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城人物
一个地方人物的成长，外部因素固然有相当的塑造作用，而本土的地理、经济、文化环境和氛围，更有直接的作用，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榕城作为历史上揭阳县的核心区域，农耕文化、商业文化、儒家文化、海外文化交错相叠，熏陶之久，影响之深，从而形成一种勤劳刻苦、诚实淳朴，义利兼顾、灵巧精明，仁孝并举、忠贞不渝，敢冒风险、开拓创新的多维度、多层面的人文精神，其人物之杰出者，不但青史流芳，而且让岭海都因之增色，成为榕城作为新市核心区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资源。
一
自宋朝以降，榕城通过科举、行伍等途径而进入国家军政界服务的，代不乏人。他们以秉持良德、恪尽职守，或力挽狂澜、舍身成仁而名垂青史，为岐山榕水增添无限光彩。其代表人物有宋代的黄焕国、明代的郭之奇、清代的陈瑞芝和现代的许玉磬等。
黄焕国是榕城曲头人。宋绍定二年（1229），与弟黄时晦同成进士。由海丰县尉累升汀州通判、代理知州。他在汀州（今福建长汀）任职，正是当地连年自然灾害频发，“虔寇”猖獗的时期。所谓“虔寇”，就是江西赣州一带的匪盗，因为濒年天灾，民不聊生，所以南下抢掠成为灾民的职业。而抢掠范围则是东起汀州、漳州，西至潮州、惠州的广大地区。因为“虔寇”是有组织的队伍，人多势众，所过之处，几无完垒。汀州作为屡遭寇掠的重灾区，民众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黄焕国到任之后，立即组织、训练官兵与乡勇，提高自卫的力量，而在几次以弱抗强的反围剿中，他不但能够沉着指挥，而且经常身先士卒，手刃来敌。在其感召、鼓励之下，汀州民众奋起保卫家乡，终于使濒于绝境的家乡化险为夷。于是他被当地奉为“生佛”，在南安岩设牌位供奉。而家乡揭阳也把他奉为“乡贤”，并建“名贤公祠”以为纪念。
出生于东门的郭之奇，是明末“戊辰四俊”之一，在明朝，官至福建提学使。清兵南下后，他以其忠君的思想，投身“南明”流亡政权，被委任以武英殿大学士（类似丞相）的高职。在颠沛流离于广西、云南期间，为这个小朝廷的苟延残喘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后来跟随着退入缅甸，为当地政权出卖，被吴三桂的部队押至桂林，因屡屡拒绝投降，最终被杀害于城隍庙。临刑赋诗，以明忠贞不渝于朱明王朝之志，被后世尊为“南国文天祥”。清乾隆时，朝廷为收买人心，巩固政权，赐谥号“忠节”。东门直街的太史第、金马玉堂和郭氏大宗祠，都是跟郭之奇相关的旧物。
在2014年揭阳市举办的一个廉政研讨会上，韩山师范学院教授黄挺先生把陈瑞芝尊为揭阳历史上廉官的典范。这位过去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终于露出真容。陈瑞芝原名绳乔，是榕城第一富户陈泰兴家族的一位代表人物。他由捐输得官，而后被委任为梧州知府。广西的民变此起彼落，不曾间断。其中活跃于西江的“艇匪”队伍庞大，一次对陈瑞芝所在梧州城的包围，竟达三月之久。粮尽援绝的惨烈，到了全城的鼠蛇也被挖食一空的骇人听闻的程度。在这种艰苦卓绝的情况下，陈瑞芝一方面让儿子回家变卖全部家产购买粮食救济城民，另一方面向两广总督讨来救兵。在其坚持之下，一城民众避过了遭受血洗的厄难。然其家道自此衰落，而他自己也积劳成疾，等不及终老故园，但是他无怨无悔，以为是义不容辞的事情。过去因为历史的原因，陈瑞芝的事迹得不到宣传，今天正本清源，还其本来面目，给予其以应有历史地位的评定，使其成为政治人物的楷模，则为理所当然。现在东门双峰寺后“陈泰兴民居群”是陈瑞芝的故居，而城隍前“敦睦堂”则为其所手创。这些文物的存在，成为纪念陈瑞芝最好的场所。
