间。这位眼灵腿敏的新闻记者三步改作两步的追上去，先把自己介绍后，不敢说出他所厌闻的一个字，就是“接谈”（“interview”），只不过临时问他几个问句，那位文学家对这个新闻记者相了一会儿，回答道：“务请你做个好事，让我安宁罢。我告诉你，我并不住在这里。再会，先生！”说了就走，这就算是这家报纸所得到的和他“接谈”的记载了！
照我们看起来，罕姆森的怕宣传似乎未免过分些，但以他这样在世界文坛上鼎鼎大名的文学家，而生性却如此之不喜张扬，也无非宁愿过心安理得脚踏实地的生活，而不愿过表面浮华而内心感觉空虚的生活。世之但知热中钻营欺世盗名而一点不肯反躬自省，一点不想到自己能力怎样，一点不想做点实际工夫的人，对之似乎不能无愧。
（原载1929年10月27日《生活》周刊第4卷第48期）
辛克莱路易斯
辛克莱路易斯（Sinclair Lewis）是获得1930年瑞典诺贝尔文学奖金以讽刺小说惊动世界文坛的美国小说家。他今年已四十五岁，但他在二十三年前毕业于耶路大学后，即为新闻记者及杂志编辑，笔墨生涯即已开始。在十六年前，他的第一部小说“Our Mr．Wrenn”问世，在当时仍默默无闻，随后四五年间又续出小说四种，仍不为人所注意。幸此时他已可恃小说自维其生计，将积蓄所得，驾一汽车，遍游美国全境，观察各地风俗人情，搜集无数琐屑材料，根据观察思索所得，精心结撰，至1920年，距今得文学奖金恰为十年，他的最先著名的小说《大街》（Main Street）出版，距第一部长说问世的时期为六年。记者所以郑重把时间的距离提出，长者二十余年，短者亦六年，足以表示一业之成皆须有其相当之准备与努力乃至失败时期的经过，决无一蹴可几，咄嗟立就者。
准备与努力固为要素，尤要者在能独出心裁，不落恒蹊。美国以首富闻于天下，科学发达，物质享用日新月异，在常人殆歌舞升平，称颂功德之不暇，而路易斯独用其锐敏眼光作深切之观察，对美国文化作激烈的攻击，对于美国各大学顽旧思想的人物尤明目张胆猛攻不遗余力，其严厉之批评与直率之态度，遂引起国内顽旧派之反感，有的竟说瑞典文学院本届以文学奖金给与路易斯简直是侮辱美国，其所受之反感可以想见，但路易斯并不为之气馁，在本年1月间由美亲赴瑞典参与授奖典礼时，其演辞中仍是充满反抗现实的态度，他在此批评美国思想之落伍，有这几句话：“我们大多数人所敬重的时髦杂志的著作家，仍是那些满嘴高唱着一万二千万人口的美国，其简单与仅属村舍的性质，与四千万人口的美国一样；以为现在有了一万工人的工厂，其中工人和经理的关系仍和1840年只有五个工人时候一样的亲近，一样的不复杂；以为现在家人虽住在三十层楼公寓中的一所房屋，下面有三辆汽车等候着应用，书架上只有五本书，下星期也许就有离婚的危机，却说父子间的关系和夫妇间的关系，和1884年玫瑰花笼罩五个房间村舍时代完全一样。总而言之，美国虽经过了一种革命的改变，由粗率的殖民地一变而为世界上一大国，他们以为山叔叔的田舍的和清教徒的简单生活仍是一点未曾改变。”美国舆论界对他这样的批评持异议者颇多，但记者译述他这几句话时，想到我国一般国民的思想态度是否能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相应，倒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问题。
他的那部最先著名的杰作《大街》，出版后，风行之广，再版之速，为始料所不及，几于全国人手一编，其魔力之大，为十年来小说界中所仅见。该书以一医士之妻与其夫为主角，描写美国西中部乡镇生活之狭陋，其地只有一大街，可容一福特汽车通过，此镇居民蠕蠕然活动于此街，其思想之平凡，见识之浅陋，趣味之狭小，在旁人视之，到处可鄙可笑，而彼等乃麻木无知，无从启发。此医士之妻在做女学生时代，本有提倡文艺改良社会的志愿，乃嫁此医生后，意志逐渐消磨，碌碌一生，事夫育儿以终。著者之意，此镇上非无头脑较为敏锐之人，惟头脑敏锐，则与庸俗格格不相入，终为同化而成一样的麻木。居民除机械的物质生活外，不知其他。著者对于美国现代文化深致不满，虽尽其冷嘲热讽之能事，却具有提高之热诚，使读者发生超脱环境之感想。
（原载1931年3月14日《生活》周刊第6卷第12期）
悼王永德先生
在国难这样严重的时候，哭爱国青年王永德先生的死，实在增加我的无限的悲痛。
