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背影
从鄱阳中学后门出来，经高门粮库、酒厂、西门路、连杆厂、上滨洲路再往右拐进剑道弄，许多年来，我不断地走在这条线路上，我对它的熟悉程度仅次于回家的路，而我走在这条路上的心情，远比回家时更激动更感慨，更像是去履行一项感恩仪式。
剑道弄12号。它是外婆外公在县城最后的住址。从1980年到2005年，对我而言，它是个比家还温暖的地址，1980年之前，类似的地址是1976年到1980年的轧花厂、70年代初的洗麻厂和“文革”期间的柘港祥环村。
和许多人的成长轨迹不同，我是跟着外婆外公长大的孩子。我称呼外婆从不叫“外婆”，“姆妈”是柘港人对奶奶的称呼，我开口发的第一个音，可能就是姆妈。对外婆，这其实是个错误的称呼，从1970年到2005年3月，我一直坚持着这个错误。
对外婆外公最初的记忆，是在洗麻厂。不过记得清楚的，不是他们，是洗麻厂附近的许多花白奶牛，以及一种液态的麦芽糖。工人们用木桶挑着它们从我面前经过，带我的大人用小木勺舀一勺喂到我嘴里，甜得我全身一激灵。还有一件事我全无印象，外婆后来老讲给我听：在洗麻厂，外公老是把我放在小饭桌上午睡。有时我熟睡后会从桌面滚到地上，却并不醒来，哼唧一声，趴在地上继续睡。外婆说：你小时候胖得像只小奶猪。
在祥环，我住了好几年。不过记得清楚的，仍然不是外婆外公。一架餐橱、一把大刀、一个装满谷糠的大缸，还有一只肚子蹭着地面行走的大年猪构成了属于我的祥环。
餐橱在厨房里，油黑闪亮，有好几层，比我当时的头顶要高许多，它在我心里的位置也是高的，因为它昏暗的腹腔的某个角落，藏着一罐冰糖，外婆不时掏出一块悄悄塞到我嘴里。大刀搁在餐橱顶上，我固执地认为它是外公当兵时的武器，它的光芒照耀着我的想象力和接近的欲望，可无论我怎么央求，外婆都不肯让我碰它一下。在我大了两三岁以后，过年时看到大人用它分切刚出锅的冻米糖，支撑了我多年的梦想也被这种毫无英雄意味的动作彻底切碎。那只装谷糠的大缸，里面养着外公捕来的乌龟，手在谷糠里一捞就是好几只。每过几天，外婆就会煮几只乌龟给我吃。这使得我长大以后无法接受出高价买乌龟吃的行为，就如同一个腐败惯了的小官僚，宁可饿一顿也不愿自己掏腰包进酒店吃饭。那只大肥猪是外婆的杰作，才养了一年，到过年时，已胖得走不出栏，肚子沉甸甸地拖在地上，过年杀它时，跑都跑不动。剖开它的肚子时，热气扑面而来，年的气氛就升腾起来了。我用它的蹄子做玩具灯，用它的脂肪做油，点了一个正月。
在祥环，我完全没有记忆的一个细节常被长辈提起，我还不会走路时，外婆每次去菜园干活，都把我带在身边。她在地上铺上一个圆篾盘，把我放在里面，然后自己去栽菜秧。她在前面栽，我爬出篾盘跟在后面拔，就像橡皮不断擦去她奋力写在地上的“菜”字，结果一上午都栽不完一分菜地。外婆绝望地叉着腰，想揍我的小屁股，结果却呵呵地笑了起来。
除了祥环，轧花厂是我童年待得最久的地方。它当年的布局和许多生活细节迄今历历在目。印象更深的，还是我住在那里读幼儿园和一年级的事。我每天抱着小板凳去五一小学上幼儿园。有时想逃学，就说学校放假。这个理由我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外婆也再三地上当，不知是真上当还是假上当。一年级时，老师让家长教我们写名字，父母都在外地，外公就充当家长教我写名字。我被老师严厉批评，说我没学会爬就想跑，因为外公教我写的是草书。我回来批评外公，说名字不是这样写的，又说不清到底该怎么写。结果外公教我写的还是龙飞凤舞的草体。我只好像临摹绘画那样照着他的字画自己的名字，然后继续到学校挨老师的骂。
