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论世：诗圣千古一诗史
分析文学作品，首先要“知人论世”，了解作者的生活轨迹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对于诗人杜甫，也当如是。深入了解杜甫的人生轨迹，逼近诗人的创作时代和真实的创作状态，方能对他的诗歌创作和艺术成就有准确的认识。
杜甫，生于公元712年，卒于公元770年，享年59岁。“甫”是古代男子的美称，《说文解字》说：“甫，男子美称也。”后指人的表字。
表字是解释说明其名的。杜甫，字子美。“甫”是美称，所以，字里也有“美”字。“子”是指有道德、学问的君子，如孔子、孟子、庄子，都是这个意思。用在表字里，也是希望杜甫成为一个德才兼备的人。
大概在公元751年左右，杜甫在长安城南杜陵一带定居，所以他自号“少陵野老”，还号“杜陵野客” “杜陵布衣”。后人往往称杜甫为“杜少陵”。杜甫后来曾在成都建草堂居住，所以，他又被称为“杜草堂”。但这个不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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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名、字和号
古代，询问他人的名号时，会用一个很美的词语——“台甫”。比如说：“请教尊姓台甫？”便是礼貌地问对方的姓名和表字了。什么是表字？就是旧时人在本名以外用以表示本名意义的名字，也称为“字”。这个“表字”“字”，是用来说明、解释人的名的。古人认为姓名是宝贵而有尊严的，辈分低、年龄小、职务低的人，直接称呼平辈、长辈、官员、老者的姓名不礼貌、不恭敬，要称呼其“字”或者“号”才显得敬重。可惜我们现在的人，很少拥有“字”了。
古人除了姓、名、字之外，还有号，来表达自己的价值取向和人生取向，很有励志意义。如李白，号青莲居士，青莲出淤泥而不染，很高洁，所以李白把自己比作青莲。白居易号香山居士，他晚年住在河南洛阳的香山，就以他喜爱的香山为号。杜甫没有用很高大上的词语来标榜自己，而自号“少陵野老”。“少陵”在今陕西西安市南。汉宣帝之陵称为“杜陵”，其许皇后之陵，规模比宣帝的杜陵小﹐故名“少陵”，又名“小陵”。
杜甫做过左拾遗、剑南节度府参谋兼检校工部员外郎。“拾遗”就是“捡漏儿”的意思，负责检查皇帝决策失误的地方，给皇帝挑毛病。参谋是节度使的幕僚，负责出谋划策。检校，起初是代理的意思，未实授其官，但已掌其职事。员外郎简称外郎或员外。我们看古装戏常有员外的角色。员外的意思是定员之外增设的职位，即编制以外的郎官。唐代以郎中、员外郎为六部各司的正副职领导，虽号“员外”，其实已经在编，属于正式公务员了。唐代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工部掌管营造工程事项，尚书是一把手，正三品；副职、二把手叫侍郎，正四品下。下面有工部、屯田、虞部、水部郎中各一人，从五品上；这四个下属机构各设员外郎一人，从六品上。杜甫就是一个工部下属司（局）的代理副司（局）长，不过是代理的，有职无权，属于闲差。他最终也没能赴任。
杜甫的家族属于名门望族，是有家学渊源的。杜甫和晚唐的杜牧都是晋代大学者、名将杜预之后。
杜甫自小聪明好学，七岁能诗，九岁能书，少年有才：“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壮游》）这样的孩子，确实很招人喜欢。他也很顽皮：“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百忧集行》）15岁的时候还如有多动症似地跑来跑去，没个消停，还爱上树摘梨摘枣解馋，就是一个正常的、可爱的孩子，却并不是纨绔子弟。
杜甫的老家是湖北襄阳，后来迁到了河南的巩县，也就是现在的巩义市，离洛阳很近。当时洛阳属于唐代的东都，非常繁华，后来杜甫也在洛阳生活过，所以他在一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诗里，才有“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诗句。他后来在长安住过一段时间，然后颠沛流离，于759年辗转到了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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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祖父杜审言