永德，江苏常熟人，七岁进本乡的梅李小学，十二岁毕业，在原校补习两年，十五岁考进生活周刊社做练习生（民国18年10月）。他为人沉默厚重，常常不声不响地把所办的事做得妥妥帖帖。我最初只感觉到他的书法进步得很快，办事的能力一天天充实起来，不久我便出国视察，和他分别了两年多。在国外的时候，常常接到他的信，很惊异他的文笔和思想进步得那样快。去年我回国后创办《大众生活》周刊，请他襄助编辑，同时帮助一部分信件的事情。他办事非常认真负责，把《大众生活》的事情看作他自己的事情。同时他又不顾劳瘁地参加救国运动。我办《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的时候，仍请他帮忙，我们总是共同工作到深夜。他在公余，自己不停地研究，该刊五号《怎样研究时事动态》一文，就是他做的。他不但办事得力，思想进步，写作的能力也有突飞的猛进。我最近请他帮杜重远先生编了《狱中杂感》一书。这本书我原答应做一篇序文，但是因为忙得不可开交，延搁又延搁，他常常催我，前几天才写好付印。本月3日听说他患伤寒症在仁济医院，我赶去看他的时候，他已不能认识我，我叫了好几声，他才在迷惘中知道是我。在那样的神志昏迷中，他第一句突然出口的便是“杜先生的书已出版了没有？”他在那样苦楚中还流露着这样负责的精神，我听着真心如刀割！
我随请一位西医好友去看他，据说他的病症虽很危险，脉息还好，还不无希望，不料竟于11月9日的早晨5点半钟去世。他死的时候才二十岁。人才培养不易，像王永德这样的人才，不是容易培养成功的，不幸这样短命，我不仅为私谊哭，实为社会哭。
（原载1936年11月15日上海《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24号）
苦学时代的教书生涯
我在做苦学生的时代，经济方面的最主要的来源，可以说是做家庭教师。除在宜兴蜀山镇几个月所教的几个小学生外，其余的补习的学生都是预备投考高级中学的。好些课程由一个人包办，内容却也颇为复杂。幸而我那时可算是一个“杂牌”学生：修改几句文言文的文章，靠着在南洋公学的时候研究过一些“古文”；教英文文学，靠着自己平日对这方面也颇注意，南洋和约翰对于英文都有着相当的注重，尤其是约翰；教算学，不外“几何”和“代数”，那也是在南洋时所熟练过的。诸君也许要感觉到，算学既是我的对头，怎好为人之师，未免误人子弟。其实还不至此，因为我在南洋附属中学时，对于算学的成绩还不坏，虽则我很不喜欢它。至少教“几何”和“代数”，我还能胜任愉快。现在想来，有许多事真是在矛盾中进展着。我在南洋公学求学的时候，虽自觉性情不近工科，但是一面仍尽我的心力干去，考试成绩仍然很好，仍有许多同学误把我看作“高材生”，由此才信任我可以胜任他们所物色的家庭教师。到约翰后，同学里面所以很热心拉我到他们亲戚家里去做家庭教师，也因为听说我在南洋是“高材生”；至少由他们看来，一般的约翰生教起国文和算学来总不及我这个由南洋来的“高材生”！我既然担任家庭教师的职务，为的是要救穷，但是替子弟延请教师的人家所要求的条件却不是“穷”，仅靠“穷”来寻觅职业是断然无望的。我自己由“工”而“文”，常悔恨时间的虚耗，但是在这一点上却无意中不免得到一些好处；还是靠我在读工科的时候仍要认真，不肯随随便便撒烂污。
在我自己方面，所以要担任家庭教师，实在是为着救穷，这是已坦白自招的了（这倒不是看不起家庭教师，却是因为我的功课已很忙，倘若不穷的话，很想多用些工夫在功课方面，不愿以家庭教师来分心）。可是在执行家庭教师职务的时候，一点不愿存着“患得患失”的念头，对于学生的功课异常严格，所毅然保持的态度是：“你要我教，我就是这样；你不愿我这样教，尽管另请高明。”记得有一次在一个人家担任家庭教师，那家有一位“四太爷”，掌握着全家的威权，全家上下对他都怕得好像遇着了老虎，任何人看他来了都起立致敬。他有一天走到我们的“书房”门口，我正在考问我所教的那个学生的功课，那个学生见“老虎”来了，急欲起来立正致敬，我不许他中断，说我教课的时候是不许任何人来阻挠的。事后那全家上下都以为“老虎”必将大发雷霆，开除这个大胆的先生。但是我不管，结果他也不敢动我分毫。我所以敢于强硬的，是因为自信我在功课上对得住这个学生的家长。同时我深信不严格就教不好书，教不好书我就不愿干，此时的心里已把“穷”字抛到九霄云外了！
