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界之桥
折多山。
上坡时，海拔渐高，每台发动机都燃烧不足，动力迟滞。满荷运载的大卡车喘着粗气，以自行车的速度慢慢爬行，后面积压着一大串小轿车，跃跃欲试探出一寸车头，想超又不敢超；只有老司机才敢抓住时机，一脚地板油，有惊无险地飙过去。
到了下坡时，大卡车的鼓刹不断被淋水冷却，蒸发滚滚白烟。它们挂着一挡，惊心动魄地一步一挪，像一群非洲大象试着下楼梯。无尽的发夹弯过后，突然间，一城灯火，恍如火山爆发后的滚烫岩浆，壅积在狭窄黑暗的山谷：那就是康定城了。我更喜欢它过去的名字：打箭炉。
如果用手遮住视野的下半，你将只看到巍峨的五色山系，峭拔耸峙，云雾横陈；山巅似一座座黑色金字塔，海市蜃楼般飘浮在雾中，一切看上去无关人间。可是，一旦放开遮挡的手，康定城灯火烂漫，红尘熙攘，人间就在脚下，在眼前。难以想象在这样逼仄的深山中，《一千零一夜》似的，坐落着一座古老的城市：传教士、探险家、殖民者、商人、土司、各个民族的人们……走马灯般随时间沉浮，历史上的打箭炉无愧于一座传奇的熔炉。
折多山是从川西盆地向高原攀升的第一道关头。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来来回回翻过这座山，但每次的天气、季节、方向不同，每次都如初见。穿过折多山这道结界，川西大地豁然开朗的那一刻，我总会在心底对自己说：这个世界很大，你的心也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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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康定，我们汇入晚高峰的堵车大军。这座古城的街道太窄了，当年的建城者大概无法想到，一百年后车辆会拥挤到这个地步。“你还好吗？看起来不舒服。”我问小伊。她坐在副驾驶座位上，至少沉默了半小时，一声不吭。“头痛，不过没事，”她摸了摸自己额头的温度，又试了试我的，“应该没发烧，就是特别冷。吃点东西就好了。”
有时候希望疼痛能像背包那样，轮流互相分担。可惜世界上有很多无法分担的负重：病痛首当其冲，爱恨或许也是。白天小伊大概是在雪山上顶着大风拍素材，受了寒，此刻正头疼，低头研究手机上的卫星地图，以此转移注意力，默默克服不适。
在康定的小巷里七弯八绕，终于找到了那家排名第一的羊肉粉小馆子。店面狭小，但很干净。在二楼角落，我们狼吞虎咽干掉了两大碗热乎乎的羊肉粉。小伊像是喝了回魂汤一般，终于浑身热乎起来了。“好多了，”她说，“真是羊肉汤治百病。”
因为雅康高速的贯通，从成都到康定如今只需三个多小时。这是一条桥隧比高达82%的高速公路，一条通往异世界的时空隧道。行车其中，隧道和音乐包裹我们，漫过闲谈，漫过时间，不知不觉，华西雨屏就被抛在了身后。
很难想象，仅仅不到一百年前，这里还是茶马古道的核心路段，往来雅安与拉萨的背夫们，用脚步将石板路摩擦得如同皮革般光滑。背夫中最强壮的，一次能背两百斤重的茶叶，几乎是两匹骡马的负重量。除了茶包，他们还自带十几天的干粮，和一小块盐，用来拌在豆花饭里。背夫胸前通常挂着一个圆形的竹篾圈，用于刮汗水。茶包太重，无法轻易卸下，休息时，背夫就将茶包下面的那根拐棍往地上一杵，原地站着喘息。天长日久，石板路上竟被杵出许多坑洞。
1939年，俄国人顾彼得为了避开沦陷区的战乱，探索“伟大的中国西部”，从上海绕香港、海防、昆明、重庆，抵达康定。在藏彝地区，他写下一系列见闻记录，我读过《彝人首领》一书，其中有一段，描写从雅安到打箭炉的背夫——
英国探险家、植物学家亨利·威尔逊在1908年7月30日拍下的这张四川茶包背夫的照片，如今是哈佛大学图书馆的永久收藏
他们十分可怜，褴褛的衣服遮不住身体，焦黄的面孔有些发青，茫然无神的眼睛和消瘦的身躯好像行尸走肉一般。做这种没完没了的工作，他们的动力完全来源于鸦片烟，没有鸦片烟他们简直没法活下去。他们每到一个正规一点的驿站——肮脏的小吃店，便开始用餐，一般是一碗清清的白菜汤或是蔓茎的汤，一点豆腐或是大量的红辣椒，然后退到卧房，躺到脏兮兮的草席上掏出一根烟枪或是借一根烟枪来抽大烟，我常常听到小店里幽暗的房间里连续不断地传出的抽吸声，并伴随着一股甜甜的树脂味。
他们悠然自得、忘却一切地躺在那里，羊皮纸一样的脸在黑暗中闪现。如果有月光的话，他们又继续上路，沉闷的脚步声在寂静的空气中上下回响，不管阴雨绵绵还是阳光灿烂、风霜雪冻，成百上千的背茶者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来往于雅安和打箭炉之间。
