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布鲁塞尔

（1842-1843．书信编号131-163）

埃热夫人学校——对比利时人的偏见——奔姨母丧——独返布市——“黑天鹅”埃热先生——可怕的孤寂——一次“真正的”忏悔

欧洲名城布鲁塞尔！当夏洛蒂隔海遥望时，它闪耀着一个未知世界的海市蜃楼般诱人的光辉；然而就近去看时，那光辉却像彩虹似的消退了。她怀着岛国的偏执，鄙弃当地的风土民情，尤其憎恶天主教制度。但第一年她还算过得愉快。她有艾米莉和泰勒姐妹做伴。她强烈的求知欲得到了满足，特别高兴的是，她受到她所崇敬的老师康斯坦丁·埃热的指导和赏识。一年后，姨母病逝，她和艾米莉回国奔丧，过后她独返布市。自此她陷入了思想感情上的严重危机。她和当地人的矛盾深化到敌对的程度。由于她不隐讳对埃热先生的热情（一种不自觉或半自觉但无疑是洁白无瑕的爱情），她遭到埃热夫人的忌恨和冷遇，饱受孤独、寂寞、无告的心灵创伤之苦，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这些情感经验后来赋予了她的作品以英国小说中前所未见的激情色彩。两年的游学，使她得以系统地研究并吸收了欧陆古典文学传统和浪漫主义文学新潮流的精神，在创作方法上有一个飞跃。两年的旅欧经历，也扩大了视野、启开了思路、丰富了阅历，直接为她的四部小说中的半数（《教师》和《维莱特》）积累了素材，供应了主题。因此，这两年对她个人和文学创作生涯都是至关重要的。可惜由于内心生活的隐秘性质，这一过程在这一时期的书信里甚少直接的表露，但也不无蛛丝马迹可寻。

131．致埃伦·纳西

（1842年5月）

如今人们时兴给异国的友人寄去大批的白纸，以代替写信。

一两个星期以前，我满26周岁。在生命的这个成熟阶段，我当上了一名女学童，地地道道的女学童，而且总的说来，这身份使我感到很快活。起初，要我听从权威而不是行使权威，服从命令而不是发布命令，颇有些奇怪；可我喜欢这种状态。我像一头长时间嚼着干草的牛，一下子回到新鲜的青草上来那样贪食。别笑话这个比喻。我的天性倾向于服从而不倾向于发号施令。

这是一所大学校，约有40名走读生，20名住校生。校长埃热夫人在思想类型、文化素养和才智资质方面都和凯瑟琳·伍勒女士1大抵相同。但我想，那些严峻的方面有所缓和，因为她不曾遭到失意，因而脾气没有变得乖僻。一句话，她是位已婚妇女而不是老小姐。学校里有三位专任教师——白兰施小姐、索菲小姐和玛丽小姐。前两位性格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一个是老姑娘，另一个行将成为老姑娘。玛丽小姐有才能、有独创性，可是态度专断、招人讨厌，全校师生除艾米莉和我，都把她恨之入骨。有不下7位特约教师来校教各门课程——法语、绘画、音乐、唱歌、写作、算术、德语。整所校舍里清一色是天主教徒，只我们两个和另一个姑娘不是。……国别和宗教的差异，如同一道宽阔的鸿沟，把我们和其余的人隔开。我们在众人中完全是孤独的。不过我从不感到不快乐；我目前的生活，比起当家庭教师的生活来，是十分愉快、十分投合我的天性的。我的时间老是占得满满的，过得飞快。截至目前，艾米莉和我身体都健康，能够好好地工作。我还没有谈到一个人——埃热先生，夫人的丈夫。他是修辞学教师，一个智力雄厚的人，可是脾气异常暴躁易怒；一个矮小黝黑的丑八怪，一张脸上表情瞬息万变。有时他借用一只发疯的雄猫的模样，有时又借用一头癫狂的豺狗的神态；偶尔，但很罕见，他抛开了这些危险的诱人的表情，采用了一副距温文尔雅的绅士派头相去无几的风度。此刻他正冲我发怒，因为我做的一篇翻译，得到他一个“很不准确”的批语。他没有说，而是把这批语写在我的本本边上，并用简短而严厉的语句问我，我做起作文来总比翻译好，这是为什么？还说，这在他看来似乎难以解释。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几星期前，有一次他大发脾气，命我把一篇特难的英文东西译成法文，却不许翻词典或语法书。于是，这份作业就相当艰巨，我不得不有时夹进一两个英文单词。他看到这些单词，气得眼珠子都暴出来了。艾米莉和他半点也合不来。每当他冲着我凶神恶煞时，我就哭，于是转危为安、万事大吉。艾米莉像头牛似的拼命苦学，她得克服很大的困难，比我遇到的困难大得多。确实，到一所法语学校来学习的人，应该事先获得相当的法语知识，否则就要损失许多时间，因为课程是为本地人而不是为外国人开设的，而在大的学校里，人家不会为一两个外国人改变通常的课程。埃热先生自愿给我们上几节单独辅导课，我想这大概被视为一个很大的优惠；我看得出，这事在学校里已经招惹了不少闲话和眼红。

