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龙江街
那时候我基本没有爸爸的印记。爸爸是突然出现的。
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为什么回来。总之他和妈妈相处的时候，他们总是一副很高兴很高兴的样子，很多时候都不大理睬我。
有一天傍晚，父母说，今晚我们不在学校住了，这里危险，就住到对面的熟人家里去吧。
在学校里住宿的老师并不多，就几户人家，平时的确显得冷清。可是以前都这么住着，为什么突然就住不了呢？我当时弄不明白。那时是冬天，吃了晚饭，天就黑了。父母锁了门，走到榕树下突然停住，两人嘀嘀咕咕，不知说些什么。我记得母亲穿的是一件天蓝色的绒大衣，父亲穿的是黑色中山装。想着能跟父母到别家去住，我兴奋得有点神经质，在一旁嘭嘭地跳个不停。但天冷，风一吹，就有些寒战。再看看整个校园，黑乎乎的，没有一丝光亮。为了抗寒和壮胆，我边跺脚，边振臂高呼：“打倒刘……！打倒……”这是我从街上的广播里学的，但我感到最后那个名字喊得好像不对，可还没来得及改口，父母就呵斥过来了：“别乱喊！”
父母拉着我，小跑着穿过龙江街，到了一户人家门口。父母先是敲门，木门“吱呀”开了，他们同时回头看了看，拉着我急忙闪了进去。在客厅，父母和主人寒暄几句，就细声细气地聊着一些我听不懂的事。这家有个年纪与我相仿的小孩，我们就一起折纸飞机。我们一家三口就在他们窄窄的阁楼上住了好几个晚上。
白天起了床，我们又回到学校。这时，学校里已经不上课。有一天早上突然听到远处有几阵密集的枪声，父母和几个老师都跑到校门的门槛上看，不一会儿，就看见有几个左手戴着红袖章的人火急火燎地用担架抬着一个浑身是血的人跑了过去，不见了。老师们就聚在一起，议论纷纷。
这时候，学校似乎没以前那样安静了。妈妈再也不拿豆荚煨火灰煮水洗头，也不再教我认字。常常挑着屈头蛋沿街叫卖的农人，已不知去向。倒是有些学生跑到校园里来玩耍。有一天，我看见几个学生，抱着一只母鸡，在榕树根下，头凑着头，围成一圈。我走近了看，见他们将一颗有大人拇指大小的鞭炮，绑在母鸡的一个脚上，然后划燃火柴，点燃鞭炮，将母鸡松开，人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看。
我以为那是一种游戏。
母鸡突然能从人手里挣开，感到十分意外和高兴，“咯、咯、咯”惊叫着向外逃走。但没走几步，发现自己的脚上一直“吱吱”地冒烟，吓得有些不知所措，竟然不跑了，反而折了回来。这时，鞭炮“嘭”地一响，炸了，那母鸡已经忘记叫喊，一瘸一瘸地狂奔，同时没命地拍打着翅膀，身体竟腾起三尺高，差点就要飞上天。
学生们则捂着肚子咯咯地笑。
加拿大作家玛格利特·阿特伍德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他五岁的时候就喜欢和哥哥一起做毒药——把死老鼠、毒蘑菇、花楸果放在一个油桶里，然后不断地搅拌，这就制成毒药了。这个过程能产生魔幻的感觉，很有成就感。
那帮炸鸡的学生，大概就有这种感觉。
傍晚的时候，我听见有一个老师走出校园，大声地喊：“阴功哦，我的鸡挖了你地，扒了你的坟？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天打雷劈你个冚家铲哦！”
我觉得奇怪，那些大哥哥怎会想出这样的游戏来呢？
我最佩服的是住在学校对面的那个黄大鹏。他长得高大，粗壮，会打架，是龙江街的孩子头。龙江街的孩子几乎都围着他转，玩跳“狗头”、打纸角、弹玻珠、躲猫猫。他们最爱玩的游戏是“劈甘蔗”，每次赢得最多的几乎都是黄大鹏。
他们的玩法是，十几个人一分两分地凑钱，一起到街上买回一根甘蔗。那是一种专门食用的玉蔗，皮软肉甜。然后让一个人回家拿来一把菜刀，找一块有土坎、有石墩或者有阶梯的地方，开始了“劈甘蔗”的游戏。我曾经拿出妈妈给我的几分钱来给他们，想入伙，但黄大鹏朝我屁股踢了一脚，说，你长得还没到我的卵泡高，你玩什么玩啊，走开！但我还是依依不舍地跟着我敬仰的黄大鹏看热闹。
他们是按年龄大小排队，小的先劈。甘蔗太高，谁都够不着，必须站在土坎、石墩或阶梯上，将甘蔗头朝地尾朝天地竖起来，然后用刀面压住，压稳了，就可以举刀往蔗尾的中心劈。劈出来的部分就归你了。每一次，轮到黄大鹏劈的时候，大伙都一起尖叫：“劈不中！劈不中！”可黄大鹏从不惊慌，手起刀落，总能劈出一大片来，很少失手。把一条甘蔗劈完的时候，黄大鹏手里拿走了一大半。有时候，他会分给我一片两片，还说，等你长到我的卵泡高了，再给你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