外婆外公刚搬到剑道弄12号那年，我在柘港读小学二年级，一放寒假，就一个人搭便车到外婆家来过年。上车前，家里人跟我描绘外婆新家的方位和样子，我非常自信能单独找到。结果在轧花厂附近转到天黑都没看见外婆外公的新家，一个人背着书包在滨洲路陷入夜色的包围，幸好外婆派了人出来找我。在新房子明亮的灯光里看到外婆外公和小姨的笑脸时，我仿佛是送鸡毛信的小八路从敌占区一下子到了解放区的八路军总部，疲惫、踏实、甜蜜，激动得一夜合不拢眼。
读初中后，每年春节外公都要发大额压岁钱。外婆每次来家里看我，都给我一点零花钱，从两元到五元一直涨到读高中时的每次十元，趁着我爸妈不注意用一种有特殊光泽的眼神把我叫到房间悄悄塞给我，这个秘密，外婆去世时我妈才从我嘴里知道。记不清外婆总共给过我多少次零花钱，那种含义特殊的眼神，肯定要跟随我走完这一生。
我妈常跟我说的一句话是：外婆外公是把你当孙子带大的。尤其是外婆，世上她最疼的人就是你。
外公身材瘦小，只有一米六几的身高，外婆是小脚老太，我此生见她第一眼时，她已经50多岁了。在我看来，他们的形象是完美而温暖的，在我成年之前，我想象不出，他们也有许多和我一样的少年荒唐事，也有许多普通人的毛病与痛苦。
外公生于1921年，家里原本有许多田地，他读私塾时，被土匪绑票，在山里蒙着双眼转了一个多月。父母为了赎他变卖了大部分田地，1949年后划定成分时反倒因祸得福。这是外公亲口讲的。另外一些事，则是从外婆和舅舅嘴里透露出来的。
18岁时，外公和几个同伴用独轮车推了几头猪去景德镇卖，卖完猪，其他人都回了家，外公带着卖猪的钱头也没回就逃离了家乡。他要逃离什么？枯燥的田间劳动还是当时父母包办的一桩不满意的婚姻？面对晚辈的好奇他从没正面解释过。这次动机成谜的任性，区分了他和同伴的命运。同伴们回到家里继续当本分的农民，外公则在许多年后回家时成为革命干部。这期间，他在江西读过一个不出名的军校，在云南做过生意，在国民党抗日名将廖耀湘的新六军待过，后来成为林彪的部下，打过辽沈和平津战役，最后又成为彭德怀的部下去朝鲜和“联合国军”交手。我见过外公在朝鲜的戎装照，年轻英武得让我以为是一个和我毫无关联的人。外公近距离接触过彭德怀。志愿军一个指挥部被美国飞机炸了，牺牲了许多人。彭总过来视察。外公说：他脾气大得吓得死牛。
我稍有点懂事时，一度很担心外公是当了解放军的俘虏才成为解放军的，这将摧毁我心中某个矗立了多年的信念堡垒。真相是：外公刚进国军时，因有文化，被安排在一个连管理马饲料。在上司准备查账时，他才发现前任的贪污给他留下了足以招致杀身之罪的巨大亏空，外公有口难辩，连夜逃离了军营。后来在一个小面馆里，差点被来抓他的连长撞见，外公翻后窗摆脱了厄运的追杀。
舅舅从这件事得出结论，外公是个不精明的糊涂人。当时接手账目时也不知道核对一下。这次糊涂导致了外公与“国军”的决裂。1949年的一次糊涂，则导致外公在“共军”队伍里错失了一次提拔的机会。大军南下到九江时，上级知道外公的老家离九江只有两百多里路，故意考验他：如果不同意你回家探亲，你会怎样？这样的镜头如发生在电影里，被问的战士一定会慷慨激昂地表示革命不胜利决不回家。外公的回答是：你不批假我就开小差回去。从朝鲜复员回国时，他的职务仍是连参谋。舅舅说，以他的文化程度，当团参谋师参谋本是非常正常的事。