这种心理当然是很矛盾的。自己的求学费用明明要靠担任家庭教师来做主要来源，而同时又要这样做硬汉！为什么要这样呢？我自己也并没有什么理论上的根据，只是好像生成了一副这样的性格，遇着当前的实际环境，觉得就应该这样做，否则便感觉得痛苦不堪忍受。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我这样的一个“硬汉教师”，不但未曾有一次被东家驱逐出来，而且凡是东家的亲友偶然知道的，反而表示热烈的欢迎，一家结束，很容易地另有一家接下去。我仔细分析我的“硬”的性质，觉得我并不是瞎“硬”，不是要争什么意气，只是要争我在职务上本分所应有的“主权”。我因为要忠于我的职务，要尽我的心力使我的职务没有缺憾，便不得不坚决地保持我在职务上的“主权”，不能容许任何方面对于我的职务作无理的干涉或破坏（在职务上如有错误，当然也应该虚心领教）。我不但在做苦学生时代对于职务有着这样的性格，细想自从出了学校，正式加入职业界以来，也仍然处处保持着这样的性格。我自问在社会上服务了十几年，在经济上仅能这手拿来，那手用去，在英文俗语所谓“由手到嘴”的境况中过日子，失了业便没有后靠可言，也好像在苦学生时代要靠着工作来支持求学的费用，但是要使职务不亏，又往往不得不存着“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态度。所以我在职业方面，也可说是一种矛盾的进展。
（原载1937年4月上海生活书店《经历》）
大发明家的特别脑子
“发明家”上面再加上一个“大”字，爱迪生总可以当之而无愧了。他在美国专利局注册过的发明的东西已在三百件以上，此外对于小机件之创造及改进，不在专利之列的，还有数千件，真是科学发明界的奇杰。他的发明事业中最显著的是留声机，电灯，长途电话，增声机（megaphone，此机能使声音增大，传达数英里之远），电影机，炭制电话传声机，双线电报机等。我们用电灯时，想起爱迪生；我们听留声机或看电影时想起爱迪生；我们打电话，尤其是打长途电话时，想起爱迪生；我们打电报时也忘不掉他的一部分重要的贡献。
禅晖君曾在《生活》周刊做过一篇《特别脑子的资本家》，我想资本家的特别脑子大概不外“残酷”两字。残酷是最要不得的东西，这种特别脑子当然越少越好。但是有一种特别脑子却是越多越好，这便是大发明家的特别脑子。像上面所说的那位大发明家有何特别脑子？他的特别脑子里从小就有两样东西，一样是“不肯停息的好奇心”（restless curiosity），一样是“永不屈服的忍耐力”（unconquerable patience）。
关于他的“永不屈服的忍耐力”，请诸君可参看《照耀世界的五十周年纪念》一文，此处我不必赘述。现在我要谈谈他从小就有的“不肯停息的好奇心”。
他从小无论遇着什么东西，都要研究研究看，几乎无处无事不引起在当时还不到十岁的这个小把戏。他于1847年生于渥海渥州的密伦镇（Milan，Ohio）。当时那个地方是刚开始的垦荒之地，所产木材很多，由运河运出，他竟在木厂左右拾得木片屑，回家大研究，大试验，他的老子给他问得不亦乐乎，问得他说不出话来。他的老子是跑来跑去开垦的，跟着当时寻觅金子的潮流想发财。他的母亲却做过小学教师，富于理想。晚间他的母亲叫他立在膝旁教他，他的父亲穿着拖鞋在火炉旁坐着，心想这个小把戏一定缺乏常儿的理解力，否则何以问个不休？他对他的老婆说，有许多东西，无论什么人都能够知道的，何以这个小把戏对于这些东西问得那样厉害？他嘴里虽如此说他的小把戏，但他却承认他已尽所知的回答完了，已经不能再答下去了。爱迪生此时的知识已不限于他的贤母膝旁的教导，因为他已经常常自己瞎做试验，简直无物不试验，范围很广。
爱迪生在十二岁的时候，惟一的朋友是他父亲的一个帮工，名叫奥次（Michael Oaies），年岁虽比他的父亲还要大，但是性情却非常的和蔼。这个十二岁的小把戏忽妙想天开，想到试验飞行的方法。他想如使活的大块头肚子里装满气体，也许飞得起来。他看见奥次正是一个大块头，正是一个现成的试验材料，极力劝他饮了许多“沸腾粉”（seidlitz powder，能放汽起泡的，西药中用作泻药用），准备着看这个大块头肚子里装满了汽体而上升！奥次竟上了他的当，身体并未能因此飞起来，却生了一场大病！
他在十二岁前虽进了三个月的学校，专讲呆读死书的教师总说他笨，他的母亲听得厌了，很觉得他的儿子和常儿不同，便自己教。但是他的知识并不限于他母亲所教的一些东西，因为他自己的知识欲实在热炽得厉害，简直无所不读，就是跑到村上店里去，看见招牌或所挂的牌子上的字句，他也要弄个明白，问个明白，懂上明白，他因为有这样“不肯停息的好奇心”，随时随处都是他自动的真切的彻底的教育自己的机会，所以他虽然没有入校求学的机会，也能自己把这个缺憾补足，而且比在校里马马虎虎囫囵吞枣不求甚解的教育还优胜万倍。