彭湃夫人许玉磬，则是古城巾帼英雄的代表。她在读小学时就积极参加爱国活动，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1925）后，投身于彭湃、杨石魂领导的潮汕工农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参加过省港罢工活动。1926年任揭阳县妇女解放委员会主席，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18岁。与彭湃结婚后，继续从事潮汕青年妇女工作。1927年4月，化名刘碧清参加在武汉召开的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会议，亲聆毛泽东、任弼时报告。而后参加南昌起义，随军回潮。南昌起义失败后，她参与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的创建。受挫之后，夫妇率革命武装转入南山区继续战斗，辗转于惠来、普宁、潮阳各地发动青年参加革命武装。1929年5月，她随彭湃调上海中共中央机关，负责交通、联络和机密工作。8月，彭湃为革命献身之后，她受派潜回潮梅，任东江妇女解放运动委员会主席，在大南山一带开展活动。翌年春，当选为中共东江特委委员，主管妇运工作。1932年2月初，因叛徒告密，突围普宁大坝杜宁村时，遭国民党当局所捕，受尽严刑拷打仍坚贞不屈，最后被杀害于汕头市郊，时年24岁。
二
榕城是名副其实的美术之乡。自宋代以来，以书画、工艺或者建筑艺术名世者，不绝如缕，而书画与工艺创作的人才尤众，而且都有较高的成就。形成了特有的艺术特色和艺术精神。总体而论，就是平民世俗，大众感性；多元取向，兼容气度；清和柔美，清新雅致；追求新潮，力求创新。
以近现代而论，代表性作者有林伯虔（书法）、林天均（书画）、孙裴谷（国画）、林巧莲（剪纸）、林西科和黄开贤（木雕）等。
林伯虔，字钦甫，光绪十七年（1891）举人，以才华卓越而曾为潮阳西园文学教师。后回揭阳，受聘主持教育改革工作，创立新式小学若干所。诗文书画都知名于时，尤以书法行草朴厚遒劲，自成风格为时人所珍。
有“岭东画界一代名匠”之誉的林天均，别署无我庐主。少年时跟本县工笔画家杨柳芳学画。辛亥革命起，投笔从戎，参与潮汕之役。后游学上海，入吴昌硕画室，艺诣大增。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上海举办画展，以画风朴拙，写古人物简练传神而声誉鹊起。抗战前夕，渡洋赴泰办展，归家后以专业创作营生。在当时，潮汕画风颇受闽派影响，林氏以海派意象融入，得以辟出蹊径。所作人物花卉别具一格，有较高的审美趣味。
孙裴谷是揭阳近代画坛的后起之秀。他早年师从名家郑鼎新、杨柳芳、林亦华。光绪末年进汕头同文书院深造。民国初年赴东南亚任教美术，手创新加坡华侨美术学院，自任院长。返国后赴上海，师事名家王震、谢公展、张善子，并与王个簃、诸闻韵、潘天寿等友善，由于虚心好学，画艺大进。民国二十年（1931）返回潮汕后，执教韩师、揭阳真理中学等处，于本地及厦门、梅县各处举办画展，都获得极高声誉。孙裴谷作为岭东画派的创始人，其技艺由门人邱及、刘昌潮、王兰若、孙斌、林堉等所传承、传播和发展，而成为今日潮汕画风的主流。
除书画创作以外，揭阳的工艺创作也历史悠久、特色鲜明，代有名匠，构成美术界的半壁江山。因为我们已在美术的专题中，对各类艺术的成就及代表人物作了扫描式的简介，这里只对木雕方面的个别代表性人物作些罗列，以反映揭阳在这方面的人才面貌。