复员后，性情的散漫还在影响着外公的命运。外公转业分配的第一份工作原本在济南市公安局，他自己要回鄱阳县公安局，从大城市回到小县城后，他整天泡在乡下老家钓鱼游逛，错过了去公安局报到的日期，最后被安置到县城郊外的洗麻厂当厂长兼书记。
外婆的人生，像一卷来不及冲洗的胶片，它的大部分岁月是平滑的黑暗，曝光的只是零星的小片段。外婆老家在油墩街附近的莲西段家，嫁到祥环来以后，就很少再回老家。外婆长外公两岁，也出生在小康之家，幼年读过私塾，调皮劲并不比外公小多少。她读私塾时，趁一个同学午睡，拿一粒黑豆种到他的耳孔里，指望他的耳朵里长出豆芽来。结果黑豆怎么也弄不出来，越拨在耳孔里陷得越深，直到腐烂了才清理出来。
她亲口跟我讲这个故事时，我仍觉得主角是个陌生人。我妈告诉我，外婆作为革命军属住在祥环时，还是社会活动积极分子，村里大会小会都要第一个发言，常忙得家里的事也顾不上。在洗麻厂时，外婆是有正式编制的工人，又红又专的劳动能手，小姨出生后家里忙不过来才放弃了工作，后来外公也没给她恢复工作。她为此记恨了一辈子。
外公外婆去世后，众多儿女常聚在一起点评他们的功过，大体结论是：外公刚正爽直有闯劲，从不向任何境遇任何人低头认输；但是粗枝大叶，不懂得维护自己和家人的基本利益。有几年时间，外公手里掌管着全县仅有的几辆解放牌汽车，指挥他们从莲花山往县城运木材，但是即便家里穷得住牛毛毡搭的小窝棚，他也不知道随车捎几根木材回家应急。在当年，这并不违反纪律。外婆比外公顾家，待人有礼有节，分寸拿捏得很好，其实也不精明。小姨说，外婆掌家时，不太懂得收捡，家里很乱，卫生也搞得不太好。
我成年后始知外公的名字是“张玉琳”，外婆名叫“段珍桂”。我总觉得，这是6个和我的体温无关的汉字，尤其是张玉琳，它的阴柔娟秀和外公的个性相去甚远。更令我吃惊的是，外公其实并不是亲外公，而是亲外公的同胞弟弟。大外公去世后，外公才娶了外婆。我大姨、妈妈和舅舅身上流淌的，都不是外公的血，而他对这三个人付出的爱，比对自己亲生的我二姨、小姨都更多。尽管如此，外婆仍然认为，如果大外公不死，她会活得比现在幸福许多。
在外婆的怀念中，大外公是个完美的男人。一是聪明，写得一手好字，算盘可以顶在头顶上打，他会做生意会捕鱼。大外公去景德镇谈生意，戴礼帽穿长袍，人家误以为他是大地方来的大老板。更可人的是，他性格谦和，善解人意，从不做伤害外婆的事。发生口角时，外婆挥舞着锅铲追得他全村屋弄里到处逃窜，他也坚持不和外婆反目，最后还能想办法把外婆逗笑。大外公在50年代初期正值青壮年时死于血吸虫病。死亡剥夺了他的青春，死亡也让他在外婆心里永葆青春。此后的半个世纪，他并没有从外婆的生活里消失，相反，他的优点在缅怀中越长越大，最后把他武装成一个完美的男人。
外婆在我懂事后，公开对我表达对外公的不满，外公也从此有了个新名字：死老头子。我试图迎合外婆，可无论她把死老头子说得有多不体恤她，我也无法同仇敌忾。在外婆眼里，大外公是完美的；在我眼里，死老头子外公也是完美的。因为他对待我和弟弟妹妹的态度是完美的。弟弟整个童年都是睡在他脚边的，外公是弟弟最铁的靠山，弟弟则是外公外出钓鱼时的小手杖。在我爸妈下放到韩山那样的小山村寄人篱下时，为了扶助我们，外公当即带着一家人，搬到韩山和我们一起住。在我爸外出读大学，我妈独自支撑整个家庭的重压时，外公承担了抚养我们三兄妹的责任。外公很牛地对我妈说：你怕什么？有我在，天就塌不下来。
外公离休后，一度想搬回老家祥环去住，他做过几次尝试，最终还是因为子女的原因，回到县城和舅舅一家住一起。这样，剑道弄12号就成了他这个家族的聚散地，成为我在县城的第二个家，也成为一个年代的象征。每年过年，我妈所有的姊妹都要带着家人去那里团聚。平常过节，也是挨个去朝觐。我平时很少能见到亲戚们，每次见到，几乎都在剑道弄12号，去那里见外婆外公，去那里见二姨、小姨和她们的家人，许多年来，这成了一种习惯。
