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自闲行独自归(代序)

独自闲行独自归(代序)

喜欢唐代诗人元稹(779—831)的这样两句诗——“独自闲行独自归”和“闲凭栏杆望落晖”——已经很久了。这是元稹《智度师》其一、其二两首诗的各自末尾一句。简言之,这是元稹处乱(“安史之乱”)之后的人生感悟和心境写照。它远不是混迹江湖、老谋深算的一个大俗人,看破世相之后,自作聪明地表达一种与世无争、聊度余生的圆通哲学,它折射的是一种身心澄明的精神境界。

不用说,从古至今,心仪“独自闲行”这一境界的人很多,也许更多的人只是把它搁心里藏着,不说出来。本来就是“独自”的事儿嘛!不过,以30岁韶华之年辞世的清代诗人纳兰性德(1655—1685),还是禁不住在他的词作《采桑子·明月多情应笑我》中,拿一句跟元稹诗句对应得只差一字的“独自闲行独自吟”,流露出对这一境界诗意的心领神会。只是,我不知是否有理由替纳兰稍感遗憾,因为毕竟他的“词中情”,跟元稹的“诗中事”一比,便显出了少不更事的轻飘。尤其元稹诗的最后一个“归”字,同纳兰词的最后一个“寻”字(“梦里云归何处寻?”)之间,相差的不只是大唐、大清两朝诗词的整体气象,相差更多的还是唐诗人和清词人两者间的整个境界。从这儿又不难看出,诗词是连着时代的。

单从我时下的岁数看,还差两年就和52岁仙逝的元稹同龄,凭空感觉似应比华年早逝的纳兰,多“更”了些“诗中事”才对,至于“词中情”怕只有甘拜下风了。事实上,人世的情与事、尘间的事与情,又怎么分得开呢?

2011年之前有段时间,我遇到一些不十分愉快的事。但令我高兴的是,我有意识、其实是命中注定的“独自闲行”,竟是在此之后,从佛罗伦萨——这座被誉为“文艺复兴的摇篮”、诗人徐志摩翻译成“翡冷翠”的城市——开始的,它一下子变成了我“梦里云归”的地方,我在这里“闲凭栏杆望落晖”,感受到生命的阳光。现在回想起来,依然难以置信,在我融入其中的那一刻,倏忽间,我便神奇地感觉自己好像一只幸运地掉在面包上的蚂蚁,本能地寻觅起文艺复兴时期那些文学艺术大师们的遥远身影,踏访人文主义无处不在的历史踪迹,真的仿佛在梦里逡巡一般。而轻挥衣袖与它作别之后,我又神奇地发现自己从此再不曾离开它。

能想象吗?几年之后,我重返佛罗伦萨!今年,我的50岁生日,是在这里度过的!它不是我眼前虚妄的现实,它是我真实而永恒的梦。一生中,能有这样的梦,无疑是幸运的!

在“独自闲行”中,我乐此不疲地读书、走路、学新知识。

当我来到庞贝——这座在维苏威火山爆发下倏然消失了的城市,瞬间感觉那被掩埋的一切,都伴随着它的历史声音和生命呼吸悄然而至。一方面,我在想,公元79年8月24日的那个下午,对庞贝城和来不及逃生的庞贝人来说,得是一个怎样充满了惊恐的末日!另一方面,我不由心生感慨,那消失了的庞贝人,在远古的日常生活与情趣,许多方面与我们今天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安居乐业,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喜欢美食,因毗邻那不勒斯海湾而与生俱来地爱吃海鲜;那里有艺术的剧场,有休闲的罗马浴室。总之,现在宏大废墟上一切的一切,都默然无声地彰显着它曾有过的历史辉煌。

我更禁不住想的是,面对这伟大的遗址,历史的哲理不言而喻,自然力的毁灭是多么不可抗拒,而人性在细微处又时常显得多么伟大:遗址中在丧生于火山灰里的一个骷髅不远处的墙壁上,镌刻着这样一句诗——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永恒!

当我2011年在阿姆斯特丹,沿着绅士运河,进入那幢建于1662年的古迹建筑地下一层,那家小小的圣经博物馆,与最早修订完成希腊语和拉丁语双语版《新约圣经》的伊拉斯谟雕像相遇时,我才领悟到,他何以能同大名鼎鼎的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的雕像比肩而立。那为何之前没这样的意识呢?简言之,感谢旅行,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那是一个充满了未知的世界,这样的世界自然带给我不一样的感受,让我重新认识自我、也重新认识世界。人在阅读和旅行中成长,是一件多么令人愉悦的事。仅以对伊拉斯谟的认识为例,我知道了,原来在15和16世纪之交,他“对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贡献恐怕要超过其他人贡献的总和。”“在所有人文主义者中,全世界家喻户晓的恐怕只剩下伊拉斯谟的名字了。”

事实上,远比这“高大上”的评价更吸引我,并令我心向往之的,是伊拉斯谟视精神独立和人格尊严高于一切的坚定意志。在他看来,没有自由,生活就不成其为生活;没有宁静就没有自由。

这样的细节,我还能顺手举出许多。总之,我越来越喜欢“独自”在文学的“词中情”和历史的“诗中事”中穿行(或用时髦词儿说,叫穿越),诗意地迷失在灵魂归所的“落晖”之中。

在古希腊神话中,“历史”原本就是“记忆”的女儿。换句话说,只是当历史学家有了“文献”这个记忆,历史才开始变得有血有肉,故事也似乎更可信了。可不论“历史”,还是“故事”,不一直都在书写记忆吗?因此,或可以说,世上本没有历史,有的只是历史学家。因为我们所能知道的历史,都是历史学家的历史。而有许多历史,历史学家们根本无从知道。

历史在“文献”里,还是在历史学家的“记忆”里?这或是一个永无答案的问题!

好在历史并非全没有答案,至少关于古雅典人谋求什么样的生活准则或理念,作为“文献”的“历史记忆”提供了明证,即不谋求一种好的、安逸的生活,而谋求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谋求一种人死后会留下点什么的生活,会让后人有所得益的生活。

这也算我“独自闲行”所努力谋求的吧。聊作序。

呈现在读者眼前的这本《独自闲行》,是我继《书生本色》《文坛如江湖》之后的第三本散文集。在此,我要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孙晶总编辑,感谢责任编辑“荔枝”(朱莉芝)女士,感谢读者朋友们。

201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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