揭阳木雕工艺历史既长，从艺人物也众，其佼佼者辈出，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近代的林西科、黄开贤是具有代表性的匠师。林西科是榕城人，从小学艺，且为专业，后设“两合”木雕店于史巷，以擅长雕刻官府和科第人家旗杆的“双龙抢宝”享誉。其所创作的揭阳学宫石柱盘龙，曾于新中国成立之初代表潮汕木雕水平，送赴北京展览，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艺术成就。
与林西科擅长雕龙不同，同是榕城工匠的黄开贤精于雕蟹。他以揭阳北门关帝庙拜亭的镂空半边梁托海蟹，开启了潮汕木雕这一后来成为经典的题材创作，其后为潮州安济圣王庙雕刻“篮蟹”，中镂海蟹20余只，俱各栩然欲动，而篮纹篾眼，几可乱真，成为潮汕近代木雕的经典作品。此后不久，他又与同城谢国强等合刻棉湖凤湖祠“七子上京”画屏，构图疏密有韵，人物闲动传神，堪称木雕神品。
林西科的儿子林武雄与及门弟子郭燕腾，也在木雕技艺的传承与创新上各有成绩。郭燕腾所作人物戏屏，清供博古，神韵俱佳，在艺术上可谓是青出于蓝。他和林应足合作的《梅花喜鹊》，被选陈列于人民大会堂广东厅；与其他人合作的《贾元春探亲》，再现了大观园园庭景物及各式人物的神态，可谓煌煌巨制。其作为香港九龙好世界酒家的主体陈列精品，一直受到中外人士的一致好评。
三
无论从政从商，习工习艺，榕城人所接受的，都是以儒家文化为底色，具有世俗特点的教育，都有着诚信务实、甘于奉献的气质。
嘉庆时人陈振文，字秋启，出生于一个普通人家，其特异之处是自幼聪颖，“读书不求甚解，而能识其精义”。及长，看到“海禁初弛”，有了发展生意的契机，遂以全家节俭所得的一点积蓄，“创置海舶，贸迁有无，并设泰兴字号，广为延揽四方之货”。由于坚持诚信待人，合理让利，一时间潮汕西部地区、兴梅一带的各种货物，“蚁集而蜂屯者，咸以泰兴为垢之垤，蜜之脾”，于是“业日益隆，声日益振，数畜以对，邑中推为巨擘”。成为揭阳首富之后，除了屡捐巨资，兴建族业之外，“有关于地方公益者”，无不带头参与，“若道路，若桥梁，若祠宇，崎岖者平之，倾圮者植之，颓废者葺之，但有利于社会，不稍吝其资财”。当时的潮州知府、潮梅观察使先后赠以“好义可风”“义以为尚”的匾额以示奖励。而他倾尽家财以助其儿子陈瑞芝固守梧州城的事迹更是可歌可泣。
郭之奇八世孙郭升裕，也是榕城一位“以家贫，舍儒而贾”而成巨富的人物。与其他深受传统教育的家乡先贤一样，他把公益事业建设当己任，“邑之文庙、书院、会馆、街亭、津梁之建葺与夫善堂、义冢、育婴、恤寡、济贫、施丐之周急，凡力所能为者，行之数十年不倦”。他在福建某州做着州知州的儿子郭绍唐，也秉承了乃父之风。在家乡度假时，刚好丁日昌在揭阳发动筹办“晋赈捐输”，他首捐巨款，为邑绅做榜样。后来接受委派解押赈款银10万两赴天津，其羡余例有千金，也遵父命悉数缴公。李鸿章特别嘉奖以“忠信廉洁”四字，让其作为家训。光绪七年（1881）丁日昌倡修北门关帝庙，郭绍唐又认捐了主要的费用。郭氏父子留下来的旧居，就是近年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甲东里。
民国时代乡绅姚梓芳、孙淑资、吴香谷等，都在官场、文事上有所建树，都热心乡邦文化建设，参与过县长谢鹤年主持的涵元塔、黄岐山塔、中山公园等的维修与创建，都对重刊《揭阳县志》、保留地方文献有功。
著名画家十万山人（孙星阁）之父孙树梅，也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幼时即从舅父——道光朝武举人、嵩山少林传人郑观灏习艺。同治间设武馆于榕城。何子因、林堉、吴绿素等民国揭阳军界、武林的“风云人物”皆出其门。孙树梅克绳父业，以伤科行世，医术精湛，而为人谦和，喜排难解纷，为邑人推重。他的弟子吴绿素，曾在西马路赖蔡宫擂台挫败盘踞其间数年的江西某教头，为南枝拳传入揭阳之前的揭阳武林英杰。何子因则为军界闻人，曾随城西林保（东屏，俗称“补炉窗大人”）守江阴，任管带。后回城督办团练，辛亥革命起义，率师光复榕城。
