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育仁在陕西街失窃案看王闿运断案
宋育仁遭到了什么“意外变故”？《湘绮楼日记》没有详细记载，但从王闿运的书信中就可以得知真实情况，并把四川提督唐友耕扯了进来。
◎尊经书院宋育仁先生像
宋育仁(1858—1931)，字芸子，号芸岩，晚号复庵、道复，四川自贡市仙市镇(原属富顺县)人。清末“新学巨子”，著名的维新思想家、一代杰出报人。宋育仁初读尊经书院时，约在同治六年十月(1867年11月)左右，估计是学校住宿住不下了，只好住在陕西街的一家旅社里。某天突然窃贼光顾，盗走了他本就菲薄的行囊和衣物，这让他大受刺激。王闿运得知后，在宴请中把此事告诉了唐友耕，这就引出了唐友耕蓦然为宋育仁嘘寒问暖送银子送衣物的后话。
从王闿运致宋育仁的回信来看，显然宋育仁写了一封给老师的致谢信，连同唐友耕送来的物品，他根本不屑于开启，一并交到了王闿运家。从礼数上，王闿运对学生的处境深表同情，但对他某些天真的想法不以为然，加之宋育仁“语多悔愤”，更鉴于“儒者处世未能坦怀而多有物累”，于是写了这封长信予以开导。开头就讨论了由小及大之“贼”，王闿运宛如老吏断案，采用了顶针回环之笔法，烘云托月：
今世政废久矣，尝以数大臣共守江南名都而忽然被盗，又尝以七卿四相诸司数千百人共守一京师而忽然被盗。天下之有四川，四川之有省城，省城之有陕西街，陕西街之有客店，客店之有宋孝廉，宋孝廉之有衣箱，衣箱之有衣，诚不可云太仓之一米矣。一旦被盗，而曰有司之责，何其重视有司乃至于此耶？然既告之闿运，闿运固非有司之比也。遣一能缉捕者侦之，而唐提督乃与闻其事焉，非其无因而横相干也。唐提督侦之而惧我之穷其事，则谢曰是不可治，牵涉多矣。吾适有衣可偿，则未知盗者之即为唐提督所遣耶？抑别有有力者主之而不可诘耶？
王闿运明知道这区区盗窃案与唐友耕无关，但他用了一个“大胆的假设”，直问宋育仁：如果这一盗窃案是唐友耕或者另外的大人物主使的，你又该怎么办呢？
接下来，王闿运自问自答，等于告诉了学生一种处世哲学：唐友耕看在王闿运面子上，为你送来了衣物，“受其衣，答其意；不独答其意，我之所求在此也”。那么“偿于盗与偿于官、偿于友、偿于路人，有以异乎？”既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那么唐友耕赠送的衣物，不但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必须接受的。王闿运干脆挑明了实质：他不是重视你宋孝廉，而是重视我对他的看法。
因为唐友耕固然渴望结交儒者名士，你明白了这个目的，也应该投桃报李，而不应该一味谢绝，这就等于得罪了对方的一片好意。
但王闿运对宋育仁退回唐友耕赠送的数千银两却大加赞许：“辞其银，示之义；不独示之义，且以杜其后日无穷之求与一时自得之一意，以为凡武人、官人而有财者，必意揣天下之儒生、文人皆好利而忘义。故凡与世人交，不可受其铢两之赠，非矫激也，受之则彼轻我而交不终，亦全交之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