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奥马尔
中午，我在一家满是鲜花的小茶馆停了下来，点了一杯茶。老板娘来到我的桌前坐下，用法语告诉我：“我的名字叫莎丁莎。”这是她小时候住在安集延时在那里上学记住的全部法语。然后她给我端了十来个我没有点的菜，在鼓励我尝尝的时候还特别强调，不过是用俄语：“这是免费的。”
晚上，在米尔扎乔村，我发现快乐是很好的燃料；自撒马尔罕以来，我第一次顺利地走完五十公里。这次我选中的小茶馆由四位女人打理，母亲和她的三个女儿。她们笑着、唱着、聊着，用我一句也听不懂的乌兹别克语和我聊天。最年轻的玛蒂娜给我看了她的女儿玛尔哈德，一个被姨妈们和外婆宠到天上的婴儿。玛蒂娜指着孩子，把食指放在她的眉毛上，我表示不理解，她这次把手指放在鼻子下面，说“爸爸，没有”。她是个未婚妈妈！在这里，这是比年轻女子拒绝透露罪犯的姓名更加严重的罪行。
她们在露台上为我铺了一张床。在被睡意攫取之前，我看到了这个爸爸。他蹑手蹑脚地到来，轻轻地敲门，然后在天亮前离开。玛蒂娜见我醒了，对我会意地眨了眨眼。这是一个多么奇怪的国度，阿舒尔可以公开有两个老婆，但在隔壁的村子里，一个男人和他孩子的母亲睡觉却得偷偷摸摸地进行！在离开前，我准备给接待我的女主人们拍照留念，五六个喝茶的男人和少年走了过来，站在了镜头前。我赶走了这些雄性动物，我向你们保证这些女人当时非常高兴。作为女人，被如此尊敬，而且还是个外国人……
我接近锡尔河，这是中亚最大的河流之一。像我去年越过的阿姆河，它最后注入咸海。在这两条河流之间构筑了一块宽阔而富饶的土地，罗马人称之为特兰索西亚纳，阿拉伯人称之为穆瓦兰。在离横跨河流的大桥一百米左右的地方，我遇到了警察设置的路障。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被查。但我有被提醒，乌兹别克的警察见钱眼开，而全体导游一致警告我说，费尔干纳山谷的警察是真正的流氓。他们甚至会脱掉游客的衣服来抢走他的美元。所以，当我被示意列入帆布棚前等待检查的司机队伍时，我已有所戒备。去年，我不得不在那些想把我弄进警局以避开众人视线的警察面前保护自己。显而易见，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抢我的东西。令我惊讶的是，到目前为止，今年我遇到的警察几乎都无动于衷。这下可好，我又得被修理了……
倒霉的司机们都知道他们要付钱，所以每个人都一手拿着汽车文件，一手拿着给警察的钞票。
警察的首领，一个面无表情的矮胖子，正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帆布可以为他遮挡阳光，却不妨碍他清点他面前堆在桌子上的钞票。他把这些天上掉下的捐款交给一个下属，由他把钱存放在后面的一个小房子里。首领一定是觉得被他抢劫的人站在那里盯着他看是一种冒犯。所以，他的前面挂了一块布，降至他眼睛的高度。这样，司机要跟他讲话，只能蹲下来从下往上仰视他，甚至得跪着。我无法接受任何滥用权力的行为，更别提这种了。我被激怒了。
轮到我的时候，我的决心已定，我决不会向这头猪屈膝。这种微妙的羞辱被敲诈者的行为令我紧张、急躁、反感。我绕过帆布，靠近这肥佬，把护照扔到那里。他看了看我，拿起那份他没有翻阅的文件，还给我，并示意一个手下让我走。此时，我已经确认，警察已经被命令不能碰外国人，这个胖警察知道，我一个人的钱比所有在他面前鞠躬的人还多，如果他连一张钞票都不试图向我勒索，那是因为他有严格的指示，乌兹别克斯坦警察对游客金钱的追捕结束了吗？国家官员终于意识到这样做是在杀死下金蛋的鸡吗？