……布鲁塞尔是座美丽的城市。比利时人憎恶英国人。他们表面上的道德观念比我们更严谨。她们用带子把胸衣束得紧紧的，脖子上如果不系一条领巾，就会被认为是令人厌恶的不雅。

137．致埃伦·纳西

（1842年7月）

我怀疑我是否要在9月回家。埃热夫人建议我和艾米莉两个都留下再读半年。她打算辞退现有的英语教师，让我担任英语教师，同时也让艾米莉每天用一部分时间教几个学童音乐。作为酬劳，我们可以继续学习法语和德语，并免缴伙食费，但不另付工资。在布鲁塞尔这样一座自私的大城市，在这所容纳了90名学生（包括住校生和走读生）的自私的大学校，这个建议应该说是友善的，包含着某种程度的关怀，应该报以感激。因此我倾向于接受，你意如何？……

我不否认，我有时情愿回到英国，或者说，一阵阵短暂的乡思袭击着我，但总的说，截至目前，我勇气十足地顶住了。我在布鲁塞尔过得快乐，因为我总在忙着我喜欢的事。艾米莉在法语、德语、音乐和绘画方面有长足进步。埃热先生和夫人开始认识到她那特异的个性中包含着的可贵品质。

比利时人的民族性如果可以用校内多数女生的性格来衡量，那么，这就是一种异常冷漠、自私、肉欲、低贱的性格。加之，她们专好兴风作浪，教员难以管理。她们的道德原则腐朽透顶。我们总是远远躲开她们；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因为我们额头烙有新教和英国国教的印记。

人们常说，新教徒到天主教国家住长了，会有改宗信仰的危险。凡是受到诱惑想改宗天主教的人，我奉劝他们渡海到大陆上来，用一段时间来望弥撒，细细观摩那些可笑的哑剧表演，欣赏一下所有的神父那愚蠢的、贪婪的面孔；这时候，如果他们还看不出教皇制度不过是一宗最虚弱而幼稚的骗局，那就请他们马上改宗天主教好啦。我认为卫理公会、教友会以及形形色色极端的高、低教会都是愚蠢的，可是罗马天主教压倒了所有这一切。