杜甫的祖父杜审言（约645—约708年），与李峤、崔融、苏味道被称为“文章四友”，世号“崔李苏杜”，是唐代近体诗（格律诗）的奠基人之一。他工于五律，被后人标为中国五言律诗奠基人。其五律《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被胡应麟赞为初唐五律第一，并说：“初唐无七言律，五言亦未超然，二体之妙，实为杜审言首倡。”杜甫也赞他的爷爷“吾祖诗冠古”。杜审言还是书法名家，工于草隶。
“审言”的意思是说话时要审慎。出自孔子的名言“敏于事而慎于言”。“慎于言”就是说话要谨慎的意思。所以他字“必简”。但是这个杜审言说话是简单，却一点也不谨慎，性格很狂傲。他认为自己的书法了不起，文章了不起，“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够狂吧？——我的文章比屈原和宋玉好，他们只配给我当下属；我的书法也好，王羲之只配给当我弟子。可见他说话未必“审言”，简直是狂言。他恃才傲物，吃了不少亏。他的一个儿子也很有肝胆。吉州司马周季童和司户郭若讷罗织罪名把杜审言抓到监牢，还想杀了他。杜审言的二儿子，也就是杜甫的二叔杜并，当时才16岁，揣着利刃，到酒宴上刺杀了周季童，杜并也当场被杀。周季童临死时感慨说：“我不知道杜审言竟然有这样一个孝子！”杜并因此被时人称赞。
杜审言病重时，宋之问、武平一曾去看望他，他对二人说：“由于我的存在，一直压着你们，使你们没有出头之日。我现在死了，也是值得欣慰的事，只可惜不见有谁能接替我啊。” 至死都是这么狂傲。
759年年底，杜甫在西郊开始建草堂。762年，他的好友严武担任成都尹兼剑南西川节度使，是成都的最高首长，对杜甫多有关照。杜甫这才过上了一段安稳的生活。764年，严武请杜甫做节度使参谋，并为他谋了个检校工部员外郎的职位。
765年四月，杜甫离开成都东归。接着又得知严武去世。杜甫经嘉州（今四川乐山）、戎州（今四川宜宾）、渝州（今重庆）、忠州（今重庆忠县）、云安（今重庆云阳），于766年到达夔州（今重庆奉节）。由于夔州都督柏茂林的照顾，杜甫得以在那里暂住，为公家代管东屯公田一百顷，自己也租了一些公田，有了四十亩果园，得以休养生息。这一时期，他作诗430多首，约占他存世诗歌总数的七分之二。
768年正月，杜甫从夔州乘船出峡，二月到了江陵（今湖北荆州）。李白《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走的也是这一段路。此时的杜甫，一路奔波颠沛，身多疾病，走得根本没有李白那么轻松。
从江陵，往北可以到襄阳通往洛阳、长安，往南可以南下岳州（今湖南岳阳）、潭州（今湖南长沙），或者东去广陵（今江苏扬州）。杜甫想在江陵停留休整一段再做打算。但是，商州兵马使刘洽叛乱，杀了防御使殷仲卿。八月吐蕃大举进犯灵州（今甘肃灵武，756年唐肃宗李亨在此即位），攻到了邠州（今陕西彬县）。邠州距离长安不过二三百里，京师长安戒严，通往长安的路途受阻，杜甫只好放弃了北上回乡的打算。
他还想去东边的扬州，可是在江左的姑姑和五弟杜丰一直没有消息，他对去扬州也没有把握，只好继续留在江陵。
“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大历三年（768年）秋，他从江陵到了公安（今湖北公安县），但是接着公安发生了变乱，他只好继续南下，年底漂泊到了岳州。769年，他由岳州到了潭州，又由潭州南下到了衡州（今湖南衡阳），本打算投奔任衡州刺史的老友韦之晋，却听说韦之晋已改任潭州刺史了，两人失之交臂。于是他折身回潭州。夏天回到潭州后，得知韦之晋四月到潭州不久就暴病去世了。这样，颠沛流离的杜甫，彻底没有了依靠。这时杜甫已经58岁，身体状况很不好，据专家考证，他患有急性胰腺病、风湿病、肺病、心肌梗死、疟疾、痛风、糖尿病等症。他也自述“此身飘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清明二首》其二）。耳朵半聋，右臂偏枯，牙齿掉了一半，此时杜甫已是衰弱多病的老人。
770年，臧玠（jiè）在潭州发动叛乱，杜甫逃出潭州，慌忙前往衡州。他在诗里感叹：“已衰病方入，四海一涂炭。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逃难》）天下之大，竟然容不下一个诗人的病躯。他打算往郴州（今湖南郴州）投靠任录事参军的舅父崔
（wéi）。但行到耒阳（今湖南耒阳），遇江水暴涨，只得停泊于方田驿（今耒阳新市镇龙市村）。好几天没吃到东西，幸亏当地聂县令派人送来酒肉，他专门写了一首名字很长，篇幅也很长的诗《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致谢。
据此，有传说云，杜甫“饫（yù）死（饮食过量撑死）耒阳”。《旧唐书》记载：“永泰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时年五十九。”1说的就是杜甫吃了聂县令送来的白酒和牛肉一夜就死了。