世界上最可钦敬的是“自己做成的”（self-made）人物，就是由自己努力奋斗战胜种种困难艰险而做成的人物。像爱迪生者便可算是自己造成的人物，因为他事事由于自动，由于自己观察思考出来，他在十二岁时这个能力就很显著。他当时喜欢试验，但因经济拮据，设备不周，乃请得他父亲的允许，让他到铁路上去做一个小工。当时铁路还是很粗笨的，六七十英里的路要走一天，他看见许多客人全是坐在车里闲着无事，便又触动了他的小而锐利的脑子，想当他们在这样闲空无聊的时间内，何不售些读物让他们看看，于是他竟壮着胆自己跑到站长办公室里和站长商洽，便在车上大卖其报来，生意很好，一人竟来不及应付，他就雇了一个小把戏做助手。
他此时在家里地窖下一个小室里堆排了许多奇奇怪怪的试验用的器械，一架排满了各种流液的玻璃瓶，他在每个瓶上都写着“内有毒药”字样，使人一看就避，不至扰动他的宝物。
他到十五岁的时候，除售卖别人所出的报纸外，他自己因研究所得，也出了一种报。他所在的那辆火车里的行李车本分三节，一节是装行李用的，一节是装邮件用的，还有一节原是备乘客吸烟用的，因为没有窗，所以只空着，这个空地方又触动了爱迪生的小而锐利的脑子，弄到一部小小印刷机，塞入这节空车里去。他的报是周刊，每份只有一张，印两面，由他自己一人任主笔，任编辑，任印刷，任售卖。每份售价三分，每月定费八分，居然有三百份的销数。
他于编辑印刷售卖之外，一有暇隙，就钻进他的“行动的试验室”（“Moving Laboratory”），也就是上面所说的那一节空车的一部分；做了报馆，又要做什么试验室，简直局促得了不得！他一面忙着试验，一面又忙着读书，凡是有关机械及化学的读物，他简直无一不寓目。
有一天那辆火车因转弯时震动得厉害些，忽把爱迪生“行动的试验室”里一块磷（phosphorous）震到地板上，急得要命的爱迪生用手去抓回，已来不及。顷刻之间，火焰涌起，有一个立在近处的行李脚夫一面提着一桶水，一面还在匆匆中先狠狠的打他一个耳光，打得过分厉害，爱迪生竟因此聋了一生。
耳朵虽然打聋了，那位只知乐观奋斗的爱迪生后来还说这件不幸的事诚然使他一生不便，但却也不无好处，因为耳聋使他能在群众纷扰里面静思，把外界的喧嚣完全拒绝。我提起他这几句话，当然不是奉劝诸位做什么聋子，不过愈益可见这位大发明家的乐观奋斗之精神。
（原载1929年10月20日《生活》周刊第4卷第47期）
丢脸！
日本大阪的《日日新闻》最近印行一种关于济南惨案的特刊，订成一册，里面插刊许多照片。一部分是暴日到济耀武扬威的海陆军，一部分是显出中国人的懦弱状态。他们把这样特刊向世界大发而特发，当然大丢中国人的脸，这是我们子子孙孙永不能忘的厚惠！中国人若再不排除私见，积极准备雪耻，力求一旦能伸眉吐气，有何面目与世界各国人相见？
我看这特刊里许多照片，最惨痛的是许多被拘的南军，手向后绑，赤着脚，哭着脸，由三五持枪暴戾的日兵在后押着走。这还说是处于强力威迫之下。尤其使我发指的是看见里面有一张照片，现着济南总商会会长孟庆宾穿着马褂，脱着小帽，笑容可掬的必恭必敬的，“鞠躬如也”和“刽子手”福田的联队长握手！就是说怕死，难道不那样笑着脸，恭而敬之，就要吃手枪吗？该刊日文当然故用挪揄的口气，在相旁表示中国人的代表欢迎日军。冤哉中国人！何为而有此无耻之尤的“代表”！
章乃器先生有过几句极沉痛的话。他说：“什么治安维持会，要宴请日本要人，受福田的训词，什么中日联席会议，已经开会十多次了。印度亡国数十年了，到现在还要高唱‘不合作’。哪里有中国人那样乖巧，一被征服就求合作如恐不及？怪不得福田司令要嘉奖他们：‘办个样子，做各省模范’？”
民气消沉至此，真堪痛哭！
（原载《生活》周刊1928年7月8日第3卷第34期）
新闻记者
刚在上段论到一位因职务关系而送掉一条性命的新闻记者（刘君平日为人如何，我这个脑袋暂得保全的记者虽不深悉，但他此次丧身，既为“副刊”文字遭殃，无论有无其他陷害的内幕，他总可算是因职务而牺牲了），联想到关于新闻记者方面，还有一些意思可提出来谈谈。