我外出读大学后，基本就离开了县城，每次回县城，到家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剑道弄看外婆外公。18岁到28岁这10年，是我自私汹涌的青春期，我在叛逆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不正眼看任何人，和爸妈的关系一度比考大学前还紧张。可是到了外婆外公面前，便像下凡的妖怪现出了原形，他们说什么我都点头说是。我爸妈想说服我早点和女朋友结婚，我果决地向他们宣告，这辈子我不可能会结婚，更别指望我给他们制造孙子。他们改变策略让外婆外公来压我。外婆才不骂我，掏出一枚用手帕包裹的戒指说，那是她为我老婆准备的，希望她合眼前能派上用场。外婆并未从根本上说服我，但我不敢对她的愿望说不。我最后决定结婚时，心里想，这也是件让外婆外公高兴的事！
外公没看到这一天，外公也没有看到我对他逐渐觉醒的爱。在失去外公后，我意识到自己因为青春期的混乱错失了许多回报他的机会。
外公爱抽烟，可我只在过年时给他买过两条没超过100元的烟。外公爱吃牛肉，我也没请他去酒店吃过牛肉宴。外公爱写古体诗，写得不算太差，一本一本地给我看，当时我在县报编文艺副刊，每期都会发一些古体诗。但出于对版面质量的挑剔，三年中我只给外公发表过四句话，还把他备注里的离休错写成了退休。
更主要的，我没有耐心听外公重复以前讲过的故事。武松打虎和李逵杀虎替母报仇的故事最初都是从外公那里听来的。外公崇拜武松，崇尚武力，到了70多岁还敢对20岁的小伙子吹牛：你信不信，你敢过来我一只手就放倒你！外公进入老年后，还喜欢唠叨孙二娘卖人肉包子之类的故事。他那种夹杂着祥环和北方方言的普通话，在童年的我听来，就是装满故事的魔袋，里面随时可以掏出令我神往的故事。可是多少年了，魔术师每次掏出的鸽子都是同一只。我去看望他时，坐不了几分钟就要离开，急急地要去和女朋友或哥们约会。
有次和女朋友在芝山拍照，在寺庙门口碰到外公和他的一个老友。外公冲我们欣慰地笑着，我帮他们拍了一个合影，就匆匆走了。这是外公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后来照片洗出来了，我始终不记得把照片给他看。他去世后，我无意中在影集里翻到这张照片，他像从前一样穿着最喜欢的黄军装，戴着棉纱白手套，只是目光有点怆然。我凝视着栖息在外公肩头的尘世阳光，心疼得无法抑制眼泪。
最后一次见到清醒的外公，是在舅舅翻新剑道弄12号的房子期间。他们一家借住在邻居家里，我和女朋友从南昌回来，买了东西去看外婆外公。那时外公已被脑萎缩折磨得整天痛苦不堪，吃不香睡不着，动笔一年多的回忆录最终半途而废。那半年，外公每次看见我都说：活不下去啊，晓波。当时大家都不知道他得的是脑萎缩，只是泛泛地从精神上开导他。我也是如此。那次见他，他已经瘦得撑不起人形，英雄气也从他身体里逃出来弃他而去。他拉着我的手，舍不得我走。我给了他100元钱，和女朋友起身告别。以前都是外婆送我，那次他执意要自己送，他扶着墙，磕磕绊绊送出门，一直把我们送到巷口，一直颤巍巍地站在那里，眼巴巴目送我们消失。
