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城人物

水城人物

一个地方人物的成长,外部因素固然有相当的塑造作用,而本土的地理、经济、文化环境和氛围,更有直接的作用,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榕城作为历史上揭阳县的核心区域,农耕文化、商业文化、儒家文化、海外文化交错相叠,熏陶之久,影响之深,从而形成一种勤劳刻苦、诚实淳朴,义利兼顾、灵巧精明,仁孝并举、忠贞不渝,敢冒风险、开拓创新的多维度、多层面的人文精神,其人物之杰出者,不但青史流芳,而且让岭海都因之增色,成为榕城作为新市核心区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资源。

自宋朝以降,榕城通过科举、行伍等途径而进入国家军政界服务的,代不乏人。他们以秉持良德、恪尽职守,或力挽狂澜、舍身成仁而名垂青史,为岐山榕水增添无限光彩。其代表人物有宋代的黄焕国、明代的郭之奇、清代的陈瑞芝和现代的许玉磬等。

黄焕国是榕城曲头人。宋绍定二年(1229),与弟黄时晦同成进士。由海丰县尉累升汀州通判、代理知州。他在汀州(今福建长汀)任职,正是当地连年自然灾害频发,“虔寇”猖獗的时期。所谓“虔寇”,就是江西赣州一带的匪盗,因为濒年天灾,民不聊生,所以南下抢掠成为灾民的职业。而抢掠范围则是东起汀州、漳州,西至潮州、惠州的广大地区。因为“虔寇”是有组织的队伍,人多势众,所过之处,几无完垒。汀州作为屡遭寇掠的重灾区,民众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黄焕国到任之后,立即组织、训练官兵与乡勇,提高自卫的力量,而在几次以弱抗强的反围剿中,他不但能够沉着指挥,而且经常身先士卒,手刃来敌。在其感召、鼓励之下,汀州民众奋起保卫家乡,终于使濒于绝境的家乡化险为夷。于是他被当地奉为“生佛”,在南安岩设牌位供奉。而家乡揭阳也把他奉为“乡贤”,并建“名贤公祠”以为纪念。

出生于东门的郭之奇,是明末“戊辰四俊”之一,在明朝,官至福建提学使。清兵南下后,他以其忠君的思想,投身“南明”流亡政权,被委任以武英殿大学士(类似丞相)的高职。在颠沛流离于广西、云南期间,为这个小朝廷的苟延残喘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后来跟随着退入缅甸,为当地政权出卖,被吴三桂的部队押至桂林,因屡屡拒绝投降,最终被杀害于城隍庙。临刑赋诗,以明忠贞不渝于朱明王朝之志,被后世尊为“南国文天祥”。清乾隆时,朝廷为收买人心,巩固政权,赐谥号“忠节”。东门直街的太史第、金马玉堂和郭氏大宗祠,都是跟郭之奇相关的旧物。

在2014年揭阳市举办的一个廉政研讨会上,韩山师范学院教授黄挺先生把陈瑞芝尊为揭阳历史上廉官的典范。这位过去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终于露出真容。陈瑞芝原名绳乔,是榕城第一富户陈泰兴家族的一位代表人物。他由捐输得官,而后被委任为梧州知府。广西的民变此起彼落,不曾间断。其中活跃于西江的“艇匪”队伍庞大,一次对陈瑞芝所在梧州城的包围,竟达三月之久。粮尽援绝的惨烈,到了全城的鼠蛇也被挖食一空的骇人听闻的程度。在这种艰苦卓绝的情况下,陈瑞芝一方面让儿子回家变卖全部家产购买粮食救济城民,另一方面向两广总督讨来救兵。在其坚持之下,一城民众避过了遭受血洗的厄难。然其家道自此衰落,而他自己也积劳成疾,等不及终老故园,但是他无怨无悔,以为是义不容辞的事情。过去因为历史的原因,陈瑞芝的事迹得不到宣传,今天正本清源,还其本来面目,给予其以应有历史地位的评定,使其成为政治人物的楷模,则为理所当然。现在东门双峰寺后“陈泰兴民居群”是陈瑞芝的故居,而城隍前“敦睦堂”则为其所手创。这些文物的存在,成为纪念陈瑞芝最好的场所。