锡尔河已经完全不是我去年穿越时的模样。彼时汹涌的大海此时成了一洼池塘。一点点清水懒洋洋地游走于种着杨树的高堤之间。翠鸟巡逻着寻找小鱼苗。这无疑是因为上游在引水灌溉。法鲁克和我提起的干旱也可能是造成这种低水位的原因。
在河对岸，我有一刻担心又得被查。十几个穿制服的警察正坐在树下。小茶馆供应一种当地的炸鱼，在这个时间点，我无法抗拒。坐在我桌子隔壁的一对好奇的夫妇向我打听我的旅行。我们聊着天，然后那个男人站起来，走向警察，和他们的负责人（另一个矮胖子）交谈起来——仿佛这个职务能让小军官们迅速增肥，或者说人们是通过体重来提拔干部。他们俩一起回来，很快其他警察也跟了过来。负责人问了我千百个问题，我固执地拒绝了他们纷纷请我重新吃鱼的建议，吃完了我自己的饭。他们的钱很可能也是掠夺来的。但无论我多冷淡，都无法阻挡他们的热情，其中有两个人拿出相机，非要我和他们合影留念。在负责人的要求下，我说了我的年龄，他打了个嗝。出于谨慎，他要我出示护照核对。他以为念出了我的姓，却看错了行：“贝尔纳，安德烈，米歇尔……”在这个过程中，他向我要亲笔签名，为了不把他弄糊涂，我签了“贝尔纳，安德烈，米歇尔”。当我想付钱的时候，老板告诉我已经有人帮我结了账。左岸是强盗警察，右岸是慷慨警察：这个国家绝对不缺乏对比。
一连串的善意还没有结束，因为两天后，在阿尔马利克的小村子里，被当地人提醒后，三个警察在傍晚时分来到我的旅馆……向我道晚安。说到这个话题……
并非只有他们会表现出善意。有位和我简单交流了几句的男人给了我一个大西瓜，他的村子原来叫“社会主义”，后来改名为“帕克斯塔克尔”。我问他为什么不选择“资本主义”，这把他逗笑了。他向我解释说，现在人们对政治都敬而远之。年轻的娜菲莎，下巴上有一个深深的梨窝，她给我拿来两只水壶，温水洗衣服，冷水用来冲洗。这里缺水。就因为我是外国人，才允许我浪费水。谢谢你，可爱的娜菲莎。
灌溉过的棉田，新割的麦子，这里的麦茬被留得很高。在这平坦得没有丝毫起伏的地平线上，隐约可见我即将要攀登的斑驳的山峰。我停下脚步打量一户正在劳作的人家。一个小男孩高高地坐在拉犁的马上。父亲用一只手稳稳地扶住他以拉出笔直的犁沟。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将种子扔进裂开的口子里。在他们身后，一个女人用耙子仔细地将种子覆盖。一棵树下，一个正在准备开饭的女人和她的女儿请我喝茶，为我的“成就”而欣喜若狂。我无法用言语告诉他们，与她们的工作相比，我的步行是多么容易，这份工作将他们钉在这灼烧着他们赤裸皮肤的地狱般的烈日下。
渐渐地，最初日子里的疑问与遗憾被抛在了走过的路上。慢慢地，我进入旅行状态，一步一步，走向帕米尔的高山。
保存在我记忆画廊中的美丽邂逅在继续丰富着。瞧这个十五岁的乌鲁别克，从早到晚在小茶馆打工。他梦想着上学、旅行，但他是五个孩子中的老大，必须要让弟妹们吃饱上学。所以他带着青春的笑靥上菜倒茶，一周七天周旋于餐桌之间。有时，他的老板给他一天假。就像做梦。
还有这个库斯尼丁·伦库洛夫，他在路上一看到我就不肯放过，把尤利西斯从我手里抢过来，带我们去他的餐馆。他最近看到的外国人是一九九九年骑自行车的丹麦人。但故事已陈旧，他很高兴有另一个故事可讲，我的故事。同时，他给我讲他自己的故事。
