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自闲行独自归（代序）
喜欢唐代诗人元稹（779—831）的这样两句诗——“独自闲行独自归”和“闲凭栏杆望落晖”——已经很久了。这是元稹《智度师》其一、其二两首诗的各自末尾一句。简言之，这是元稹处乱（“安史之乱”）之后的人生感悟和心境写照。它远不是混迹江湖、老谋深算的一个大俗人，看破世相之后，自作聪明地表达一种与世无争、聊度余生的圆通哲学，它折射的是一种身心澄明的精神境界。
不用说，从古至今，心仪“独自闲行”这一境界的人很多，也许更多的人只是把它搁心里藏着，不说出来。本来就是“独自”的事儿嘛！不过，以30岁韶华之年辞世的清代诗人纳兰性德（1655—1685），还是禁不住在他的词作《采桑子·明月多情应笑我》中，拿一句跟元稹诗句对应得只差一字的“独自闲行独自吟”，流露出对这一境界诗意的心领神会。只是，我不知是否有理由替纳兰稍感遗憾，因为毕竟他的“词中情”，跟元稹的“诗中事”一比，便显出了少不更事的轻飘。尤其元稹诗的最后一个“归”字，同纳兰词的最后一个“寻”字（“梦里云归何处寻？”）之间，相差的不只是大唐、大清两朝诗词的整体气象，相差更多的还是唐诗人和清词人两者间的整个境界。从这儿又不难看出，诗词是连着时代的。
单从我时下的岁数看，还差两年就和52岁仙逝的元稹同龄，凭空感觉似应比华年早逝的纳兰，多“更”了些“诗中事”才对，至于“词中情”怕只有甘拜下风了。事实上，人世的情与事、尘间的事与情，又怎么分得开呢？
2011年之前有段时间，我遇到一些不十分愉快的事。但令我高兴的是，我有意识、其实是命中注定的“独自闲行”，竟是在此之后，从佛罗伦萨——这座被誉为“文艺复兴的摇篮”、诗人徐志摩翻译成“翡冷翠”的城市——开始的，它一下子变成了我“梦里云归”的地方，我在这里“闲凭栏杆望落晖”，感受到生命的阳光。现在回想起来，依然难以置信，在我融入其中的那一刻，倏忽间，我便神奇地感觉自己好像一只幸运地掉在面包上的蚂蚁，本能地寻觅起文艺复兴时期那些文学艺术大师们的遥远身影，踏访人文主义无处不在的历史踪迹，真的仿佛在梦里逡巡一般。而轻挥衣袖与它作别之后，我又神奇地发现自己从此再不曾离开它。
能想象吗？几年之后，我重返佛罗伦萨！今年，我的50岁生日，是在这里度过的！它不是我眼前虚妄的现实，它是我真实而永恒的梦。一生中，能有这样的梦，无疑是幸运的！
在“独自闲行”中，我乐此不疲地读书、走路、学新知识。
当我来到庞贝——这座在维苏威火山爆发下倏然消失了的城市，瞬间感觉那被掩埋的一切，都伴随着它的历史声音和生命呼吸悄然而至。一方面，我在想，公元79年8月24日的那个下午，对庞贝城和来不及逃生的庞贝人来说，得是一个怎样充满了惊恐的末日！另一方面，我不由心生感慨，那消失了的庞贝人，在远古的日常生活与情趣，许多方面与我们今天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安居乐业，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喜欢美食，因毗邻那不勒斯海湾而与生俱来地爱吃海鲜；那里有艺术的剧场，有休闲的罗马浴室。总之，现在宏大废墟上一切的一切，都默然无声地彰显着它曾有过的历史辉煌。
我更禁不住想的是，面对这伟大的遗址，历史的哲理不言而喻，自然力的毁灭是多么不可抗拒，而人性在细微处又时常显得多么伟大：遗址中在丧生于火山灰里的一个骷髅不远处的墙壁上，镌刻着这样一句诗——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永恒！
当我2011年在阿姆斯特丹，沿着绅士运河，进入那幢建于1662年的古迹建筑地下一层，那家小小的圣经博物馆，与最早修订完成希腊语和拉丁语双语版《新约圣经》的伊拉斯谟雕像相遇时，我才领悟到，他何以能同大名鼎鼎的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的雕像比肩而立。那为何之前没这样的意识呢？简言之，感谢旅行，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那是一个充满了未知的世界，这样的世界自然带给我不一样的感受，让我重新认识自我、也重新认识世界。人在阅读和旅行中成长，是一件多么令人愉悦的事。仅以对伊拉斯谟的认识为例，我知道了，原来在15和16世纪之交，他“对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贡献恐怕要超过其他人贡献的总和。”“在所有人文主义者中，全世界家喻户晓的恐怕只剩下伊拉斯谟的名字了。”
事实上，远比这“高大上”的评价更吸引我，并令我心向往之的，是伊拉斯谟视精神独立和人格尊严高于一切的坚定意志。在他看来，没有自由，生活就不成其为生活；没有宁静就没有自由。
这样的细节，我还能顺手举出许多。总之，我越来越喜欢“独自”在文学的“词中情”和历史的“诗中事”中穿行（或用时髦词儿说，叫穿越），诗意地迷失在灵魂归所的“落晖”之中。
在古希腊神话中，“历史”原本就是“记忆”的女儿。换句话说，只是当历史学家有了“文献”这个记忆，历史才开始变得有血有肉，故事也似乎更可信了。可不论“历史”，还是“故事”，不一直都在书写记忆吗？因此，或可以说，世上本没有历史，有的只是历史学家。因为我们所能知道的历史，都是历史学家的历史。而有许多历史，历史学家们根本无从知道。
历史在“文献”里，还是在历史学家的“记忆”里？这或是一个永无答案的问题！
好在历史并非全没有答案，至少关于古雅典人谋求什么样的生活准则或理念，作为“文献”的“历史记忆”提供了明证，即不谋求一种好的、安逸的生活，而谋求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谋求一种人死后会留下点什么的生活，会让后人有所得益的生活。
这也算我“独自闲行”所努力谋求的吧。聊作序。
呈现在读者眼前的这本《独自闲行》，是我继《书生本色》《文坛如江湖》之后的第三本散文集。在此，我要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孙晶总编辑，感谢责任编辑“荔枝”（朱莉芝）女士，感谢读者朋友们。
2015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