彭湃夫人许玉磬,则是古城巾帼英雄的代表。她在读小学时就积极参加爱国活动,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1925)后,投身于彭湃、杨石魂领导的潮汕工农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参加过省港罢工活动。1926年任揭阳县妇女解放委员会主席,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18岁。与彭湃结婚后,继续从事潮汕青年妇女工作。1927年4月,化名刘碧清参加在武汉召开的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会议,亲聆毛泽东、任弼时报告。而后参加南昌起义,随军回潮。南昌起义失败后,她参与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的创建。受挫之后,夫妇率革命武装转入南山区继续战斗,辗转于惠来、普宁、潮阳各地发动青年参加革命武装。1929年5月,她随彭湃调上海中共中央机关,负责交通、联络和机密工作。8月,彭湃为革命献身之后,她受派潜回潮梅,任东江妇女解放运动委员会主席,在大南山一带开展活动。翌年春,当选为中共东江特委委员,主管妇运工作。1932年2月初,因叛徒告密,突围普宁大坝杜宁村时,遭国民党当局所捕,受尽严刑拷打仍坚贞不屈,最后被杀害于汕头市郊,时年24岁。

榕城是名副其实的美术之乡。自宋代以来,以书画、工艺或者建筑艺术名世者,不绝如缕,而书画与工艺创作的人才尤众,而且都有较高的成就。形成了特有的艺术特色和艺术精神。总体而论,就是平民世俗,大众感性;多元取向,兼容气度;清和柔美,清新雅致;追求新潮,力求创新。

以近现代而论,代表性作者有林伯虔(书法)、林天均(书画)、孙裴谷(国画)、林巧莲(剪纸)、林西科和黄开贤(木雕)等。

林伯虔,字钦甫,光绪十七年(1891)举人,以才华卓越而曾为潮阳西园文学教师。后回揭阳,受聘主持教育改革工作,创立新式小学若干所。诗文书画都知名于时,尤以书法行草朴厚遒劲,自成风格为时人所珍。

有“岭东画界一代名匠”之誉的林天均,别署无我庐主。少年时跟本县工笔画家杨柳芳学画。辛亥革命起,投笔从戎,参与潮汕之役。后游学上海,入吴昌硕画室,艺诣大增。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上海举办画展,以画风朴拙,写古人物简练传神而声誉鹊起。抗战前夕,渡洋赴泰办展,归家后以专业创作营生。在当时,潮汕画风颇受闽派影响,林氏以海派意象融入,得以辟出蹊径。所作人物花卉别具一格,有较高的审美趣味。

孙裴谷是揭阳近代画坛的后起之秀。他早年师从名家郑鼎新、杨柳芳、林亦华。光绪末年进汕头同文书院深造。民国初年赴东南亚任教美术,手创新加坡华侨美术学院,自任院长。返国后赴上海,师事名家王震、谢公展、张善子,并与王个簃、诸闻韵、潘天寿等友善,由于虚心好学,画艺大进。民国二十年(1931)返回潮汕后,执教韩师、揭阳真理中学等处,于本地及厦门、梅县各处举办画展,都获得极高声誉。孙裴谷作为岭东画派的创始人,其技艺由门人邱及、刘昌潮、王兰若、孙斌、林堉等所传承、传播和发展,而成为今日潮汕画风的主流。

除书画创作以外,揭阳的工艺创作也历史悠久、特色鲜明,代有名匠,构成美术界的半壁江山。因为我们已在美术的专题中,对各类艺术的成就及代表人物作了扫描式的简介,这里只对木雕方面的个别代表性人物作些罗列,以反映揭阳在这方面的人才面貌。

揭阳木雕工艺历史既长,从艺人物也众,其佼佼者辈出,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近代的林西科、黄开贤是具有代表性的匠师。林西科是榕城人,从小学艺,且为专业,后设“两合”木雕店于史巷,以擅长雕刻官府和科第人家旗杆的“双龙抢宝”享誉。其所创作的揭阳学宫石柱盘龙,曾于新中国成立之初代表潮汕木雕水平,送赴北京展览,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艺术成就。