不过，让我告诉你，有些天主教徒却不差似任何新教徒（那些新教徒从来不翻开《圣经》），甚至远胜过许多新教徒。

155．致埃伦·纳西

（1843年4月1日）

你没有同我一道来布鲁塞尔，我不遗憾。要是我看到你像我这样冷得索索发抖，看到你的手脚像我这样冻得又红又肿，我只会加倍难受。我能打熬得住，不烦躁，只是变得麻木和沉默了。可是如果你在布鲁塞尔熬过一冬，你会病倒的。不过，较和煦的天气终于来到了，我希望你来这里，然而我从来没有也不过于热切地催你前来。在这里，需要忍受许多匮乏和屈辱。生活是单调的、日复一日毫无变化的，尤其是经常有一种身处人群中的孤独感——一个新教徒，外国人，不管当教师还是当学生，总是一个孤孤单单的人。我说这话，并非自叹命途多舛。因为，虽然我承认目前的职位有某些不利因素，但世上哪有一种职位没有不利因素呢？每当我回过头来比较一下我的现在和我的过去——我在这里的地位和我在西治威克太太家或怀特太太家的地位——我就感恩知足了。你上次信中有句话，一时惹得我心头火冒三丈。起初，我认为这话不值一驳；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后来，我决定一劳永逸地作答。你的话好像是：“有那么三四个人，认为勃朗特小姐未来的夫婿是在大陆上。”这些人比我聪明。他们不相信，我重渡海峡，仅仅是为了回到埃热夫人学校当一名教员。认定我甘愿放弃英国的50镑年薪，来就比利时的16镑年薪，必定怀有某种更强有力的动机，而不仅仅是为了对我的老师师母表示尊敬，对他们的善意表示感激。毫无疑问，我一定怀着某种渺茫的希望，要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为自己猎取一个丈夫。这些慈悲为怀的仁人君子若是知道我在此间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除埃热先生外从不跟任何男士说话，而且跟他也很少说话，他们也许不再以为，这种异想天开毫无根据的念头曾经支配着我的行踪。我说够了吗？足以为自己洗清这种愚蠢的诋毁了吗？我不是说，结婚是一桩罪恶，或结婚的愿望是一桩罪恶。可是对于既无财产又无姿色的女人，把结婚当作她们的愿望和希冀的主要目标，一切行动的指南，而不看看自己毫无吸引力可言，最好老老实实去考虑其他事情，而不要考虑婚姻问题，——那就是愚蠢，实为我所不齿。

156．致勃兰威尔·勃朗特

（1843年5月1日）

至于我嘛，我很好，照旧慢慢腾腾往前挪着步子。不过，我发觉我变得极端厌世和酸涩乖僻了。你许会说，这不是什么新闻，你从未见过我拥有相反的品质——慈悲为怀和甜甜蜜蜜。Das ist Wahr（译成英语，就是：这话不假）；但事实是，这儿的人实在糟糕透了。这所房子里的120名日常居民中，只有一两个值得一顾。并非我太吹毛求疵，实在因为她们缺乏起码的良好品质。她们没有头脑、不懂礼貌、脾气刁顽，又缺乏善意。她们简直等于零。我不恨她们——恨，这种感情用在她们身上还嫌太热烈。她们自己没有感情，也激发不起别人的感情。可是一个人日复一日无所喜、无所惧、无所爱、无所憎、无所在、无所为，真腻味透了。不错，我是在教书，有时为了她们的愚蠢而急得脸红。但不要以为我骂过人、发过脾气。要是我说话带点火气，像在罗海德学校有时表现的那样，她们会以为我疯了。这儿没有人动肝火。发火这种事是闻所未闻的。她们的血液里黏液太稠，无法沸腾起来。她们相互间的关系虚伪透顶，可绝少吵架拌嘴，而友谊则是她们不懂得的一桩荒唐事。这种普遍规律的唯一一个例外是埃热先生，那黑天鹅（埃热夫人不是一个例外，她老是冷冰冰的，满口大道理）。可是我现在很少同埃热先生讲话了，因为我既已不是学生，就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了。他不时还对我表示友好，塞给我大批的书，因此，我多少能得到一些愉快和乐趣，还得谢谢他。除了完全缺乏同伴，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的工作不是很重，有充分的自由，也很少受到干扰。我过着一种闲散逍遥的、死水般宁静的生活；一想到西治威克太太，我感到应该满足。……