他曾随党的代表团去过法国，在波尔多待了三四天。回国时，他在转机前有三个小时的时间。他从巴黎机场出来，像个疯子一样一刻不停地走着。他想看看法国的首都。“巴黎很美，但我没有看到埃菲尔塔。”他说话时，仰望着天空。我不敢告诉他，他看到的可能只是郊区的安东尼或克里姆林—比克特镇……在阿富汗战争期间，他被一枚毒刺导弹击中，当时他在一辆俄军的坦克里。他是唯一的幸存者，昏迷了二十一天后幸存下来，但从此一身伤病。仅靠国家给他的微薄的抚恤金难以维持生计，于是开了这家餐馆，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他既没有得到荣耀，也无遗憾，他别无选择，睡眠很差。何况他要支付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学费，还有他自己每天三包的烟钱。我不能在卡姆奇克山口附近露营，因为他说，这些通道已经埋了地雷，以诱捕塔利班在阿富汗训练的“圣战者”。在讲述着他的不幸的同时，他为我准备了荞麦汤、胡萝卜、茄子泥，上面还加了两个煎鸡蛋。
美丽的迪拉拉是名叫“伟大的丝绸之路”的餐厅的服务员，我在那里停下歇脚。她的微笑和恩惠并不是完全无私的——说不准出现一个英勇的骑士（诚然他已经六十三岁了，但人无完人），会绑架她带她去西方天堂，什么都不能忽视。她有一个很强的竞争对手，就是同样在这里工作的法蒂玛。她给我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她的地址，以此来试探她的运气。如果我去看她，她发誓给我洗衬衫。于是我选择了去住旅馆……
德尔芭·阿布杜拉耶娃是安格伦镇的副市长，这个拥有十七万人口的小城，在五十年前发现了大量的煤矿，从“苦难草原”中脱颖而出。我被带到她身边，因为她是镇政府唯一会说外语的人，她在二十多年前开始从政，之前是一名英语教师。我正在找一台电脑查看我的电子邮件。她答应为我解决问题，却马上叫来当地小报的两个记者，对我进行了一次无休止的采访。德尔芭告诉我，十年前，像其他被宣传洗了脑的人一样，她认为所有西方人都是自私和愚蠢的怪物。她向我坦言：“我们以为我们是唯一的好人。”可她遇到的几个欧洲人与人们描绘的典型肖像毫无相像之处，这让她惊叹不已。
乌兹别克斯坦的民主是特殊的。市长已经被免职了。
“被谁？”
“哈基姆。”
哈基姆既是行政长官，又是军事长官，一个强势的省长，他统治着安格伦赖以生存的省份，不分享任何权力。
“你们要选一个新市长？”
“是的。”
“有没有候选人？”
“还没有，哈基姆会给我们介绍一个。”
“只有一个？”
“是的。”
“如果他没有得到多数票怎么办？”
“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但如果有的话，哈基姆会给我们介绍另一个。”
“……”
我迷失在安格伦的集市中。农妇们坐在石桌边，四周围着精心洗过的蔬菜，笑得露出满嘴金牙。在穿着束腰裙的俄罗斯妇女与穿着宽松杂色连衣裙的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哈萨克人之间，一位驼背的长老穿着灰色长礼服外套，腰间系着一条花哨的围巾。
德尔芭到旅馆来接我。我在那里租了最昂贵的套房，一晚上一个半欧元。这个价格，我拥有一大堆装满了水的塑料瓶来弥补坏掉的抽水马桶。淋浴房只有一个水龙头，人们都懒得装个假热水龙头。副市长告诉我，她在一个公共服务机构给我找了一台可以上网的电脑。我们寻找着荫凉走向那里。这个地方位于一座教堂前，乌兹别克儿童挤在那里，急于享受这里提供的东西：廉价的糖果和录影带……目的很明显，就是要让他们改宗基督教。我知道这个机构是由韩裔美国人资助的。所以说政治之道，就像上帝之道，说到底是难以识透的……