当死亡来临之时，他们只是往路边一躺，然后悲惨地死去，没有人会关心他们的死活，这样的事周而复始，没有人会因此而掉泪。由于过度的疲劳，他们在休息时已经累得说不出话来，沿途的一切景物对于他们来说都毫无兴趣，他们像机器人一样机械地拖着步伐从一块石板迈向另外一块石板，他们仿佛是些异类，你无法安慰或是帮助他们，他们似乎已经脱离了人类的情感，比骡子和马匹还更加沉默。当背负着重重的货物行走时，他们惟一能发出的声音便是粗重的呼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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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大渡河两岸的物资转运全靠渡船或溜索，穿梭其中的惊险，如“同时身在天堂与地狱之间”。1705年，清康熙皇帝下令在大渡河上修建一座铁索桥，取名泸定桥，举全国之力推进这项工程。据说当时的西南并不产铁，每一块建桥的铁，都是从陕西等地千里迢迢运来的。桥身13条铁链，总重40吨，12 164个环环相扣的铁环上，刻着铸环工匠的标记，保证任何一个铁环出现问题，都有迹可循，有责可追。
如此沉重的铁链，是如何从此岸架上彼岸的？我想象着当时的工匠们用溜索、竹筒，一块一块将铁材从二郎山一岸运到海子山一岸，喊着震天的号子反反复复拉起……血汗如雨滴那样坠入奔腾的大河。
仅仅一百年过去，世界完全变了。历史仿佛有了加速度。道路轻快平滑似某种轨道，人们的感知也被这种加速度彻底改变。
我们不约而同地把手放在了车窗的按钮上，悬着，准备着什么。快了，快了——某一刻，鲜红色的双塔桥墩刺向天空，挑起钢缆，酷似几架巨大的竖琴，横陈峡谷。标志性的兴康特大桥到了：我们摇下车窗，调大音乐，莫西子诗的《越过群山》歌声被一阵横风突然吹散，飘过二郎山的重峦，大渡河的清涛，我们放肆地随风呼喊起来，感受轮胎碾轧钢板的声音和震动，像是驶上了一块巨大的甲板。视线穿过鲜红色的钢缆，桥下奔涌的大渡河令我想起刚读完的那本《彝人首领》。我对小伊说：“顾彼得有一句神来之笔，形容大渡河‘像一条青色的巨蟒，在峡谷底下缓缓蠕动’。”她听了，轻声惊叹着，转头看向大渡河，拍下了从桥上俯瞰河谷的照片。
又一阵剧烈的横风穿桥而过，几乎能感觉到车身都被摇动，窗缝发出啸叫：峡谷的瞬间风速可达32.6米/秒，相当于12级台风。这一带是高烈度地震区，两岸陡峭的边坡结构和复杂的风环境，对任何工程来说都是巨大挑战。兴康特大桥因其出色的设计，获得过2019年国际桥梁大会（IBC）古斯塔夫·林登塔尔金奖。
在一篇关于桥梁设计史的资料中，我第一次了解到“预应力钢筋混凝土”这一术语，当即被这个迷人的设计所折服——简单说，将钢筋充分拉伸，就像一根拉伸后的橡皮筋那样，埋入混凝土中，整个结构就自带收缩性，能有效地抵消外荷载所引起的拉应力，推迟混凝土开裂。兴康特大桥的引桥部分，也采用了类似的设计。
在足够大的尺度上，钢筋也不过是一条橡皮筋。山脉、岩石，也不过像一块蛋糕。兴康特大桥则像是一座结界之桥，时间与空间，城市与自然，因这座桥而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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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人类建筑中，我最喜欢塔与桥。若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那么垂直的塔是复调音乐的极致；而水平的桥则是主调音乐的极致。桥，不仅是凝固的音乐，也是凝固的血汗、智慧，凝固的眺望与穿行。
西班牙语中，“桥”是阳性单词；而在德语中，“桥”是阴性单词。斯坦福大学认知心理学科学家莱拉·博罗迪茨基研究发现，西班牙语使用者更容易将桥与壮观、雄伟等形容词相联系；而德语使用者，则以美丽、优雅等女性化的感觉来描述桥梁。她在一次Ted演讲中说：“每天世界上的70多亿人说着7000多种不同的语言，这意味着每天有7000多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在涌动。”
中文词汇没有阳性和阴性的区别，因此桥梁在我心中，既优雅，又雄伟，是双性同体的。人类是一个被自己的语言系统所塑造的物种——就连方言，也能折射不同的人格。一位能讲多种方言的老友就曾感慨，说广东话的时候，感觉自己犀利、务实；说成都话的时候，幽默、松弛；说上海话的时候，绵里藏刀；说普通话的时候，则是一种完全中立、中性的工作状态。
有谚语说，“学一门新语言，获得一个新灵魂”，语言的边界有多大，你的世界便有多大。语言，即人类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