有一种奇异的玄奥现象，每当黄昏，我独守空无一人的大宿舍，面对着一排排白幔高悬的床，我恍若回到了那些旧时意念、旧时面孔、阴曹地府的那些古老的景象。

又及，埃热先生适才进来，给了我一本德文《圣经》做礼物。我颇意外，因为许多天来他简直连话都没有跟我说。

162．致艾米莉·勃朗特

（1843年9月2日）

假期已过一大半，情况比我预料的略为好些。最近两周来，天气异常晴好，却也不像去年此时那么暴热。因此，我经常出去溜达，想多多熟悉布市街道。……

如果我成天独自待在学校，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我难免要陷入情绪沮丧的深渊。所以有时我走出校门，在布市的大街小巷信步踽踽，一走就是几小时。昨天我出城谒墓2后，又继续往前走了很远，登上一座小丘，极目望去，但见绵亘天际的田野，此外别无他物。回城时天已黄昏；可我实在不愿回到这所房子里，这儿没有一件东西是我关心的。于是我继续围绕着伊莎贝拉街，在邻近的街道上串来串去，躲开这所房子。走着走着，竟来到圣居都尔教堂跟前，教堂的钟——那钟声你是熟悉的——开始敲鸣晚祷。我独自走进教堂（你觉得这不像我干的事吧），在过道里徘徊。那儿只有几个老妪在做晚祷。我等候到晚祷开始。晚祷结束了，我还待在那儿。我不能离开教堂，或者强迫自己回家——就是说，回学校。忽然，我脑子里闪出了一个怪念头。在大教堂僻静的一角，还有六七个人跪在忏悔室的窗口前。在两个窗口里，我瞥见一位神父。我以为，一件事只要不是根本错误的，只要能调剂一下生活，给自己片刻的乐趣，那么做做也无妨。我幻想自己变成了一个天主教徒，去做一次真正的忏悔，看看那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是深知我的，你会觉得这事有点儿蹊跷吧？不过，人们离群独处，往往会生离奇的幻想。一个忏悔者正在专心致志地忏悔。忏悔者并不进入神父所在的那种斗室里去，而是跪在台阶上，隔着栏杆向神父忏悔。忏悔者和忏悔神父说话声都很低，几乎听不见。我看着两三个忏悔者去了又离开，然后我走了过去，在一个刚刚空下来的神龛里跪下。我还得等待十分钟，因为旁边有个我看不见的忏悔者。最后那人走了，栏杆里开了一扇木门，神父朝我侧过耳来。这时我不能不开口说话，可我一点也不知道忏悔开始时的那套惯语。这情景真够滑稽的。我感到恰似深夜独自来到泰晤士河上那样，茫茫然不知所措。我开始说，我是个外国人，自幼是新教徒。神父问，我现在是不是新教徒。不知怎地我不能说谎，便回答“是”。他说，那么我就不能“享受忏悔的神恩”。可我执意要忏悔，最后他同意了，因为这可能是我回到真正的教会的第一步。我确确实实做了一次忏悔——真正的忏悔。事毕，他告诉我他的地址，嘱我每天早晨到公园路他的寓所去，他将开导我，使我认识到做一个新教徒的错误和罪恶！！！我诚恳地答应了。不过当然，这段奇遇也就到此为止，我希望再也见不到这位神父。我想这事你最好不要告诉爸爸，他会不理解这只是一时的异想天开，也许以为我要变成一个天主教徒哩。

163．致艾米莉·勃朗特

（1843年10月1日）

现在是礼拜天的早晨。她们正望那偶像崇拜的“弥撒”，我待在餐厅里。我非常非常渴望我是在家中的饭厅里，或厨房里，或后房里，——我正在剁肉糜……你站在一旁，关照我把面粉加够，胡椒别放得太多，最最要紧的是，留出羊腿上最好的一块肉给“虎子”和“看守”3。“虎子”大概正在盘碟刀叉间跳来跳去，“看守”则立在厨房地上，好似一团烈火。要完成这幅画，还应该添上：塔比在吹火，要把土豆煮成糊糊！不过我眼下尚无意回家。我提不出一个真正的理由。这地方固然对我了无欢乐，可我不能未达既定目标就回家。我的目标不应只是找到一个职位就完事，那不啻跳出油锅又复跳进炉火。……你问起维多利亚女王访问布鲁塞尔的情况。我见到了她。她乘一辆六驾马车，一群士兵前呼后拥，在皇家大道上疾驰而过。她谈笑风生，非常愉快。她看上去是位欢快活泼的夫人，有点儿发福了，衣着十分朴素，并不显得声威赫赫或装腔作势。总的说，比利时人挺喜欢她。他们说，她一来，使沉闷的利奥波德国王的宫廷都变得活跃起来了，那儿向来是阴森森的，像个密教会堂。