当我离开安格伦时，我知道自己将离开从撒马尔罕开始就一直在行走的广阔平原，并面临此行的第一个真正的困难，最高海拔为两千三百米的卡姆奇克山口。乌兹别克斯坦的形状近似于一副夹鼻眼镜：两大片领土在北部由一条狭窄的通道连接。乌兹别克政府意识到，这条与塔吉克斯坦接壤的连接其两部分领土的道路是一个陷阱。于是，他们不惜重金，决定在北边的哈萨克边境和南边的塔吉克边境之间的山沟里，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巨大的工程机械撕裂了岩石。
中午前后，毫无征兆地，尤利西斯的拉杆彻底断掉了。我试着用棍子修理，无济于事。考虑到时间问题，我先到了三百米以外的一家小饭馆，在那里我给自己点了一顿午饭：我想先吃点东西，在逆境中保持士气。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但在隔壁桌吃午饭的卡马尔却心中有数。我还没有吃完，他已经把尤利西斯装到他卡车的车斗里。他把我们拉出十公里远的地方，在那里，一个焊工放弃了一台生病的推土机，花了几分钟时间，给我的小车焊接了一根可以抬起大金字塔的钢棒。一切都进行得非常疾速，绝对是一辆机械急救车！在我们的铁匠忙碌的同时，我注意到一个被认为坚不可摧的轮胎正在开裂。昨天晚上我重新计算了一下，如果按照原来的计划行走，我将在签证到期两天后到达吉尔吉斯斯坦边境。该死的签证——我将不得不跳过一些歇脚点，而且至少需要一天的时间来给尤利西斯嫁接真正的轮子。进行如此危险的冒险实在是太反常了……这也正是我对自己说的，惆怅地想念着我在诺曼底的玫瑰园……为什么我要去面对这些凭着一纸文书决定我有权在三十天内参观他们的仙境的官僚，一天也不能多，就像逼着我像库斯尼丁那样，在三个小时内戴着手表去参观巴黎。
我对尤里西斯的手术成功相当满意，和卡马尔一起一头扎进了养育了安格伦的湖水中。扎入水中，表达有些夸张……水很浅……这倒也方便了我的救命恩人，因为他不会游泳，只会在大水坑里溅水。面对追赶行走节奏和解决尤利西斯问题的双重挑战，我越来越焦虑。当务之急，我必须给它换上装有充气轮胎的大轮子，这样才能更好地抵抗高温和震动。
在通往山口的坡底，一家客栈的老板拒绝为我提供晚餐。“只为部队服务。”他斩钉截铁地说。到处都是军队，紧张而又专横，每隔两公里就有士兵，带着犀利而又怀疑的眼神，向我索要证件，围着尤利西斯绕圈子，尽管心里痒痒的，他们仍不敢搜我的行李。他们担心“恐怖分子”的渗透——的确，这个地方很理想，走完这条南有塔吉克斯坦、北有哈萨克斯坦的羊肠小道用不上一天工夫。客栈老板不愿做我的生意，这里一切他说了算，我于是空着肚子开始爬坡。幸好我重新加了水，因为尽管时间已晚，但我仍然汗流浃背。
夜幕降临，我决定在希洛拉的小屋附近搭帐篷。
希洛拉今年四十岁，以前绝对是个很漂亮的女人。现在的她已经筋疲力竭，未老先衰。她在小屋里向过往的卡车和汽车司机出售果汁和香烟。但这个地方太陡了，很少有人停下来。希洛拉二十三岁的儿子在旁边帮忙——但他能干什么呢，天哪！——还有一个正在做饭的十二三岁的女孩。她趴在椅子上，说话的语气单调而平淡。吃饭的时候，孩子们像魔鬼一样出现，有的像婴儿耶稣一样赤裸着身体，但都脏得一塌糊涂……
“都是你的吗？”
“我有二十个。”
“二十个孩子！”
“我肚子里还有两个，我受够了……”
她带着讽刺的微笑告诉我，卡里莫夫……国家总统曾为她授勋，因为她拥有乌兹别克斯坦最大的家庭。因了肚子里的双胞胎，她将进一步巩固她的“纪录”……
“贾卡，贾卡！（热，热！）”
希洛拉的孩子们的父亲擦着额头，一大早回来了。他带着大儿子，开着奇迹般居然还能动但不时尖声抗议的破车，闪电般地穿越了一个晚上。车上满满的都是旧油罐和焦油罐。不和妻子造人的时候，这个男人就修整废旧五金，他的对话一成不变：“贾卡，贾卡。”而他怀孕的妻子，她不热吗？这种念头根本不会掠过他的大脑。这一站让我无比郁闷。面对她所承受的不幸，意识到自己对此的无能为力，让我难以自拔地泄气。与这些幼虫的存在相比，一只短暂的苍蝇的生活在我看来似乎更值得向往……