我记不清了，这次见面是在1999年春节，还是更往后的月份。到了8月，舅舅一家已搬回新盖的4层楼房。我在南昌突然接到电话，外公半夜起来小解，在光滑的瓷砖地面上跌倒昏迷过去，第二天早晨才被发现。他从此再没醒过来。我赶到县人民医院时，外公还在病床上艰难地呼吸。医生下了死亡判决书，颅内出血面积太大，最多能挺3天。这是我第一次亲历亲人的死亡，而且是外公。我无法接受这样的宣判，眼泪不断地涌出来，我不断地叫外公，他或许是听见了，用右手去搔自己的头，但他无法睁开眼睛，无法表达任何意愿。那根氧气管和葡萄糖输液管没有给外公的身体注入奇迹。他一个人在黑暗中以武松打虎的精神和死亡抗争了超出普通人生理极限的6天后，身体各个器官功能出现衰竭，鼾声越来越重。
外公生前多次表达过愿望，死后一定要回到祥环，一定要埋在菜园里他哥哥的坟边。晚辈们突然想到，他在死亡边缘苦撑着，或许是在固守某个无法传递给我们的意念。那天凌晨，大家用救护车偷偷把他运回了120里外的祥环。一路上车子颠簸得厉害，外公都皱着眉挺住了，等大家把他抬进荒废许多年的旧楼房，等家人冲着他耳朵大喊一声：爸爸，到家了！他才喷出一口酽痰彻底向死亡缴械投降。这是外公一生中唯一一次投降。
在医院，我陪了外公三个晚上，最后一个晚上，我隔着棺材陪他过了一夜。棺材里躺着外公和他生前最爱的物件。其中有一包中华烟是盖棺时我偷偷放进去的，这是我送给外公的唯一一包好烟。那夜暴雨，我和表姐、弟弟及两个表弟靠着外公的棺材熬了一个通宵，他们几个打牌，不时请求外公保佑抓手好牌。闪电不断勾画出棺材头上的金色花纹，很恐怖的镜头。但没有谁害怕。童年时外公陪我过了那么多个夜晚，在我看来，这个夜晚和那些夜晚其实是同一个夜晚。
我无法控制眼泪，一想起往事就伤感就把泪水从眼眶里挤压出来。按祥环的风俗，外公下葬前被抬着环村游了一圈，8个丧伕抬着他的棺材在丧乐的烘托下走走停停。每当棺材起步，在众人头顶摇晃着前进时，我的眼泪就会汹涌一次。外公棺材的顶部滑动着从树杈间漏下来的斑驳阳光，棺材上的红漆显得格外鲜艳，但我知道，这缕耀眼的阳光，很快会被永恒的潮湿和阴暗掩埋。棺材下坑时是最后的告别时刻，乐声大作，亲人的哭声大作。我身体里的水分在漫长的悲伤中被透支得差不多了，爸爸突然对我说：这是最后一次给外公下跪的机会了。我跪在外公徐徐降落的棺材前，不仅控制不了眼泪，也控制不了声音，哭得头部严重缺氧，感觉有许多许多东西在那个时刻从大脑里飞升远去，它是一种情感、一种生活方式，也可能是一种岁月。
还好，外婆还在。我失去的东西再多，也只是一半；而且，因为对外公的歉疚，我懂得了怎样珍惜这剩下的一半。因此，我此后拥有的，可能比一半要多许多。
外婆对外公的死反应很平淡，甚至，一点也不难受。我送完外公回县城来看外婆，她最关心的是葬礼有多热闹，然后担心地对我说：我死的时候，不知有没有那么多人送花圈？
2000年春节，我让外婆送的金戒指派上了用场，我结婚了，并且，很快有了一个女儿。外婆对我结婚非常满意，对我生的是女儿却不是儿子，有点遗憾。每次见面她都要自以为必要地小心开导我：妹仂也好，妹仂也好。不过在她看来，既然这个女儿是我的，她就比其他人的儿子还金贵。我妈告诉我，外婆平时是半闭着眼的，看见我女儿照片时眼睛就放出光彩，如同财迷见了他珍藏了几十年的金元宝。
最后那几年，我模仿外婆当年疼我的方式，每次看她，都要给她买吃的，一开始是买糕点，她不怎么吃，老鼠藏粮食般地把它们藏在衣柜里，直到它们坏掉。她真正舍得吃爱吃的东西是娃哈哈奶和方便面，我就每次给她买一箱，另外再给点钱，50元或100元。最初，外婆还推辞不好意思接，后来就慢慢坦然享用，到了最后一年，她变成了小时候的我。见面就把我叫到房间，问有没有钱给她。