四
一个地方的“人物”，由本籍与寓贤构成。寓贤或因任官，或因任教，或因军旅，或因商贸而来，对于所寓之地有所贡献，有所影响，所以也是居留地人物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对于这些寓贤的评价，可以不问乡里籍贯，不问出身经历，不问任期长短，不问政绩好坏，只有一个标准：是否为民众做了有益的事。只要他为一方的民众做了好事，哪怕他的居留短至一两天，民众仍会铭记他。揭阳学宫后部“周恩来同志革命活动旧址”的建设，以及历史上有过的名宦祠、彭公祠、冯公祠、曾公祠等的建设，就都是明显的事例。
诚然，揭阳有着深远影响的寓贤，以职官为主。如创县知县南宋人孙乙，建设城池的第一人元末达鲁花赤答不歹，平息寇患的明朝中期知县陈爵，综合贡献突出的明末知县冯元飚，舍身救民的清初三知揭阳县事张晓，文化建设成就突出的清朝中期知县广西临桂刘业勤等。
家喻户晓的当推明末知县冯元飚。这位浙江慈溪进士二十三四岁即知揭阳县事，在任五六年间，既多次抗击山、海之寇的侵扰，又兴修学宫、城池、县衙，创建涵元塔，最让揭阳人感动的是天启七年（1627）揭阳大旱，田园即将失收。他设坛求雨，十日未见雨露，他愤而下檄，指责神祇，声称不顺民众的神明不足祭祀，又到黄岐山巅向天疾呼，说上天可降罪于县令，不应让田园干旱，以害无辜。这样的“毒咒”，在当时，一般人是不敢发的。但冯元飚为了民生，几乎到了“视死如归”的地步。也许真的感动了上苍，当晚即有倾盆大雨，田禾复苏。人民因此对冯县令就感恩戴德了。加上冯县令有个美丽的侍妾被原配害死，他造坟建庵以纪念，表现了忠贞的爱情，也赢得群众的同情与崇敬，所以冯太爷的故事，至今榕城皆能传。
还有一位鲜为人知，但其实对保护榕城有着重大功绩的清朝首任知县，三知揭阳县事的秀水人张晓。张晓字岳阳，浙江秀水人，清顺治四年（1647），以“人才”随军到揭阳，任知县。上任时，政局十分混乱，清军、南明军以及农民军都拥有一定力量，抢掠不息，战火纷飞，政权屡易。他奔走于各个势力之间，晓以利益，甚至孤身进入九军兵营，劝之勿使生灵涂炭。正是依靠他的努力，终于使“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揭阳城得以慢慢恢复了正常秩序，人民脱离了水深火热。对于这位心中装着人民的知县，稍后编修的《揭阳县志》给予其“洁己秉公，爱民如子”的高度评价。而群众则在城中建设张祠以纪念之。
在文化建设上，办实事最多的则是乾隆年间在揭阳任两任知县的刘业勤了。现在榕城那些已经评上，或称得上文物的历史建筑，如揭阳学宫、城隍庙、天后宫、关帝庙、雷神庙等，无一不是经过他的修缮或扩建。特别是他捐款二千元，委托举人李世参董理工程事务而创建的榕城书院（今揭阳一中前身），对揭阳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不可抹杀的历史贡献。可惜在其调走之后，整个政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兵燹迭至，民生凋敝，以至于对一个贡献可称最大的人，却没有专门的建筑予以纪念。这倒是揭阳的遗憾。
至于明代嘉靖初年由御史贬为揭阳县主簿的著名理学家季本，后来迁长沙知府，成了岳麓书院的学术台柱；明朝末年由给事贬为揭阳添注典史的哲学家高攀龙，后来成了著名的东林党领袖，在揭阳留下了“部衙”的古宅与“攀龙坊”的历史地名，但深度开发则未展开。
这些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在创造揭阳历史文化上付出了自己的汗水和智慧，他们的精神已成为历史文化名城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