我继续攀登卡姆奇克山口，只在警察检查时才停下来。我慢慢地、小步小步地爬着，用双臂拉着尤利西斯，车轮斜压着太阳刚刚升起但已在熔化的柏油路面。我吸食的盐丸似乎没有任何效果，因污垢而僵硬的衣服在汗水中变软了，但里面的盐在蚕食着我身体上因摩擦而破损的部位：髋部、大腿和臀部之间。经过每一分钟都是永恒的五小时攀登，我终于到了顶峰。在山口的天然顶峰下约五十米处，人们挖了一条通道，两个士兵向我索要证件，不过没有让我填太多的表格。我不能被放行，他们要先请示领导。我耐心地坐在石头上等着，看着被无休无止炙烤着的平原。我的视线陷入被雪峰紧紧包围着的光秃秃的深邃山谷中，那边是哈萨克人或塔吉克人的领土。我开始失去耐心，我想尽快下山，但士兵们非常严肃。最后他们带来一个镶着三颗金牙的副官，再次翻阅我的证件，凑得那么近，紧盯着我看，我都能说出他从今天早上开始喝的伏特加的牌子。最后，他给两个士兵下了命令，于是我跟着他们出发了，他们带着我，双手紧紧地握着突击步枪。在隧道中间，我被交给了另外两个前来接应的大兵。在出口处，他们把我的护照拿给了另一个负责人，他翻看了很久，想必都能背下来了。最后，他们把通行证还给了我，我拔腿匆匆离开了。那里还有其他的士兵，大多数人的武器是一把刀。一座堡垒占据了道路，两个人在瞭望塔上看着它。我想我已经完成了检查。不幸的是，往前走了才二十米，一名警察拦住了我。
“护照。”
“但我刚刚……”
“护照！”
争论是没有用处的。这些人都紧张。大家都耐心点吧。我说的没错，一切都很顺利。
尤利西斯在后面推我，我也像脚下生轮般走得飞快。我知道我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因为下坡最费腿劲，但我不在乎，我想尽可能地走得越远越好。就这样，我走完陡峭的下坡，终于在开始昏暗的光线中见到了巨大而平坦的费尔干纳山谷。对于丝绸之路上的旅行者来说，它曾是必经之路，是在进入帕米尔冰山和塔克拉玛干燃烧的沙漠之前的一角天堂。对于大量不越过中国边境的商人来说，这里意味着他们的商旅的终点——或者说是中转。接下来，在公元二世纪托勒密的地理记载中所描述的石塔附近，他们可以出售或交换货物，然后带着丰裕的收获回去他们的快乐老家。费尔干纳的殷实是众所周知的，它的马匹质量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乃至还给它带来了一些麻烦。
我在野外露营。次日中午，我在一棵大树下停下来吃午饭。大树前有家客栈，在只要有些荫凉的地方都摆上了桌子。在一张卡片的背面，我画了一张草图，打算向霍坎德的自行车商解释我想对轮子所做的改变。吃完饭后，我迟迟不愿动身。昨天的下山，正如我所担心的那样，让我的两条腿剧烈疼痛。巨大的疲劳，又被能将一切烤熟的烈日加剧，渐渐地将我拖向无法抗拒的睡意。这时，我的邻桌，一个高大瘦长的魔鬼，头发凌乱像顶着一把干草，向我质问道：
“这画的是什么？”
中亚男人有一种不拘小节、完全不受约束的好奇心。我更想打瞌睡而不是谈论我的机械烦恼。但这个人有让我喜欢的直率的眼神。我做了解释。这个魔鬼男人继续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去仔细观察尤利西斯，然后他跨上自行车，对我说：
“我住在离这里两公里的奇纳巴德。我叫奥马尔，你来我家吧，我们一起吃西瓜。”