唐代还没有蒸馏酒（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白酒”）。当时人们用白米酿造米酒，故称米酒为“白酒”。可能久未进食的杜甫肠胃虚弱，这样一通暴饮暴食，消化不良，又喝了甜度很高的米酒，血糖升高，而致身死。《新唐书》可能觉得“饫死”有点不雅，便将《旧唐书》的这段文字改为：“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2颇有为名人讳的意味。据郭沫若考证，时值夏天，县令送的牛肉没有条件冷藏，导致腐败变质，使得杜甫食后中毒而死。
不管这个传说是否可信，都足以表明杜甫当时颠沛流离、贫病交迫的困境。
耒阳因此被认为是杜甫去世的地方。耒阳也有杜甫墓，并有宋代刻“唐工部杜公墓”碑。
也有人说，杜甫没有死于耒阳。由耒阳到郴州，须逆流而上，当时洪水泛滥，去郴州难度很大。杜甫感觉去日无多，一心北归，就乘船顺流而下，折回潭州。770年冬，杜甫由潭州向岳州北行，在平江一带的小船上去世，时年59岁。
这就是诗人杜甫的一生。他虽然一生贫病，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无时不把民生疾苦放在心上。元人马祖常赞杜甫“平生无饱饭，抵死只忧时”，也是知音之论。
杜甫去世后，灵柩一直存放在耒阳。《旧唐书》载：“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业，自耒阳迁甫之柩，归葬于偃师县西北首阳山之前。”3杜甫的孙子杜嗣业归葬杜甫灵柩，是在813年，已经是杜甫去世44年以后了。流落漂泊的一代诗人杜甫，至此才得以安葬。现在杜甫的坟墓有八座，分别位于河南巩义、偃师，湖南耒阳（今耒阳市）、平江，湖北襄阳等地。
在杜甫生前及其死后的几十年里，世人给他的冷遇要比赞赏多，同时代的诗歌圈没有给他太高的评价。到元稹、白居易等发起“新乐府运动”，杜甫才受到人们的大力推崇，并影响了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等晚唐诗人的创作。杜甫的遭遇，跟著名画家凡·高有相似之处，都是生前寂寞贫寒，死后极尽荣耀。
明末清初的文学家金圣叹把杜甫的诗歌与屈原的《离骚》、庄子的《庄子》、司马迁的《史记》、施耐庵的《水浒传》和王实甫的《西厢记》合称“六才子书”，当是极高的赞誉了。
通过对杜甫凄惨艰难的晚年生活的描述，可见杜甫过得比我们每个人都要惨，但是他并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悲喜，他更多关注国家的安危和百姓的疾苦，如他写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诗篇，关注更多的是他人，而不是自己。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一个人在个人生存有保障的富贵安逸环境中忧国忧民是相对容易做到的，但是像杜甫那样，贫病交加，依然忧国忧民，一般人就极难做到。当我们遇到困难，生活陷入困境的时候，想到杜甫，与杜甫相比，你就会觉得自己这点痛不算什么。后人尊称他为“诗圣”，他是诗人中的圣人，他是写诗的圣人。他诗歌里记录的所见所闻，都与当时的社会、历史事件有关，所以他的诗又被称为“诗史”。读他的诗歌，便是在深入了解唐代的历史、社会。所以，我们看到，即便身处盛唐时代，杜甫也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样锦衣玉食、光鲜亮丽，不管历史书将大唐盛世描绘得如何繁荣昌盛，杜甫都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盛世的另一面，让我们看到普通百姓的疾苦、唐代人真实的生命状态，感受到杜甫对于苍生的深情。
梁启超1922年5月21日为清华大学诗学研究会做过一个题为《情圣杜甫》的演讲，称杜甫为“情圣”：“我以为工部最少可以当得起情圣的徽号。因为他的情感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他表情的方法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最深处，能将他全部完全反映不走样子，能像电气一般一振一荡地打到别人的心弦上。中国文学界写情圣手，没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叫他做情圣。”4这种丰富性、真实性、深刻性，也是杜甫的历史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