前几天报上载着一个电讯，据说“波斯京城《古希士报》总主笔，日前以波斯王将其侍卫大臣某免职，特致电于波斯王，称贺其处置之得宜，满拟得王之嘉许，不意波王得电后，大为震怒，以一区区报馆主笔竟敢与一国君主谈论国事，遂罚彼为宫前清道夫云”。以报馆总主笔罚充宫前清道夫，这位“波王”也许是善于提倡“幽默”的一位人物。虽则那位“总主笔”“满拟得王之嘉许”，一肚子怀着不高明的念头，辱不足恤，但是“以一区区报馆主笔竟敢与一国君主谈论国事”一句话，却颇足以代表一般所谓统治者的心理。他们以为只须新闻记者能受操纵，能驯服如绵羊，便可水波不兴，清风徐来，多么舒服，其实新闻纸上的议论，不过是社会心理的一种反映，它的力量就在乎能代表当前大众的意志和要求。社会何以有如此这般的心理？大众何以有如此这般的意志和要求？这后面的原因如不寻觅出来，作根本的解决，尽管把全国的言论都变成千篇一律的应声虫，“水波不兴”的下面必将有狂澜怒涛奔临，“清风徐来”的后面必将有暴风疾雨到来！
固然，各种事业有光明的方面，往往难免也有黑暗的方面，如上面所引的“满拟得王之嘉许”的那位总主笔，便是咎由自取。不过报纸的权威并非出于主笔自身的魔术，乃全在能代表大众的意志和要求，脱离大众立场而图私利的报纸，即等于自杀报纸所以能得到权威的惟一生命，那便不打而自倒了。
（原载1933年2月4日《生活》周刊第8卷第5期）
干
南方人说“做”，北方人说“干”。我近来研究所得，觉得最好的莫如干，最不好的莫如不干。这个地方所指的事情，当然是指宗旨纯正的事情，不然做强盗也何尝用不着干。
天下事业的成功是没有底的，人生的寿数是有限的。无论哪一种学业或哪一种专学，决不是可由任何个人所能做到“后无来者”的。但是在某一专业或某一专学，我实际果然干了，能成功多少，便在这种专业或专学进步的成绩上面占一小段。继我努力的同志，便可继续这一小段后面再加上去。这逐渐加上去的小段，他的距离或长或短，换句话说，那一段所表示的成功或大或小，当然要看干的人的才智能力。但紧紧的是要干，倘若常常畏首畏尾而不干，便决无造成那一段的希望。
要养成“干”的精神，先要十分信仰天下事果然干了，无论大小，迟早必有相当的反应或结果，决不会白费工夫的。
有了这个信仰，还要牢记两点：（一）不怕繁难。愈繁难愈要干，只有干能解决繁难，不干决不能丝毫动摇繁难。（二）不怕失败，能坚持到底干去，必能成功，就是成功前所经过的失败，也是给我们教训以促进最后成功的速率。就是我个人一生失败，这种教训也能促进继我者最后成功的速率。所以还是要奋勇地干去。若不干，固然遇不着失败，也绝对遇不着成功。
（原载1928年1月8日《生活》周刊第3卷第10期）
肉麻的模仿
模仿本来不是坏事情，而且有意义的应需要的小模仿反是一件极好的事情，例如模仿外国货以塞漏卮，模仿强有力的海陆军以固国防，模仿良好品性以正心修身，何尝不好？但是无意识的模仿，便有不免令人肉麻的地方。
自从《胡适文存》出版之后，好了！这里出一部“张三文存”，那里又出一部“李四文存”！好像不印文集则已，既印文集，除了“某某文存”这几个字外，就想不出别的稍为两样一点的名称！我看了实在觉得肉麻！这种没有创作精神的“文豪”，只怕要弄到“文”而不“存”！
还有许多做文章的人，见别人用了什么“看了……以后”作题目，于是也争相学样，随处都可以看见“听了……以后”，“读了……以后”的依样画葫芦的题目，看了实在使人作呕！我遇见这一类题目，便老实不再看下去，因为“以后”的内容也就可想而知！
交易所初开的时候，随处都是交易所，好像除了交易所，没有别的生意好做！后来跳舞场开了，也这里一家，那里一家，好像可以开个不完！不细察实际需要而盲目模仿的事业没有不失败的，交易所和跳舞场便是好例。现在又群趋于开设理发店，将来若非一个人颈上生出两个头来，恐怕不够！
即讲到本刊的排印格式，自信颇有“独出心裁”的地方，但是近来模仿我们的刊物，已看见不少，听见有一种刊物的“主人翁”竟跑到印“生活”的那家印刷所，说所印的格式要和“生活”“一色一样”！我们承社会的欢迎，正在深自庆幸，并不存什么“吃醋”的意思，不过最好大家想点新花样，若一味的“一色一样”，觉得很无味。
我们以为无论做人做事，宜动些脑子，加些思考，不苟同，不盲从，有自动的精神，有创作的心愿，总能有所树立，个人和社会才有进步的可能。
（原载1928年8月12日《生活》周刊第3卷第39期）
静
我们试冷眼观察国内外有学问的人，有担任大事业魄力的人，和富有经验的人，富有修养的人，总有一个共同的德性，便是“静”。我们试细心体会，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学问、魄力、经验、修养等等的程度，往往和他们所有的“静”的程度成正比例。
静的精神之表现于外者，当然以态度言词最为显著。我们只要看见气盛而色浮，便见所得之浅；邃养之人，安详沉静，我们只要见他面色不浮，眼光不乱，便知道他胸中静定，非久养不能。