舅舅的院子大而空落。无论何时叩开那扇沉重的防盗铁门，我都会看到这样的情景：外婆半睡半醒地坐在照进厅堂的阳光里，和院墙边那些花花草草一样，习惯了寂寞，习惯了静止，像一幅有些年头的画，无语地悬挂在时光的边缘。如果是在秋天，秋风的凉意和桂花的香气会让寂寥感更加强烈。
外婆还能走动时，我为她做了三件事，最后一件事让她真正开心了一回。外婆80岁左右时，担心晚辈嫌弃自己身上有老人味，所以极向往我舅妈曾用过的一种法国香水，又不好意思去问到底是什么牌子，只告诉我瓶子的大致形状。结果我在南昌给她买了几种香水，都不合她的心意。老人怕冷，外婆一到冬天就整天坐在床上打发日子。有年春节我自以为是给她买了一套200多元的南极人内衣，尺码比她的身材大一号，可她仍嫌衣服太小，绷得难受。她只试过一次就没再穿了。
有年国庆节放假回老家，接外婆到我们家玩。她晕汽车，又经不住颠，所以只能坐县城很流行的人力黄包车。从舅舅家到我们家要经过横竖两条街，虽然不如主街那么热闹，但对从不出门的外婆来说，它们简直像上海的南京东路和北京的王府井，并且，处处唤醒她对早年生活的回忆。外婆坐在我身边，像个逃学的儿童，对所有的事物充满了研究和议论的兴趣：过去我们曾在这儿住过，这是谁谁的家，那是谁谁的店，这里过去是什么厂，那里曾经是片坟地……她穿行在已逝的岁月和无尽的怀想里，像鱼回到了水里，少有的精神和兴奋。高兴的间歇，外婆会担心地问我一句：带着丑老人家上街，碰到熟人你不怕难为情哪？！
这事启发了我，外婆有那么多子女在身边，想吃想穿想用的他们都买了，只有户外的风景是买不回来的；而对于一个丧失了独立出门能力的八旬老人而言，出去看看这个简单的愿望已具备了梦想的性质，它又是那样容易被行动便捷的年轻人忽略。那以后，我有机会就尽量租黄包车拉外婆到街上逛逛。先是去最繁华的五一路和建设路，以及街两侧大大小小的商厦店铺，再是外婆过去曾居住或常去的场所。一个晴暖的秋日，我们甚至坐黄包车到城后的芝山去转了转。这是年轻人都不一定常有机会来的地方。外婆慨叹，这里她有几十年没来过了，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再来一次。
实际上，每次上街的消费都很低。租黄包车逛半上午的钱和我在南昌打一次车差不多。买的东西也极便宜，都是些已从外婆的视野中消失了却又讨她欢心的小玩意：1元钱1尺的松紧带，挖耳勺，老花镜。在街上吃得也很简单，3块钱一份的米饺子，外婆不仅能吃饱，还可以剩下一些打包带回去。她有好些年没在街上吃东西了，吃什么都特别香。游遍了全城后，外婆说：这下满足了，这一世我哪里也不想去了。
2004年下半年，外婆没法下床了，身体和大脑都像失去水分和阳光的盆景日渐枯萎，吃不下东西，最后大小便失禁，个人卫生全靠几个女儿和舅妈打理。后来人都认不清了，常问自己的女儿：你是谁呀？你来干什么？春节过后有段时间，大家都意识到油已尽灯要熄了，因为她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最后一次看她，也是在这时候。她几乎不认识所有人，但还记得我，只是说不出话。我问她还要钱吗？她艰难地点头。我给她一张新的100元，她接过去，手攥得很紧，然后把这只手藏到被子里。其实半年前她就不会用钱了，从南昌回来照顾她的大姨不时会在抽水马桶里发现外婆遗失的百元纸钞。以前，外婆常拿着我们给的钱守在窗户边等熟人替她买米粉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