与林西科擅长雕龙不同,同是榕城工匠的黄开贤精于雕蟹。他以揭阳北门关帝庙拜亭的镂空半边梁托海蟹,开启了潮汕木雕这一后来成为经典的题材创作,其后为潮州安济圣王庙雕刻“篮蟹”,中镂海蟹20余只,俱各栩然欲动,而篮纹篾眼,几可乱真,成为潮汕近代木雕的经典作品。此后不久,他又与同城谢国强等合刻棉湖凤湖祠“七子上京”画屏,构图疏密有韵,人物闲动传神,堪称木雕神品。

林西科的儿子林武雄与及门弟子郭燕腾,也在木雕技艺的传承与创新上各有成绩。郭燕腾所作人物戏屏,清供博古,神韵俱佳,在艺术上可谓是青出于蓝。他和林应足合作的《梅花喜鹊》,被选陈列于人民大会堂广东厅;与其他人合作的《贾元春探亲》,再现了大观园园庭景物及各式人物的神态,可谓煌煌巨制。其作为香港九龙好世界酒家的主体陈列精品,一直受到中外人士的一致好评。

无论从政从商,习工习艺,榕城人所接受的,都是以儒家文化为底色,具有世俗特点的教育,都有着诚信务实、甘于奉献的气质。

嘉庆时人陈振文,字秋启,出生于一个普通人家,其特异之处是自幼聪颖,“读书不求甚解,而能识其精义”。及长,看到“海禁初弛”,有了发展生意的契机,遂以全家节俭所得的一点积蓄,“创置海舶,贸迁有无,并设泰兴字号,广为延揽四方之货”。由于坚持诚信待人,合理让利,一时间潮汕西部地区、兴梅一带的各种货物,“蚁集而蜂屯者,咸以泰兴为垢之垤,蜜之脾”,于是“业日益隆,声日益振,数畜以对,邑中推为巨擘”。成为揭阳首富之后,除了屡捐巨资,兴建族业之外,“有关于地方公益者”,无不带头参与,“若道路,若桥梁,若祠宇,崎岖者平之,倾圮者植之,颓废者葺之,但有利于社会,不稍吝其资财”。当时的潮州知府、潮梅观察使先后赠以“好义可风”“义以为尚”的匾额以示奖励。而他倾尽家财以助其儿子陈瑞芝固守梧州城的事迹更是可歌可泣。

郭之奇八世孙郭升裕,也是榕城一位“以家贫,舍儒而贾”而成巨富的人物。与其他深受传统教育的家乡先贤一样,他把公益事业建设当己任,“邑之文庙、书院、会馆、街亭、津梁之建葺与夫善堂、义冢、育婴、恤寡、济贫、施丐之周急,凡力所能为者,行之数十年不倦”。他在福建某州做着州知州的儿子郭绍唐,也秉承了乃父之风。在家乡度假时,刚好丁日昌在揭阳发动筹办“晋赈捐输”,他首捐巨款,为邑绅做榜样。后来接受委派解押赈款银10万两赴天津,其羡余例有千金,也遵父命悉数缴公。李鸿章特别嘉奖以“忠信廉洁”四字,让其作为家训。光绪七年(1881)丁日昌倡修北门关帝庙,郭绍唐又认捐了主要的费用。郭氏父子留下来的旧居,就是近年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甲东里。

民国时代乡绅姚梓芳、孙淑资、吴香谷等,都在官场、文事上有所建树,都热心乡邦文化建设,参与过县长谢鹤年主持的涵元塔、黄岐山塔、中山公园等的维修与创建,都对重刊《揭阳县志》、保留地方文献有功。

著名画家十万山人(孙星阁)之父孙树梅,也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幼时即从舅父——道光朝武举人、嵩山少林传人郑观灏习艺。同治间设武馆于榕城。何子因、林堉、吴绿素等民国揭阳军界、武林的“风云人物”皆出其门。孙树梅克绳父业,以伤科行世,医术精湛,而为人谦和,喜排难解纷,为邑人推重。他的弟子吴绿素,曾在西马路赖蔡宫擂台挫败盘踞其间数年的江西某教头,为南枝拳传入揭阳之前的揭阳武林英杰。何子因则为军界闻人,曾随城西林保(东屏,俗称“补炉窗大人”)守江阴,任管带。后回城督办团练,辛亥革命起义,率师光复榕城。