我们试看善于演说，或演说有经验的人，他的态度非常沉静安定，立在演台上的时候，身体并不十分摇动，就是手势略有动作，也是很自然的。惟其态度能如此之安定自然，所以听众也感觉得精神安定，聚其注意于他的演辞。初学演说或演说毫无经验的人，往往以为在演台上要活泼，于是摇手动脚，甚至于跑来跑去，使听众的眼光分散，注意难于集中，真所谓“弄巧成拙”！
做领袖的人，静的精神之表现于态度者尤为重要，遇着重要事故或意外事故时，常人先要惊慌纷乱，举止失措，做领袖的便要绝对的镇定，方可镇定人心，不至火上添油，越弄越糟。
不必说什么机关的领袖，就是做任何会议的一时主席，也须要具有“静”的精神的人上去，才能胜任愉快。
“静”的精神之可贵，不但关系外表，脑子要冷静，然后思想才能够明澈缜密。有了这种冷静的脑子，用来研究学问，才不至受古人所愚，才不至受今人所欺，一以理智为分析判断之准绳；有了这种冷静的脑子，用来应事应人，才能应付得当，不受欺蒙；有了这种冷静的脑子，用来立身处世，才能不为外撼，不为物移，才能不致一人誉之而喜，一人毁之而忧，才做得到得意时不放肆，失意时不烦恼，因为有了这种冷静的脑子，胸中有主，然后不为外移。
昔贤吕心吾先生曾经说过：“君子处事，主之以镇静有主之心。”又说：“干天下大事，非气不济，然气欲藏不欲露，欲抑不欲扬，掀天揭地事业，不动声色，不惊耳目，做得停停妥妥，此为第一妙手。”这几句话很可以说出静的妙用来。
但是我们所主张的“静”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是要向前做的，不是袖手好闲的。例如比足球的时候，守球门的人多么手敏眼快，但是心里是要十分冷静的，苟一心慌意乱，敌方的球到眼前还要帮助敌方挥进自己的门里去！我们是要以静为动之母，不是不动。关于这一点，吕心吾先生还有几句很可以使我们受用的话，我现在就引来做本文的结束：“处天下事只消得安详二字，虽兵贵神速，也须从此二字做去。然安详非迟缓之谓也，从容详审，养奋发于凝定之中耳。是故不闲则不忙，不逸则不劳。若先怠缓，则后必急遽，是事之殃也，十行九悔，岂得谓之安详？”
（原载1928年12月16日《生活》周刊第4卷第5期）
高兴
咱们孔老夫子有个最得意的门生，《论语》里说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位颜先生并非因为没菜吃，住在破烂的房子，做了这样的一个“穷措大”而不快乐。他所以还能那样高兴，是因为他对于所学实在津津有味，所以虽穷而不觉得；虽然穷得“人不堪其忧”，而他因为有心里所酷爱的学问在那里研究得实在有趣，所以仍是一团高兴。这段纪事并不是奖励人做穷人，是暗示我们总要寻出自己所高兴学的，所高兴做的事情，高高兴兴地去学，高高兴兴地去做。
电影发明大家爱迪生幼年穷苦的时候，就喜欢作科学的实验；他十几岁在火车上作小工的时候，有一天藏在火车里预备实验用的玻璃瓶偶因震动倒了下来，硝镪水倒了满处，给管车的人狠狠的打了两个耳光，把他一搂，丢到火车的外面去！他虽这样的吃了两个苦耳光，到老耳朵被他弄聋，但是他对于科学的实验还是很高兴的继续的干去，不因此而抛弃，因为这原是他所高兴学的所高兴做的事情。
这样的“高兴”精神，是最可宝贵的东西：我们倘能各人寻出自己所高兴学的所高兴做的事情，朝着这个方向往前做去，把所学的所做的事，好像和自己合而为一，这真是一生莫大的幸福。所以做父母师长的人要常常留意考察子女学生的特长和特殊的兴趣，就此方面指导他们，培养他们；做青年的人要常常细心默察自己的特长和特殊的兴趣，就此方面去准备修养；就是成年，就是在社会上的人，也要常常注意自己的特长和特殊的兴趣，就此方面继续的准备修养，寻觅相当机会，尽量的发展，各尽天赋，期收量大限度的效率。
和“高兴”精神相反的就是“弗高兴”；表面上虽在那里做，而心里实在“弗高兴”，心里既然弗高兴，当然只觉其苦而不觉其乐。《国策》里说“苏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流血至踝！”历来传为佳话，许多人称他勤苦求学的可嘉！我以为这样求学并不是因为他高兴求学而求学，并不是因为他觉得求学中有乐处而求学，乃是把求学当作“敲门砖”当一件苦事做，所以这位老苏只不过造成一只“瞎三话四”的嘴巴，用来骗得一时的富贵，并求不出什么真学问来。我们以为求学就该在求学中寻乐趣，否则无论他的股刺了多深，血流了多少，我们却一点不觉得可贵，反而认为是戆徒的行为！