又是同样的理由。我真的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吃西瓜，日程的限制压迫着我，还有签证的到期，像在一个醒不过来的噩梦中向我眨眼。我睡了半个小时后，把自己扔回燃烧的路上，已经忘记了那个纠缠的人。但当我经过奇纳巴德时，他就正站在十字路口，一手拿着瓜，一手拿着大刀。
“我一直在等你来吧，我家离这里才五十米。”
“可是我赶时间，而且……”
“用不了多久。”
他的声音很平静，让人安心、温暖。还能拒绝吗？我跟在他身后，答应吃完他的一块西瓜就离开。经过一扇宽大的门，我们最后进了一间棚子里，里面堆放的杂物几乎和我自己的阁楼一样凌乱，这让我对这个男人产生了好感。墙上挂着一辆旧的儿童自行车。他指给我看：
“你的小拉车的车轮。”
各种大小的工具都躺在灰尘中；一台电线裸露出铜丝的小车床和一个落漆斑驳、油腻腻的电焊台就是全部装备。奥马尔挥刀切瓜，他递给我一块西瓜，向我示意角落里一个开了膛的卡车座椅。
“你坐一会儿，我来解决这个问题。用不了多久的。”
说到底，这里和霍坎德有什么区别呢？我拿出我的草图，但奥马尔似乎并不重视它。他好像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要做什么。他去后园，在废品堆里声音很大地翻弄着，回来时带着几根生锈的铁棍。一个小男孩跑来和我握手，是拉齐兹，他的儿子，一个十四岁的小男人，神情坚定、开朗、礼貌。他穿着一件大概从年初开始就没洗过的T恤，拖着一双用绳子马虎修补的拖鞋。他的父亲简单交代了一下情况。他就去解开自行车，他的自行车，开始拆卸轮子，检查轮毂，紧固辐条，和父亲一样利索。他的父亲在几分钟内就把老式的尤利西斯轮子切开了，使我有些害怕，他明白我向他解释的内容吗？他的儿子似乎读懂了我的眼神。
“爸爸以前是霍坎德一所大学的技术教授。”
前教授切割、焊接、弯曲铁棒，几乎不需要进行任何测量，他是那种在头脑中构筑图表然后自信地埋头动手的天才工匠。电弧猛烈地照亮了工具间的黑暗角落。近两小时的时间内，父子俩不停地忙乎。然后突然地，不同的部件在几分钟内被合并在一起，这就是我的尤利西斯，有着两个直径约六十厘米的轮子。我的手推车配上这样的高脚后，有了一种单座两轮马车的优雅与明显的脆弱。当我似乎怀疑它的坚固性时，奥马尔以一种不属于他这个年龄的人的轻松，在我的同伴身上蹦跳起舞。
“和它在一起，你可以毫无畏惧地爬山。”
我们欢天喜地地庆祝，又吃掉了一个西瓜，喝下了两壶茶水。拉齐兹点了火。
“我请你吃晚饭。现在走太晚了，你就在这里过夜吧。”
他给我指了指葡萄树下的棚床。
半小时后，他做了一盘奶油棕色酱汁的羊肉，我毫不客气地吞下了。作为甜点，拉齐兹爬上椅子摘了三大串葡萄，天鹅绒般美丽的蓝色浆果就挂在我们头顶。奥马尔善于随意地营造工作或放松的氛围。“电焊工”所需的专注力过后，他很放松，对客人很细心。他告诉我，他最珍贵的愿望之一是到巴黎参观卢浮宫，对此他问了我一千个问题。就我而言，我很放心，尤利西斯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我可以考虑挑战山谷，特别是吉尔吉斯山脉。
忽然，花园大门开了，进来了一个警察。我很紧张，一天十次的检查已经足够了。他们不会一路追我到这里来吧！奥马尔安慰我，我不用怕这个人。他每天晚上都会来，想在象棋上打败我的房东。他们摆好了棋盘，趁这当儿，拉齐兹在二十步左右的时候先把我淘汰了。他的父亲赢了，几乎总是这样。儿子和警察下了一盘友谊赛，拉齐兹输了。警察笑得下巴金光闪闪。有的时候我都怀疑中亚宝宝的第一颗牙是不是金子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