一个地方的“人物”,由本籍与寓贤构成。寓贤或因任官,或因任教,或因军旅,或因商贸而来,对于所寓之地有所贡献,有所影响,所以也是居留地人物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对于这些寓贤的评价,可以不问乡里籍贯,不问出身经历,不问任期长短,不问政绩好坏,只有一个标准:是否为民众做了有益的事。只要他为一方的民众做了好事,哪怕他的居留短至一两天,民众仍会铭记他。揭阳学宫后部“周恩来同志革命活动旧址”的建设,以及历史上有过的名宦祠、彭公祠、冯公祠、曾公祠等的建设,就都是明显的事例。

诚然,揭阳有着深远影响的寓贤,以职官为主。如创县知县南宋人孙乙,建设城池的第一人元末达鲁花赤答不歹,平息寇患的明朝中期知县陈爵,综合贡献突出的明末知县冯元飚,舍身救民的清初三知揭阳县事张晓,文化建设成就突出的清朝中期知县广西临桂刘业勤等。

家喻户晓的当推明末知县冯元飚。这位浙江慈溪进士二十三四岁即知揭阳县事,在任五六年间,既多次抗击山、海之寇的侵扰,又兴修学宫、城池、县衙,创建涵元塔,最让揭阳人感动的是天启七年(1627)揭阳大旱,田园即将失收。他设坛求雨,十日未见雨露,他愤而下檄,指责神祇,声称不顺民众的神明不足祭祀,又到黄岐山巅向天疾呼,说上天可降罪于县令,不应让田园干旱,以害无辜。这样的“毒咒”,在当时,一般人是不敢发的。但冯元飚为了民生,几乎到了“视死如归”的地步。也许真的感动了上苍,当晚即有倾盆大雨,田禾复苏。人民因此对冯县令就感恩戴德了。加上冯县令有个美丽的侍妾被原配害死,他造坟建庵以纪念,表现了忠贞的爱情,也赢得群众的同情与崇敬,所以冯太爷的故事,至今榕城皆能传。

还有一位鲜为人知,但其实对保护榕城有着重大功绩的清朝首任知县,三知揭阳县事的秀水人张晓。张晓字岳阳,浙江秀水人,清顺治四年(1647),以“人才”随军到揭阳,任知县。上任时,政局十分混乱,清军、南明军以及农民军都拥有一定力量,抢掠不息,战火纷飞,政权屡易。他奔走于各个势力之间,晓以利益,甚至孤身进入九军兵营,劝之勿使生灵涂炭。正是依靠他的努力,终于使“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揭阳城得以慢慢恢复了正常秩序,人民脱离了水深火热。对于这位心中装着人民的知县,稍后编修的《揭阳县志》给予其“洁己秉公,爱民如子”的高度评价。而群众则在城中建设张祠以纪念之。

在文化建设上,办实事最多的则是乾隆年间在揭阳任两任知县的刘业勤了。现在榕城那些已经评上,或称得上文物的历史建筑,如揭阳学宫、城隍庙、天后宫、关帝庙、雷神庙等,无一不是经过他的修缮或扩建。特别是他捐款二千元,委托举人李世参董理工程事务而创建的榕城书院(今揭阳一中前身),对揭阳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不可抹杀的历史贡献。可惜在其调走之后,整个政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兵燹迭至,民生凋敝,以至于对一个贡献可称最大的人,却没有专门的建筑予以纪念。这倒是揭阳的遗憾。

至于明代嘉靖初年由御史贬为揭阳县主簿的著名理学家季本,后来迁长沙知府,成了岳麓书院的学术台柱;明朝末年由给事贬为揭阳添注典史的哲学家高攀龙,后来成了著名的东林党领袖,在揭阳留下了“部衙”的古宅与“攀龙坊”的历史地名,但深度开发则未展开。

这些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在创造揭阳历史文化上付出了自己的汗水和智慧,他们的精神已成为历史文化名城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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