“高兴”精神之所以可贵，因为它是由心坎中出发的，不是虚荣和金钱以及其他的享用所能勉强造成的。在下朋友里面有某君现在从事一种高尚专门的新式职业，闻名于社会；进款也不少，出入乘着的是自备的汽车，住的是呱呱叫的洋房，在别人看起来，总觉得他“呒啥”了。但是我有一天和他谈起他的职业，才知道他对于所做的事情并不喜欢，而且觉得讨厌，要想拼命的赚几个钱之后改做别的事情。我觉得他在物质的享用上虽“呒啥”，而精神上的抑郁牢骚，充满“弗高兴”的质素，竟不觉得有什么做人的乐趣！我心里暗想，这位朋友真远不及箪食瓢饮住在陋巷的穷措大颜老夫子的快乐。为什么缘故？因为一个“高兴”，一个“弗高兴”！”做到了高兴做的事情，就是箪食瓢饮住陋巷还能高兴；做弗高兴做的事情，就是洋房汽车还只是弗高兴！
高兴的精神固然可贵，但是倘若趋入歧途，也很尴尬！上海有著名律师某君高兴于嫖，虽他的夫人防备之严有如防盗，他还是一团高兴的偷嫖。他虽十分的惧内，但是惧内的效用竟不能损他高兴的分毫，他的夫人一不提防，他就一溜烟的溜出去了！他所乘的是自己的汽车，一到了窑子的门口，总叫他的汽车夫把空车开到远远的一个地方停着，以免瞩目——他夫人的目。恰巧有一天他和一位“白相朋友”到某大旅馆开一个房间，正在征妓取乐，不料密中一疏，竟任汽车停在那个旅馆的门口。他的夫人忽然心血来潮，到他事务所来“检查”，寻不着他，于是立即乘着一部黄包车，在几条马路上大兜其圈子，实行其“巡查”，寻觅她丈夫的汽车。也算这位大律师触霉头，她凑巧寻到那个旅馆门口时，看见自己汽车的号数赫然在目。当时在汽车里正打瞌睡的汽车夫阿四，于朦胧之际忽见“太太”来了，知道“路道弗对”，便装作不知道主人到哪里去了。这位“太太”哪肯罢休，睁圆了眼睛，一把抓住阿四，大声吓道：“你不说出来，明朝停你的生意！”阿四想“停生意弗是生意经”，只得老实告诉她。于是这位发冲眦裂的“太太”三步作两步走，奔入那个房间，好像霹雳一声，把那位大律师抓了出来，立刻赏给两个结结实实的响脆耳光！那位陪伴的朋友看见来势汹汹，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一溜烟的躲而且逃！这位大律师虽经过这一场恶剧，他现在对于嫖还是一团高兴，还是东溜西溜的偷出去。爱迪生的不怕吃耳光，吃了耳光还要高兴，终成了一个有贡献于全世界人类的科学发明家；这位大律师的不怕吃耳光，吃了耳光还要高兴，也许终至倾家荡产，弄得一塌糊涂！
还有一点，我们也要注意的，就是具有特别天才的人，如上面所说的颜回和爱迪生之流，他们的高兴精神也许开始就有，至于比较平常的人，往往要先用一番努力的工夫，做到相当的程度，才找得出兴趣来，所以努力也是不可少的，不过在努力的进程中，一面努力，一面逐渐的有进步，同时即于逐渐的进步中增加高兴的精神，也就是于努力之中有快乐，不像苏秦那样刺着股，流着淋漓的血，强做那样弗高兴的事情！
（原载1928年12月2日《生活》周刊第4卷第3期）
硬吞香蕉皮
重远先生偶然谈起从前吴俊陞（做过黑龙江省督办）吃香蕉皮的一桩笑话。当时东北对于外来的香蕉是不多见的，所以有许多人简直没有尝过，有一次吴氏到了沈阳，应几位官场朋友的请客，赴日本站松梅轩晚宴，席上有香蕉，他破题儿第一遭遇见，不费思索的随便拿了一根连皮吃下去，等一会儿，看见同座的客人却是先把皮剥掉然后吃，他知道自己吃法错了，但却不愿意认错，赶紧自打圆场，装着十二分正经的面孔说道：“诸位文人，无事不文质彬彬的，我向来吃香蕉就是连皮吃下去的！”一时传为笑柄。其实错了就老实自己承认，倒是精神安泰的事情；文过饰非是最苦痛的勾当。世上像吴氏这样硬吞香蕉皮还振振有词的虽不多见，但明知错了不肯认错，还要心劳日拙的想出种种方法来替自己掩饰，甚至把规劝他的人恨得切齿不忘，这种心理似乎是很为普遍。这种人穷则独害其身，达则兼害天下！因为他所能接近的全是胁肩谄笑的奸佞小人，所最不能容的是强谏力争的正人君子。
听说最近被刺的军阀张宗昌生平有三不主义，第一是不知道他自己的“兵”有多少，第二是不知道他自己的“钱”有多少，第三是不知道他自己的“姨”有多少。所谓“姨”者便是姨太太。据北平传讯，他的棺材运到北平车站的时候，“内眷未进站，挂孝少妇约十六七辈，含泪坐灵棚下，柩至，乃依次出拜，伏地号啕而呼曰：‘天乎！天乎！’十余人异口同声，亦复一阵凄绝，一时哀乐呜呜，与嘤嘤啜泣之呼天声相间杂……少妇装束一致，丧服之内，露其灰色长衫，衫或绸或布，发多剪，留者仅二三人，除‘五太太’外，最长者亦不过二十五六，最年轻有正在破瓜年纪者，然丧容满面，亦皆憔悴不堪”。这里面有一点颇可注意者，这一大堆供作玩物的可怜虫大有舍不得她们所处境地的样子，在旁人觉得她们原有境地的可怜，在她们似乎还觉得不能保持原有境地之为可怜，换句话说，她们似乎情愿忍受。其实我们如作进一步的看法，在这样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之下，她们都是不知自主也无力自主的若干寄生虫而已，说不上什么情愿不情愿。
（原载1932年10月1日《生活》周刊第7卷第39期）
不相干的帽子
在如今的时代，倘若有人有意害你的话，最简易而巧妙的办法，是不管你平日的实际言行怎样，只要随便硬把一个犯禁的什么派或什么党的帽子戴到你的头上来，便很容易达到他所渴望的目的；因为这样一来，他可以希望你犯着“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几条，轻些可以判你一个无期徒刑，以便和你“久违”“久违”，重些大可结果你的一条性命，那就更爽快干净了。
记者办理本刊向采独立的精神，个人也从未戴过任何党派的帽子。但是近来竟有人不顾事实，硬把和我不相干的帽子戴到我的头上来。有的说是“国家主义派”，读者某君由广州寄来一份当地的某报，里面说“你只要看东北事变发生后，‘生活’周刊对于抗日救国的文章做得那样的热烈，便知道它的国家主义派的色彩是怎样的浓厚！”原来提倡了抗日救国，便是“国家主义派”的证据！那只有步武郑孝胥、谢介石、赵欣伯、熙洽诸公之后，才得免于罪戾！
不久有一位朋友从首都来，很惊慌地告诉我，有人说我加入了什么“左倾作家”，我听了肉麻得冷了半截！我配称为什么“作家”！“左倾作家”又是多么时髦的名词！一右就右到“国家主义派”，一左就左到“左倾作家”，可谓“左”之“右”之，任意所之！如说反对私人资本主义，提倡社会主义，便是“左”，那末中山先生在“民生主义”里讲“平均地权”，讲“节制资本”，讲“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何尝不“左”？其实我不管什么叫“左”，什么叫“右”，只知道就大多数民众的立场，有所主张，有所建议，有所批评而已。
最近又有一位读者报告给我一个更离奇的消息，说有人诬谄我在组织什么“劳动社会党”，又说“简称宣劳”，并说中央已密令严查。这种传闻之说，记者当然未敢轻信。甚至疑为捕风捉影之谈。这种冠冕堂皇的名称，我梦都没有梦见过，居然还有什么“简称”！我实在自愧没有这样的力量，也没有这样的资格。
有一天有一位朋友给我看，某报载张君劢等在北平组织国家社会党，说我“已口头答应加入”。那位记者不知在哪里听见，可惜我自己这个一点不聋的耳朵却从未听见过！
我们在小说里常看见有所谓“三头六臂”，就是有三个头颅，也难于同时戴上这许多帽子，况且区区所受诸母胎者就只这一个独一无二的头颅，大有应接不暇之势，实觉辜负了热心戴帽在鄙人头上者的一番盛意！
根据自己的信仰而加入合于自己理想的政治集团，原是光明磊落的事情，这其中不必即含有什么侮辱的意义。不过我确未加入任何政治集团，既是一桩事实，也用不着说谎。我现在只以中华民族一分子的资格主持本刊，尽其微薄的能力，为民族前途努力，想不致便犯了什么非砍脑袋不可的罪名吧。
要十分客气万分殷勤硬把不相干的帽子戴到区区这个头上来，当然不是我个人值得这样的优待，大不该的是以我的浅陋，竟蒙读者不弃，最初每期二三千份的“生活”，现在居然每期达十余万份（这里面实含着不少同事的辛苦和不少为本刊撰述的朋友的脑汁，决不是我一人的努力），虽夹在外国每期数百万份的刊物里还是好像小巫之见大巫，毫不足道，而在国内似乎已不免有人看不过，乘着患难的时候，大做下井落石的工夫，非替它（“生活”）送终不可，而在他们看来，送终的最巧妙的方法莫过于硬把我这个不识相的家伙推入一个染缸里去染得一身的颜色，最好是染得出红色，因为这样便稳有吃卫生丸的资格，再不然，黄色也好，这样一来，不幸为我所主持的刊物，便非有色彩不可，便可使它关门大吉了。我的态度是一息尚存，还是要干，干到不能再干算数，决不屈服。我认为挫折磨难是锻炼意志增加能力的好机会，讲到这一点，我还要对千方百计诬陷我者表示无限的谢意！
（原载1932年10月8日《生活》周刊第7卷第4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